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中的社會視角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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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歷史問題的分析既需要歷史學研究方法，也需要社會視角等不同方法的綜合運用，它有助解釋李約瑟難題、中國傳統社會歷史變遷等歷史問題與現象。通過對特定歷史的社會分析，超越常識層面的局限性，分清問題的實質與層次，尋找到文明與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傳統歷史學缺失社會群體在歷史時間中的表現和有關聯的前後變遷的相關探究，因而社會動態分析必不可少。由於全球化的發展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走向，對人類社會進行整體的分析不僅是歷史解釋所必需，更是對人類未來的「歷史預測」的基本立場。
［關鍵詞］歷史問題 歷史規律性 李約瑟難題 社會視角
作者|劉華初，海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摘自《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 P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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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歷史的社會分析解析李約瑟難題
眾所周知，李約瑟在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時，針對宋朝技術水平遙遙領先於世界，而近代以來卻遠遠落後於西方的歷史事實，提出「李約瑟難題」：中國古代為何沒有產生科學？對於中國古代技術的「發達」，有歷史學家拿出一堆理由，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權制度、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為科技發展提供了條件；經濟方面，高度繁榮創造出規模性的社會需求，是科技推動力；文化傳統重視教育，為科技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頻繁的對外交往，特別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鑿空之旅」之後的絲綢之路，打通中西古代科技交流發展的通道，如此等等。而對於清末落後於西方列強的科技水平，歷史學家也給出一堆原因：封建制度對近代科學技術的抑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思想和政策制約科學技術的傳播發展；中國傳統技術本身存在缺陷，長期停留在靠個人經驗、直觀知識上，不能自覺地應用實驗手段尋根究底，技術也走不出手工和直觀的階段；再加近代中國的社會動蕩。
對於上面不同的回答，粗看起來後面所有的要素幾乎與前面的一樣，這豈不矛盾？再細一看，關於文化各方面相互作用的內在關係說得過於簡單，沒有充分揭示出其中彼此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而這可能恰恰就是問題的關鍵。外在表現為所謂文明的基本氣質和類型，就如一些文化學家對世界不同文明的分門別類。但是，外在表現形態一定有對應的內在結構和機制的區別。而這種對應關係的揭秘卻不是外在表現的歸類那麼容易了。實際上，對這個棘手而又十分重要的典型歷史問題的回答需要澄清如下一些問題：為什麼同樣的要素一方面成就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科技輝煌，另一方面又導致中國近代社會的科技暗淡。
從社會層面來看，不同的社會可能有不同的構成因素，科學是其一，一個社會的存在並不一定需要科學，但必需技術，譬如火的使用、工具製造，因為這是基本的生存需要，同時也是社會結構的物質性凝聚劑。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為，１５世紀之後的西方文明並不是單一方面有別於傳統文明，而是有整體上的不同，不管是新教倫理，「發端於加爾文教的英國清教徒為職業觀提供了最融貫系統的宗教依據」，還是鼓勵創造發明的商業精神、航海探索，都已經成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類型整體中的核心要素，而且相互影響。由此可見，對社會內部核心要素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歷史中的問題，畢竟歷史是關於人類社會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社會後期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近現代歷史有時間上的重疊，而我們仍在用現代基於科學技術之上的社會視野來看待中國傳統社會，這實屬一個時代性歷史錯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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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社會歷史變遷中的社會動態分析
革命時期的任何改良似乎都是難以令人滿意，難以撫平激動民心的。在我國近現代歷史中，儘管甲午戰爭之後有立憲派運動、各種請願活動等等，但是，這些運動大多是從上而下的，還沒有廣泛深入社會各階層，有些是看到自身統治岌岌可危的狀況，為了迎合革命趨勢而採取的一種暫時性緩解社會矛盾的舉措，即便有些人真心主張改革，那些有限度的讓步仍然不能避免被革命的浪潮所席捲的結果。革命既然發生，就不單單是小尺度、短時段、淺層次的動作，它的要求也就不單單是社會政治層面上的微調，革命性的歷史事件一定要在其相對應的層面上才可能理解，而不是基於眼前利益得失算計上的惋惜和遺憾可以告別的。一個社會內部的革命一定會從各個方面、各個層次波及到社會整體，這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部衝突有所不同，後者並不一定波及到國家內部的社會層面。有學者對鴉片戰爭背後的社會現狀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出讓人詫異的結論：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一次中國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戰爭，因為在深層的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方面滿清已經明顯地不能與英帝國對抗。
毫無疑問，對於一個社會而言，衝擊更大的當然是自然環境的巨大變化，因為它對於這個社會實體來說是外生變數，無法通過內部機制調整或消化。與文化層面相比較，自然環境的異常表現和外族的強大攻擊更為重要，雖然通常來說，自然環境的變遷周期要比文化波動周期更長，但中國歷史上的自然災害向來是一個難以把握的、不可忽視的突變因素。當然，對於傳統的王權政治來說，能否足夠快捷地自我調節，並應對外來衝擊則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因為，它絕不是像看起來的那樣只是一個軍事力量的轉化問題，而涉及軍事、政治、文化、社會等不同的層次之間的關係。跨層次的力量轉化問題並不等同於一個層次內的局部問題，這一點是古代王朝沒有認識到而最終滅亡的一個原因。
社會的變遷是流變的而不是靜止的，用靜態社會的結構要素說明動態的歷史是一種前歷史哲學的思維方式。氣候變化對草原部落生存空間的壓縮導致了游牧民族的南下壓力，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看南方開發是否具有足夠的生產力技術條件，如鐵犁牛耕的改良從而實現水系農田的深耕，灌溉技術的運用和管理，等等。而相對發達的文明政權如宋（相對於金），金（相對於蒙古），還沒有將發達的生產力文明要素轉化到小尺度的政治層面上來，從而避免與北方的衝突。
發達的文明實體在軍事上並不一定虛弱，但是在某些波動過程中，層級間力量的滲透和各自不同的運動規律可能引發混亂局勢，這會給其中的反序力量提供了顯現空間，可能一直隱而不發的內因將會得到激發機會。這個機會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於發達國家來說，是由於它自己缺乏突破技術瓶頸的能力。其二、對於整個社會說，它是一個積極的力量，是對社會發展不同路徑進行選擇的機制。站在微觀層上看，人們總是會想像地把整個社會某種時代性悲劇歸結到某一個政治人物或者某個利益集團的身上；但跳出來在宏觀層上有了開闊的視界，對社會問題的理解也就不同，糾纏在個人命運上對於一個國家和社會來說是沒有意義的，更為根本的還是個人或者集團所代表的社會力量之間的衝突，以及歷史時代為何會產生兩種不同而相互對抗的路線。馬克思唯物史觀運用生產力、生產關係等要素來解釋人類社會形態的變遷就是抓住了社會的最宏大要素，就是試圖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回答歷史發展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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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球化視野下的社會整體分析
就人類社會的整體歷史來說，雖然在古代就有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交流與文化傳播，但嚴格意義上的全球通史或者世界史是從近代（16世紀甚至晚至19世紀）才開始的。這涉及到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論題現代性問題，即由傳統農業社會轉向以現代工業為基礎的社會組織與社會生活方式的社會轉型，這種轉型雖然從歐洲開始，但呈現出向全球擴散的發展趨勢。根據吉登斯的看法，三大古典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馬克斯與塗爾干分別從理性、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等三個重要的方面對現代性進行了原創性的解釋，從而奠定了現代社會學的基本範式：解釋主義、批判主義與實證主義。
社會是一個分層次的整體，馬克思與韋伯的理論是絕大多數有關階級和分層的社會學分析的基礎。馬克思社會理論的核心概念「階級」是按照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來決定的，因為生產資料決定生活資料的生產。而韋伯也認同社會是以圍繞權力鬥爭與財富分配而展開的活動，但其中不只是經濟地位決定的階級，還有社會地位與黨派政治的參與。
每個社會作為一個實體，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必然產生衝突。沃勒斯坦在其《世界體系》里主要根據世界市場國家之間的相互競爭來定義全球化的分析層次，從而扁平化了三個層次階級關係、國家行為、世界體系，試圖把三者都壓縮在世界體系的動力模式中來獲得最終解決，顯然，經濟政權與政治、軍事外交、乃至文化思想都是密切相連的，因此政治、軍事外交等層次上的制度安排與國家經濟之間是相互作用的。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國家來說，即使高超的意識和文化也必須以社會自身的存在為前提。遺憾的是，古希臘群星燦爛的智慧大師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過度追求自我的精神和思想的小天地，而遺忘了自己身邊的其他社會群體的存在與訴求，他們時時刻刻都可能與自己發生衝突，毀滅自己。他們沒有將國家的命運置放在整個人類的社會之中，至少沒有尋找到如何在世界中生存下來的現實方法。就像尼采所說，過度的美德與過度的罪惡一樣，能毀滅一個民族瑏瑥。古希臘過度地追求小圈子內的民主生活、民主的形式，讓高昂的運作成本最終導致這個民族的毀滅。
如果說從社會變遷中能夠探尋歷史規律的話，那麼作為一個社會實體，它的任何行動都必須要保持自身的利益協調，而不能夠超越這個基本層面。即使在文明程度上看起來落後的部落，也是在基本的求生本能支配下對發達的文明進行頑強的抵抗或者少有成效的進攻，布洛赫對一種相當落後的文明最終抵抗失敗而緩慢地轉向一種新的信仰的內部原因進行了探究，並指出，「斯堪的納維亞人沒有相應的團體來對抗基督教民族組成的強大教士團體。各血緣群體或民族群體的首領是僅有的祭司。……對於首領來說，與遷徙運動和國家形成相聯的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對他們作為祭司的威望也許是個沉重打擊。……多神崇拜本身也使他們容易接受新的宗教，不管新的宗教來自何方。」總之，對歷史規律的探尋繞不過社會理論，繞不過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交流或對抗。
（插圖來源：全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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