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演員簡·方達：有害的並非「男性」，而是「男子氣概」

簡·方達（JaneFonda）有位著名的演員父親，母親則在她年幼時自殺身亡。她度過艱難的童年時光，成長為一名優秀的演員，並找到更大的人生目標，成為反戰和女權主義社會活動家。她在20世紀70年代榮獲兩次奧斯卡。80年代，她成為一名健身專家，90年代專註於非營利工作。2005年她重回大熒幕，出演了奈飛的電視劇《同妻俱樂部》（Grace and Frankie）。

HBR：你小時候就讀的學校是女權主義者艾瑪·威拉德（Emma Willard）建立的。這段經歷以及威拉德女士的榜樣力量是否影響了你的人生選擇？

方達：這所學校的師資力量和教學質量都很高，在這樣一所女子高中度過四年時間，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想，這段經歷真的幫助我度過了人生中的艱難時光。

HBR：方達這個姓氏在早期對你來說是幫助還是阻礙？

方達：最初10年我在加州，學校里其他孩子的父母也從事娛樂業——製片人、導演、工作室老闆或電影攝像。所以我父親是演員這件事並不出奇。這很正常，大家也沒覺得怎麼樣。我10歲的時候，全家搬到了東海岸，人們開始用不同的方式對待我，這讓我意識到自己的出身的確有些特殊，也讓我感到不太自在。

有人想和我成為朋友，因為我父親是亨利·方達，有人不喜歡我，也因為我父親是亨利·方達。這件事有好有壞。我做了演員後，出身是一種優勢，這點毋庸置疑。如果我只是個普通女演員，大家不會這麼關注我。

而從內心來講，我希望自己憑本事獲得角色，而不是靠父親的名聲。所以我加倍努力工作。我每周上四節課，而不是一節，這樣大家就不會說我只是業餘玩票。但因為我當時接到的角色，被限制在一種類型中：鄰家乖乖女。所以當我有機會去法國和雷奈·克萊門特（Rene Clement）拍電影時，我意識到這是擺脫父親影子的好機會，於是迫不及待地抓住了它。

HBR：為什麼你選擇做演員，之後又去做了社會活動家？

方達：我做演員是因為不知道自己還能幹什麼！我做秘書被解僱了，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表演教練）說我有表演天賦，而我需要賺錢謀生。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這只是一份工作。

我到30歲才開始做社會活動家。當時全球發生了很多事，而我恰巧懷孕了，這會讓女性變得像海綿一樣非常容易感知周圍發生的事情。那段時間，我意識到想改變自己的生活，想參與到呼籲結束戰爭的工作中。當時我住在法國，跟羅傑·瓦迪姆（Roger Vadim）結了婚，有個小女兒，我拋下這一切，到美國成為一名社會活動家。

HBR：你在職業生涯中，有沒有遭到過性別歧視？

方達：我的薪酬沒有同組男主演高。別人對我的評價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貌，這讓我在很長時間感到非常不舒服。那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早期，在當時的電影業界，對女性的物化和性別歧視隨處可見。你對此感到無能為力，只能接受現實。有導演對我性騷擾，說和他上床才能得到角色，我只覺得好笑。直到後來美國的女性運動崛起，這一切才有所改觀。

HBR：你怎麼選項目？

方達：最初我能接到工作就很開心了。我對自己缺乏信心。和我同時期出道的演員有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我記得當時他在好萊塢說：「我只和這幾位導演合作。」我心想，我永遠也做不到這樣。有人願意和我工作就夠幸運了。「不」這個詞不在我的辭彙表裡。

我花了60年時間才意識到，說「不」並不需要解釋。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沒有經紀公司，也不知道怎麼選擇和判斷，有人給我角色我就接。也正因為這樣，那時我並不開心。大概33歲的時候，我的工作已經偏重社會活動了，我決定徹底離開這個娛樂業。

那時我在底特律和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人一起學習組織活動，我和一位黑人律師朋友肯·考科瑞爾（Ken Cockrel）說：「我想離開好萊塢。我不喜歡接到的角色，想全職做一名組織者。」他說：「千萬不要！社會運動有很多組織者，卻沒有多少電影明星。你要繼續演戲，在這個職業上多花些心思。這也是為了更好地推進社會運動。」

那時起，我決定開始自己製作電影，第一部是《榮歸》（Coming Home）。我也真正從工作中找到了快樂。

HBR：在艱難時刻，你如何做到有韌性？

方達：我認為，有沒有韌性是天生的。在童年時期，我本可能陷入深淵，但我的韌性像雷達一樣一直在尋找轉機，留意所有愛我或者能夠教我一些東西的人。有韌性的人能夠將傷口變為寶劍和犁頭。他們將成為最強大和健壯的勇士，並一直具備這種特質。上帝會在我們的傷痕處現身，而不是在我們獲得獎項和歡呼聲中出現。這麼說有點一概而論，但是根據我的經驗，女性更有韌性，男性更脆弱。

HBR：戰爭往往源於脆弱……

方達：從全球來講，在當下的文化中，「男性」並沒有害，但是男性的社會表現，也就是我們稱之為「男子氣概」的東西則有害。

HBR：你最欣賞哪些演員？

方達：我認為有一批女演員可謂才華橫溢：梅麗爾·斯特里普（ Meryl Streep）、安妮特·貝南（Annette Bening）和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還有很多演員我也很欣賞，但讓我折服於這幾位演員的是她們將角色和自己融為一體的能力。她們已經不是在演戲，而是成為了那個角色。

HBR：這也是李·斯特拉斯伯格教的……

方達：還有很多其他老師也教過這個！桑迪·梅斯納（Sandy Meisner）、尤塔·哈根（Uta Hagen）和斯特拉·阿德勒（Stella Adler），過去和現在都有很多老師用不同方式，傳授演員進入角色的技巧。

HBR：你扮演的哪個角色最令你自豪？

方達：《柳巷芳草》（Klute）中的布雷·丹尼爾斯，還有《製作玩偶的女人》（The Dollmaker）中的格蒂·納威斯，我也因為這部戲獲得了艾美獎。納威斯是一位鄉下女人，和我自己毫無相似之處。我在進入她的生活時費了很大勁。對此我感到非常非常驕傲，《柳巷芳草》也是這樣。

HBR：和我講講你成立的兩個機構：女性媒體研究中心（The Women』s Media Center）和喬治亞州青少年權利與潛能運動（The Georgia Campaign forAdolescent Power & Potential）。

方達：我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女性媒體研究中心，目的是增強女性在媒體中的聲音。電影、雜誌、書籍、電視和詩歌幫助塑造我們的覺知和自我意識。如果人類聲音缺失了一部分，女性的聲音遭到打壓，大家都會受影響。如果我們無法得知故事的全貌，又該如何理解身處的世界和對錯，又如何將其變得更好？女性看待事物的角度有別於男性。事物對男女的影響也不同。女性對很多事情的應對方式都有別於男性，例如戰爭、饑荒、破產和健康。缺少我們的聲音，將是巨大的缺口。

你去電影院看電影，發現大屏幕上從未出現過自己的故事，從未出現你的擔憂和信念，於是你會感到無力，覺得自己沒那麼重要。所以我們覺得改變這點很關鍵，美國現在在這方面做了很多事。

我在1995年開始了喬治亞州青少年權利與潛能運動。我們現在知道，青春期是人生中獨特的發展階段，對成年後的生活很關鍵。現在我們這裡有男孩也有女孩。對於他們來說，了解自己的身體如何工作，以及如何保護自己遠離疾病和傷害非常重要。他們必須明白，自己有權利保護自己的身體。針對性別、感官和情感關係的態度常令人困惑，因為美國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個清教徒國家。例如，我們會從道德角度而非「健康」角度來看待青少年懷孕問題，這糟透了。

HBR：有沒有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還沒做的？

方達：我想建造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小屋。想養雞，我超喜歡雞，還有兔子、狗，我想安靜地生活，在高山上，樹木環繞。雖然我並不覺得自己有寫作才華，但我想要寫一本有意義的書，也是我的最後一本書。

加布里埃爾·約瑟夫-戴塞斯（Gabriel Joseph-Dezaize） |訪

加布里埃爾·約瑟夫-戴塞斯是《哈佛商業評論》法國版總編輯。

牛文靜|譯 蔣薈蓉|校 萬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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