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晚明，寄託著中國轉型的希望

原標題：被誤讀的晚明，寄託著中國轉型的希望

商傳先生出身於明史世家，他與父親商鴻逵都是著名明史學家，又師從著名史學家謝國楨，曾在央視《百家講壇》講過36集的朱元璋系列。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曾這麼描述過自己的志業：「作為史學工作者，我的工作更多的是恢復歷史。史學工作者盡量去找到歷史的真相，去無限接近它，從而了解我們傳統歷史的一些優秀遺產，找到社會發展的規律，但永不會完全抵達它。」

晚明社會轉型最終伴隨著明朝的滅亡而結束了，中國從此失去了一次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機會，給我們留下太多的歷史遺憾。

回首明朝滅亡的那幕「天崩地裂」的悲劇，究竟誰應該對這一切負責呢？是張居正，還是萬曆皇帝？或者是東林黨與閹黨？抑或是那個時代從上至下的每一個人？這才是我們今天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一個無法改變的規律是改朝換代。每個朝代，長不過三百年，短不過數十年，便都滅亡了。自秦統一中國開始，每一個朝代都有它的建立與滅亡，即「初」與「末」。

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去讀歷史，就會發現，在中國歷史上有三個朝代，不僅有「末」，還有一個時段被定義為「晚」，這三個時段即晚唐、晚明和晚清。

「晚」與「末」的不同之處，我認為主要有三點：一是「晚」的時段相對「末」要長些，一般都尚有數十年時間的延續；二是被稱為「晚」的時代，雖然出現頹勢，但是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卻十分繁榮；三是「晚」的時代，一般都具有社會變遷的特點。

被誤讀的晚明

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晚」的時代中，晚明最具特色。因為晚明發生了中國歷史上一次沒有外來干預下的自身的社會轉型。

今天大多數學者認同晚明時代始於萬曆時期，此距明亡，尚有大約七十餘年，時間雖然不算長，卻演繹了中國歷史上最多彩的一幕。

從傳統觀點看來，晚明時代是伴隨著神宗萬曆皇帝的荒怠開始的，明朝的種種政治與社會的弊端，盡顯現於此時。

而且歷來有這樣一種說法：明亡於萬曆、天啟，而非亡於崇禎。也就是說，明朝自萬曆時起，其雖未亡，而亡勢已定。

萬曆朝雖然社會矛盾複雜，社會問題繁多，但即謂之為明亡之始，則是只看到表面的現象，是對於晚明歷史實質不甚了解的誤讀，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五個主要原因：

1.清朝統治者為說明取代明朝的合理性，刻意誇大明朝的失誤。

2.明亡以後，明朝的遺民紛紛找尋明亡的原因，同時對晚明的政治與社會風氣多有批評。

3.清及以後的史家，在論及晚明的時候常常會與太祖、太宗時代相比，因此會認為晚明國勢日頹。

4.過去對於歷史的研究，一般重於政治史研究，忽視了晚明在經濟、思想、文化及社會模式等方面的發展。

5.對晚明發生社會轉型的變化實質不了解。

晚明時代最主要的特點是商品經濟的發展。

明朝到了隆（慶）、萬（歷）間，商品經濟得到了較快發展，不僅在城鎮，甚至一部分江南農村也出現了明顯的僱傭勞動方式。

我們在史料中看到一個名叫譚曉的農民，他採用收買拋荒田地，僱傭勞動，利用農林養殖等生產方式，成為農村新富裕階層的代表。

這條史料中的情況打破了傳統的農村自然經濟，充分反映了僱傭勞動和商品生產。經濟基礎的變化，決定了上層建築以及整個社會的變化。

晚明的時代特徵

明朝中葉以後，明朝人的生活發生了轉變，我們今天稱之為「由儉入奢」。

到了晚明時代，人們轉為了追求縱慾與奢靡。

這起初只是官員與商人們的追求，然後是自上而下，很快便影響到整個社會，造成「士風儉薄，民風奢侈」的世態。促進這種變化的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

比如紙張的使用，洪武年間，國子監生們用過的課本和寫過仿書的紙張，要按月送到禮部去，仿書發送光祿寺包面，課本送到法司，用背面作草稿紙用。

到永樂宣德年間，年節煙火花炮還用舊紙製作，成化以後，鞭炮均用新紙。

待到萬曆年間，官員們上任或者在年節時得到的賀卡，多不勝數，而且製作精美，極為奢侈：「郡邑上任，或遇令節，紅帖積受，多至百千，今昔奢儉迥別。」（李樂〈見聞雜記〉卷二）伴隨著經濟發展，形成了奢侈的風氣。這種風氣表現到了人們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

明代仇英的風俗人物畫

我們從大量史料中看到，晚明至少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形成了一種全社會競奢的風氣，比如人們的穿著，「今者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褲襪，亦皆純采，其所制衣，長裙闊領寬腰細摺，倏忽變異，號為時樣。」（萬曆《通州志》卷二《風俗》）

再如請客吃飯，明朝中葉以前，一般人家是不請客吃飯的，即使偶有請客，不過家常便飯而已。明中葉以後，「鄉里之人，無故宴客者，一月凡幾，客必專席，否則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餚果無算，皆取諸遠方珍貴之品，稍賤則懼瀆客，不敢以薦。每用歌舞戲，優人不能給，則從他氏所襲而得之，以得者為豪雄。」（萬曆〈通州志〉卷二〈風俗〉）

這裡所說的通州，是南直隸通州，即今日江蘇南通市，時屬揚州府，較之蘇松杭常諸地，猶有不及，然其風俗即已如此，且此種風俗，不僅限於南直隸、江、浙，當時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風愈趨逾下，慣習驕吝，互尚荒佚。

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其流至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褲。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嬌聲充溢於鄉曲，別號下延於乞丐。」（萬曆〈博平縣誌〉卷四〈民風解〉）

晚明競奢風氣的意義不僅在於競奢本身，而更在於對於社會奢侈風氣的全新的論點，因為這才體現出了商品生產衝擊下出現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現象。

正當晚明奢靡風氣盛行，而人多以為憂的時候，在松江府（今上海松江縣）一個名叫陸楫的人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觀點，他認為人們享受奢靡的同時，所有與此種奢靡相關的生產服務，也都從中獲利，得到了奢靡者之利，因此也便養活了許多小民：

「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於淳，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幾於絕，此天地間損益流通，不可轉移之局也。」（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上）這種公開為奢侈消費辯護的理論，明顯代表了工商業的價值取向。

晚明政治的變化

萬曆十七年（1579）歲末，一份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罵神宗皇帝的奏疏成為晚明政治狀況的生動寫照：「皇上之病在酒色財氣者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

皇上誠戀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蕩？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皇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纏繞心身，臣特撰四箴以進，對症之藥石也，望採納之。」（《明神宗實錄》卷二一八，萬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

《明史》中記稱：「會歲暮，留其疏十日。」看到罵自己的奏疏，留十日而不知所措，這要算是中國歷史上專制體制下的一件怪事。這顯然不同於我們對明代專制政治的認識。

晚明時代，人們的政治價值觀發生了變化。當時的內閣大學士許國就曾說道：「小臣一開口，不必是，即為風節；大臣一開口，不必非，即為朋比。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路。」

萬曆二十一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奏立儲事後，王錫爵與顧憲成一段對話更是對於皇權的挑戰。錫爵道：「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則道：「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

許國所論，是世風對於傳統等級觀念的變異；憲成的所言，則代表了當時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之是非為是非，而以天下之是非為是非的政治觀念，其內涵之中，不乏對於傳統體制及專制君主主義的批判，帶有明顯反傳統與反君主專制的思想。

王陽明先生像

至萬曆中葉以後，社會輿論對於時政的批評，已經從官場而至民間，從少數而至普遍，從口喃耳語而至抵掌劇談。

內閣首輔沈一貫於萬曆二十六年所上揭帖中稱：「往時私議朝政者不過街頭巷尾，口喃耳語而已。今則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

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人無不樂聽者。啟奸雄之心，開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聳動，蓋緣眾懷怨憤喜於聽聞耳。」

晚明專制政治的鬆動從積極方面看，推進了人文主義萌芽的發展。王陽明的心學對於晚明社會思想變遷起到了理論基礎的作用。

西方學者講到明代中葉以後思想遺產時總結了如下的要點：強調實踐；對時代日用需要產生覺醒；提高歷史意識；強調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創造力；愈來愈強調物質世界；傾向於批判性的理性主義；傾向深邃的人文主義；提倡三教合一的綜上所述合潮流；尋找儒家本質；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天主；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學形式。

晚明人文思潮一個重要內容是打破舊時的等級，這在當時被稱為「僭越」。打破舊日嚴格的等級，是向非等級的階級社會，也就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我們也因此可以說，晚明時代政治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幾點歷史思考

晚明既然在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在政治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進步，但是明朝畢竟滅亡了。因此這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總結晚明的歷史教訓，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國家權力異化國家公權力，本為平衡各利益群體之訴求，解決社會矛盾之作用。所謂「異化」即其失去上述作用，而成為少數利益集團的工具。公權力異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是無制度約束的稅費徵收。

其中最稱典型者，莫過萬曆礦稅之禍。萬曆礦監稅使四齣，固然出於神宗求利心切，而近侍無不以為此乃不可失之發財機會，加之官民中應和者及其間的掮客們推波助瀾，終於將一個本可成為近代採礦業發展的機會導演而成為一場礦稅之禍發生。

《明史》論此，稱：「至（萬曆）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

營建乏資，計臣束手，礦稅由此大興矣。」（《明史》卷三百五《陳增傳》）但其後事態之發展，則非僅為朝廷費用匱乏，逐漸發展而成為部分利益集團對於民間社會財富之攫取。

在中世紀的歐洲，關稅起源於封建主對其領地上的過往客商所徵收的捐稅，客商繳納了這些捐稅，就可免遭搶劫。後來各個城市也徵收了這種捐稅。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後，這種關稅便是國庫進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晚明時代的中國，顯然不是現代國家，雖然它已經發生了由傳統向近代的轉型。當時的中國並不存在領主和獨立城市，於是路橋稅便成為政府和掌握公權力者獲取社會財富的最方便的手段。

萬曆朝此種設卡收稅與礦監稅使橫行的結果是商賈不通，其結果一方面是國家按制徵收關稅因礦稅之徵而銳減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皇室財政收入卻大幅度增加，即所謂「內帑嬴羨」，同時眾多的礦稅監及其附庸者也從中獲取了大量財富。

萬曆二十九年（1601）一個名叫王臨亨的刑部主事奉命前往廣東審理積案。親見並記錄下了當地的稅收情況：「嶺南稅事，從來有之，凡舟車所經，貿易所萃，靡不有稅。大者屬公室，如橋稅、番稅是也。小者屬私家，如各埠各墟是也。

各埠各墟，屬之宦家則春元退舍，屬之春元則監生、生員退舍，亦有小墟遠於貴顯者，即生員可攘而有之。近聞當道者行部，過一村落，見設有公座，陳刑具，儼然南面而抽稅者。問為何如人，則生員之父也。當道一笑而去。」（《粵劍編》卷二）

「大者屬公室」，「小者屬私家」，這裡面的「公室」與「私家」成為向百姓勒索財物的一個整體，因此也就成為一個共同利益集團。所謂「私家」，非尋常百姓。如其嶺南的村落，能設公座，陳刑具而斂財者，也必然是生員的父親。

這些權勢人家雖然掌握公權力的程度不甚相同，其攫取社會財富的權力亦有所不同，但其總體利益卻是一致的，因此當道者才會明知其違法，卻一笑而去。

幾乎與與同時，在英國發生了因稅收引起的「貝特案」。公元1606年是萬曆三十四年，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對進口葡萄乾徵收額外進口稅，引起一個名叫約翰·貝特的人反對並向理財法院起訴國王。貝特起訴理由是國王此行為違反了未經議會同意間接徵稅的規定。

但是該案於1606年6月30日至7月7日，經過共8天審理後，四名法官判決支持國王在一般關稅外另行收取進口稅。這個案件雖以貝特敗訴告結，卻從此開始了議會與國王之間就徵稅問題展開的長期憲政鬥爭的開端。

兩年以後的1608年，由於政府將進口稅範圍擴大到了所有進口商品，其稅收目的便不再是為了規制貿易的行為，而是為了增加王室收入，所以到1610年，議會下院便要求國王將所有未經議會同意而設定的進口稅全部取消。

此後雙方在此問題上的鬥爭以互相的讓步而得以暫時的緩解。幾乎同時發生在中國和英國的稅收事件，卻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複雜的社會矛盾社會轉型時期舊有的利益格局發生變化，社會矛盾因種種變化而更顯複雜。應對並解決此類矛盾，是政府所應承擔的責任。然而晚明社會矛盾複雜化的結果，卻導致黨爭，造成上層政治混亂。

礦稅監之四齣，幾遍於天下，而江南無礦富庶之地，尤為礦稅監所覬覦，以為肥飽私囊之手段，民變亦隨之而起。其中最著名者有萬曆二十七年（1599）閏四月臨清民變。

此中反映社會矛盾之信息甚多：有對游商小販的強征，有以稅收為名的勒索，有對富商大賈財產的權力尋租，有對於農民田地的侵佔，有對地方秩序的破壞，有隨意動用警力的失誤，還有事後對於真相的隱瞞。

從國家控制角度來看，這是因政府權力異化的行為導致的控制秩序的破壞。如果我們很難簡單從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間階級鬥爭的理論來解釋這一事件。

城市民變的主旨是希望政府調整政策，與農民起義要推翻政府的統治不盡相同。待到崇禎末年，農民起義遍及江北，而當年「民變」最厲的江南地區，卻安穩不動，成為支撐大明朝廷的最後的基礎。

晚明的「民變」，社會學稱為「民眾集體行動」。這是社會轉型時期難以避免的事情，隨著社會轉型而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要求國家政策進行調整，以適應新的利益分配格局。

但是任何政策的調整，都只能在新的利益格局發生變化之後，而很難在格局發生變化之前，尤其是社會轉型利益關係發生快速變化的時期。但是如果政策不能隨著新的利益格局變化，或者不能保護大多數人利益的時候，就會引發社會矛盾激化，並發生群體性強力事件。

但是此類民眾事件，不同於農民起義之類有階級鬥爭，「民變」不以推翻政府為目的，只要求政府政策改變，以適應其利益訴求。

由於事出於利益格局的變化，一般來說，此類民眾的「集體行動」起初多為經濟因素所致，但是隨著事件的發展，利益背後的政治因素逐漸顯露出來，此類事件也便由最初相對較為單純的經濟起因，發展成為民眾對於政府政策不滿的政治起因，進而發展成為一種社會心態，藉以發揮人心之不滿，則已成為一時難以轉變的社會問題。

萬曆的前十年，是張居正的時代。內閣與宦官結合的首輔專權，雖然沒有留給朋黨多少空間，但從居正的奪情之爭起，朋黨政治也漸成明廷政治之主流。居正去世後，黨爭遂興。

我們今天論晚明黨事，即以東林諸黨為主，東林諸黨的形成，其實與士風的變化應有重大的關係。

居正歿後，朝中不再有政治的權威，官員們為伸張自己的勢力，相結成黨，從上到下，風氣甚至傳入儒學，生員皆「以猖狂為氣節，以結黨為豪舉。

事關一人，乃倡通學而聚蚊雷之聲，事關本學，乃聯各學而成鴟張之勢，把持官府，武斷鄉曲，至於縉紳子弟，倚仗父兄，尤恣兇橫。」

晚明的黨人所爭者，初以清流與當權之爭，後漸成東林與諸黨之爭。

雖然人多以東林為君子，以閹黨為小人，而東林黨人也確實表現出對於君權的限制和國家制度執行等方面的主張，但無論是東林，或是齊、昆、浙、宣諸黨人，所爭者皆出於自身利益訴求而已，因此他們畢竟不可能真正成為公眾利益代表。

其所爭論之焦點，皆傳統道德之爭，非社會矛盾之所在，黨同伐異之舉重在爭奪主政的權力。且黨人為此而多自相標榜，甚至嘩眾取寵，造成極為不良的政治風氣。

明代黨爭之由來，乃自朋黨而至黨社，這本是一個歷史的進步。東林黨相對於閹黨，無疑是正派且進步的勢力，但是晚明黨爭與社會的結合，複雜社會矛盾在朝廷的反映，且也不乏投機者為沽名釣譽而攀附於東林、復社，最終將一場政治之爭轉變為利益之爭，造成國家政治的混亂。

人文精神的缺失與社會不良風氣的盛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當男耕女織為基礎的小農經濟體制，遇到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相應而生。許多因逐利而有失商業信譽的現象也就在晚明社會轉型期相應而發生了。

一個名叫路克文的葡萄牙人來到了中國，他到南部中國走了一些地方，立即被中國的富庶震驚了。他在筆記裡面記錄下了當時一些集鎮的情況。在繁榮的市場中，賣牲畜的商販給牲畜吃喝，以增加牲畜的重量，賣雞的小販也會在櫃檯後面給雞注水。

明朝人自己也看到了這些情況，而且南、北兩京，蘇州這些經濟活動極為發達的大都會，也正是偽劣商品的銷售地。

當時商人書寫刊行的客商指南之類的著作中，也有涉及假貨的記述，特別提醒客商們注意。這恐怕也可以說是一種民族文化「基因」，或者說是中國歷史上社會轉型時期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因子。

每當發生社會轉型變化的時候，這種社會弊端便會萌生，而並不需要人們去著意為之。

所有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為了可以不花氣力或者少花氣力而一夜致富，這在當時幾乎成了整個社會的心態。商品生產在推動社會轉型時，必然助長急功近利的社會心態。晚明時代就是一個急功近利的浮躁時代。

這種心態表現在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雲嘉靖初年，文人墨士，雖不逮先輩，亦少涉獵，聚會之間，言辭彬彬可聽。今或衣巾輩徒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異村巷。

又雲嘉靖中年以前，猶循禮法，見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蕩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遇尊長乘騎不下者。」（《建業風俗記》）再如記山東鄆城：「邇來競尚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夫之官。……貧者亦槌牛擊鮮，合享群祀，與富者斗豪華，至倒囊不計焉。

若賦役施濟，則毫釐動心。里中無老少，輒習浮薄，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恣異。」（崇禎《鄆城縣誌》卷二）

人文精神是近代社會變遷發展的基礎。晚明社會由儉入奢的變化，本來可以成為社會發展的促進，但是在這種社會發展變化中出現的不是人文主義思潮的發展，而是因奢侈與僭越造成的人文精神的缺失。

我們在晚明史料中看到的，雖然有自由與個性的追求，有平等與僭越的行為，「若賦役施濟，則毫釐動心」，所表現的不僅是浮薄，更是缺乏社會責任感與博愛精神的表現。

我們讀到晚明史時一種從心底產生的不安，正是因為這種缺乏人文精神的風氣，不僅在市民與商人當中盛行，並且也影響到了知識層。明人曾記書肆坊刻間印行歷屆科舉試卷之事，以證世風之華實：「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窗稿。

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鈔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八）又謂「禾城談時雍者，號繼岩，世嬰兒醫也，神術冠一時。余宿其書舍，晨興，約一時許，遠近抱嬰孩至者，不下四、三十人。

視畢，無不與葯辭金，大約十受二、三，此特小者爾。余通家徽人開典於禾，長郎中痘，痘本無恙，諸醫故言不佳，索厚謝。與談亦素交，夜趨視畢，諸醫皆在，談不敢明言。

第曳主人遠去，附耳曰：『令郎痘好，不葯無礙。』後果如其言。徽商設席酬以百金，笑而不納。嗟乎!孰謂醫僅小道哉？如談，可以警貪風世矣。」（李樂：《見聞雜記》卷十）這些文化人的逐利，才是對世風最大的破壞。

我們看到西方人文主義代表人物薄伽丘在《十日談》中抨擊了宗教的權力。其中關於宗教代表人物的偽君子面孔與他們縱慾行為，是無情的嘲諷與揭露。

但是晚明時代一部屢禁而不能止的奇書《金瓶梅詞話》，其中的批評充其量不過是因果報應的陳腐觀念，而字裡行間對那些富家與官府之家的荒淫無度卻表現出了欣賞與艷羨。低俗文化不僅是那個時代的反映，也是對那個時代社會風氣的引導。

縱慾成了晚明時代全社會的風氣：所有的人都對那些利益集團們對於社會財富的攫取表示憤怒的同時，每一個人也都在想盡方法瓜分到儘可能多的一份利益。

我們也因此可以看到，在晚明競奢風氣的背後，不僅有商品生產條件下對於舊有觀念的真正衝擊，更突出表現了人們拜金與對於享樂的追求。明朝滅亡以後，有人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先帝痛惡者賄賂，而當事者至以交際為端，甚有同鄉親故而不設一飯焉。借口功令己不敢出，蓋親故絕，則暮夜之金更無知者，其自便實甚，而不近人情之謗始獨歸先帝矣。

大者如銀子多換金子，金子重換珠子，盈千盈萬，不可方物，即書帕不行而易以銀杯，謂之上壽，皆自博古圖中翻出新式，雕刻工雅，加三加五工錢，飽銀匠之腹，亦何為者？

余嘗見一火房都吏，役滿應得注選，乃揣摩主司好尚與忌諱，遍覓宣窯器數十隻，價值百金，以獻，而得一美缺主簿者，此亦世道之變也。（史惇：《慟余雜記》《賄賂之變》）

當時的內閣大學士葉向高則從國家層面提出危機的原因說：

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即在廟堂之上也。

來源：博雅人文（HGwa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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