一戰冗長暴力尾聲的三重劇目

在探討二戰起源時，人們習慣於陷入德國中心論，認為是過於嚴苛的和平條約導致德國心懷不滿，後來給了希特勒之流以崛起之機。這個說法由於受到大名鼎鼎的凱恩斯的加持，而幾乎成為定論。但事實上，如果只是德國心懷不滿，一個再強大、再被納粹強烈擴張情緒和復仇慾望所煽動的德國，也不足以顛覆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

納粹德國有其盟友，且不在少數，那就是那些同樣感到被虛偽的和不公平的凡爾賽和約所侮辱與損害的國家。奧地利無疑是其中之一。雖然二戰後奧地利傾向於把自己打扮成納粹德國的第一個受害者，但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忘不了奧地利人對德國士兵夾道歡迎的場景（對德國士兵夾道歡迎的場景，後來也出現在波羅的海三國和烏克蘭，雖然出於不同的原因，而且也未得到德國人的笑納）。

其實一戰結束後不久，一個從龐大的奧匈帝國殘骸中爬起來的奧地利就想與德國合併，而且認為這非常符合美國總統納爾遜所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但是拼盡全力才降服德國這頭戰爭怪獸的協約國們，顯然不肯看到一個戰敗的德國卻迎來了領土和人口以及經濟規模的擴張，因此否決了奧地利的全民公投結果。因此，在很多奧地利人和德國人看來，二戰爆發前夕德國和奧地利的合併是吞併也罷，是入侵也罷，無非是一戰後未遂的統一大業的最終完成，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 1848 年追求德意志統一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目標的追認。

而同樣是民族自決，捷克、羅馬尼亞等國的版本卻得到協約國的讚賞，這不得不讓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等國家確信，所謂民族自決，只不過是懲罰和肢解戰敗者的便利武器，而戰敗者是無權決定自己的命運的。

這樣的民族自決模式下版圖的重新劃分和民族自治範圍的確定，自然難以服眾，而幾乎所有新獨立國家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族群同質化，都無可避免地含有數目不等的少數族群，這不僅在當時就導致了各個新獨立國家間的爭鬥，而且還令不少國家內部的族群陷入曠日持久的紛爭。在這些紛爭中，在二戰時期大規模上演的種族滅絕、民族仇殺和反猶主義悉數登場。

因版圖和族群糾紛大打出手，只是一戰後冗長的暴力尾聲的劇目之一。在此之前，以德國為首的戰敗國已經因革命和反革命陣營之間血腥的博弈陷入了此起彼伏的內戰。當然，最大規模和最殘酷的內戰是在俄國上演的。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在歐洲範圍內激起了兩極分化的反應，那些痛恨本國統治者將民眾推入戰爭深淵的左翼人士開始投身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而那些保守勢力則懷著恐懼的心理認為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幽靈再度復活了，整個歐洲將再度陷入秩序崩塌庶民作亂的境地。

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曾一度希望德國等國的工人階級能響應他們的革命，從而促成世界革命的爆發。一段時間內，從德國到匈牙利到保加利亞再到芬蘭等，民眾起義的烽火似乎連成一片催生一個新世界的到來。然而，這些起義最終都或早或晚失敗了，或被本國的反動或保守勢力鎮壓下去，或被外國干涉所擊垮，或為兩者聯手絞殺。

這些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暴力劇目，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傷痕，撕裂了社會共識，也埋下了日後極右翼勢力反撲的伏筆。德國從戰場上歸來的士兵們認為自己並沒有戰敗，他們是被共產主義者、怯懦的和平主義者和心懷叵測的猶太人聯手出賣了。後來這些老兵們在 1930 年代幾乎無一例外地在各國成為極右翼勢力的主要後備軍，一旦在他們眼裡軟弱的資產階級政客無法解決國家面臨的危機，他們就隨時準備擁護像希特勒這樣的強人。

而半為事實、半為捏造和虛構的關於各國革命主要由猶太人領導的說法，在一戰後的歐洲大陸引發了一波反猶主義的浪潮，事後看起來簡直就是二戰期間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的預演。歷史學家們後來普遍認為，沒有其他國家的主動配合，僅靠德國法西斯是不可能如此高效地滅絕猶太人的，而這種根深蒂固而在一戰後那段時間更為熾熱的反猶主義，成為歐洲不少人士助紂為虐的根源。

而對他們心目中「未遂的布爾什維克擴張」的恐懼，在導致英法長期敵視蘇聯並寧願對納粹德國綏靖的同時，同樣也令中東歐一些小國的精英階層寧願妥協和投降，也不願彼此團結起來抵制德國的擴張。他們寧願與德國媾和，也不願意與蘇聯聯手，何況在他們看來與德國的合作，提供了一個矯正過往不公的絕佳機會。弔詭的是，蘇聯在二戰後在東歐地區的一些作為，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又坐實了反共恐懼症的合理性，從而又為冷戰的興起推波助瀾。

暴力的第三重劇目無疑是帝國的崩塌。以往人們更多將注意力集中在奧匈帝國的崩塌和由此導致的巴爾幹紛爭的錯綜複雜化。現在人們開始更多關注奧斯曼帝國的崩塌給中東地區帶來的長期影響。但人們還是較少關注德意志帝國的坍塌，所導致的德意志族群在一些新興民族國家淪為少數民族，及由此引發的紛爭，給後來希特勒納粹帝國的崛起提供的助力。也很少注意到一個族群相對同質的土耳其共和國在奧斯曼帝國廢墟上的崛起給希特勒帶來的啟示。有研究者指出，希特勒在一戰後就極為關注在安納托利亞地區所發生的一切。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在凱末爾領導下擊退協約國的干涉、廢除不平等條約和通過包括暴力驅逐在內的對希臘、亞美尼亞和庫爾德族群的打壓以建立一個「純粹」民族國家等一系列成功，給希特勒日後推行修約主義和「種族凈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靈感和激勵。

總之，幾乎所有在二戰中上演的劇目都可以在一戰冗長的暴力尾聲中找到前情或根源。那些在二戰期間煽動進攻和呼籲抵抗的領導階層，總是會拿一戰後那段歷史說事。比如芬蘭領導人在動員民眾抵抗蘇聯進攻時，就激昂地指出這是 1918 年那場沒有終結的戰爭的延續。坦率地說，在歐洲很多民眾的心目中，所謂二戰就是未完再續的一戰。

而一戰後暴力本身的大範圍蔓延和人們對其習以為常化，又為二戰中的對平民和戰鬥人員不加區分的殺戮和所謂總體戰奠定了不祥的基礎。人類即將迎來一個長時段的至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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