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北大教授楊棟林情書事件

靈超 時拾史事（historyt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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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靈超

去年年底，寒門博士楊寶德不堪忍受導師折磨溺水自殺；

今年3月，武漢理工大學通報「陶崇園因導師王攀墜亡事件」；

清明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95級校友李悠悠在豆瓣發文《北京大學李悠悠實名揭髮長江學者瀋陽教授》，導致高岩自殺.....

師生關係如今已經成了一個敏感話題......而在一百年前，發生過這樣一個事情。

「五四」之後，社會上先進青年倡導社交公開，男女同校現象也開始普及，青年們彼此之間多了許多所謂「自由戀愛」的氣氛。在這個敏感的時期，性道德似乎是空前開放，但實際上，無論是社交中的青年男女，還是凝視他們的舊社會，都擺脫不了舊的眼光。

喊著自由的口號，自由卻仍受著禁錮，在這個情況下，情書成了五四後青年表白的一種主要方式。20年代，甚至出版過許多專門有教人寫情書的作品集，例如章衣萍的《情書一束》。

楊棟林情書事件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

1924年5月7日，《晨報副刊》發表北京大學女生韓權華的署名文章， 文中將北京大學教授楊棟林給她的一封情書全文轉發。行文最後，韓權華不無憤慨地說：「不意中國最高學府的教授對本校女生——素不認識的女生竟至於如此。 我以為此等事匪但與權華個人有關，實足為中國共同教育（ｃ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之一大障礙。我北大女生，我北大全校皆足引為不幸。 」韓權華的這篇文章立即把北京大學教授楊棟林推到了風口浪尖。

韓詠華，韓德庄，鄧穎超，韓權華

北京大學學生髮起了「驅楊」運動，「有人張貼皇榜，發檄文，指為北大全校之不幸，全國女子之不幸，又稱楊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強盜行為，威嚇欺騙漁獵女生的手段，大有滅此朝食，與眾共棄之之概」。與此同時，北京大學校長也致函諷楊辭職。 5月10日，《北京大學日刊》登出楊棟林辭職通告。

這樁時間的兩方都是誰呢？

楊棟林，字適夷，貴州畢節人，歷史學家。從北大畢業之後直接留校任教，韓權華則是1922年考入北大文科預科的學生，用現在的話來說，應當是那一屆的校花，許君遠在《讀書與懷人》一書中回憶稱：「乙部（文預）女同學較多，最漂亮的是韓權華，長身玉立，洒然出塵。」 身材高挑，容貌姣好的韓權華，自然不乏追求者。來北大求學以來，韓收到「不認識人的來信不知凡幾」。

其中一個追求者自然就是男主人公楊棟林。

起因是在1924年1月12日，楊棟林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啟事，為他哥哥代聘家庭教師，應聘的人很多，但楊卻私下將啟事給韓，希望韓能應聘。

這件事過後，北大就開始有人傳播關於兩人關係的謠言，兩人的曖昧關係開始讓一些韓權華的追求者騷動了起來，更有好事之徒在北大廁所張貼啟事。當時的《東方時報》有一張半新不舊的副刊，北大同學經常投稿。業已成名的地質學家裴文中以「明華」的筆名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在東方副刊上發表，男主角是北大教授楊棟林，女主角就是韓，文章刊出後北大校內的同學都在交頭接耳地談論這兩個人。

韓家姐妹，右一韓權華

4月26日，外界謠言甚囂塵上，楊棟林不知道出於什麼樣的心理，寫信給韓權華，信中的內容按照知情者說法，就是表面上澄清謠言，實則花言巧語，濫用新時代女性追求自由追求愛情不惜婚姻破裂等觀點來引誘韓權華。

收到此信的韓權華羞憤交加，登報控訴楊棟林道德敗壞，後事不再贅述。

當時的學者以及北大行政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的呢？

時任北京大學教授江紹原的首先致函孫伏園，批評《晨報副刊》刊登《一封怪信》（裴文中那篇）。在他看來，北大師生內部之間的私事「應該私下來解決；私人解決不了，再交團體里負責的人代為解決；如果仍解決不了， 才可因為不得已求團體以外的社會公斷」。江紹原希望北大能夠內部解決這件事，在一個較小範圍內。

孫伏園

孫伏園對此卻有不同看法。事件發生之後，正是因為輿論的力量，北京大學對楊棟林群起而攻之，楊棟林被迫辭職。可見「用『家法』來解決糾紛，結果也不會比社會的公斷更為平允」

同在北京大學教書的周作人隨後也加入了孫和江兩人的辯論。 他表示同意江紹原處理類似個人私事的程序，同時也認為將此事與北京大學關聯不免有點「神經過敏」。他說：「楊先生的罪案只在以教員而向不認識的女生通信， 而且發言稍有不檢點之處，結果是『不在北大教書』，這件事便完了， 於學校本身有什麼關係， 難道北大應該因『失察』而自請議處么？ 」

周作人和江紹原拚命想撇清北大和這件緋聞的關係和當時北大的處境也不無關係，男女同校剛剛開始實驗，北大作為最早開始男女同校的一批，正是當時輿論的中心，這件事沒發生之前，時不時的就有學者認為男女同校是全國污點，始作俑者就是北大。

還有一些學者為楊棟林表示理解，認為這是求愛的正常步驟，費覺天就為楊棟林寫情書打抱不平，他說：「假定楊氏所致韓女士之信，是意在戀愛，那這封信也並無不對之處，不但不是不對，並且很光明，很平常，而且絲毫不成問題之事。」

署名「起睡」的一個作者認為通信求婚，「這是兩性間一椿習見的事」， 即使是單戀求婚，「被求婚者只消嚴詞拒絕或竟不理，不是無上上策嗎？那裡會成為社會問題」。在他看來， 韓權華「這種態度和這種手段，罪惡浮於楊君的冒失求婚」

周作人感慨：「我因了這件事得到兩樣教訓，即是多數之不可信以及女性之可畏。 」

《婦女周報》記者奚明則表示，楊棟林的錯誤不在於師生戀，而是由於單相思，不懂自由戀愛的步驟與方法。他說：「師生可以結婚，結婚應有自主，以及自由結婚常須經過書信往返互通情愫，這話原是不錯的」，不過，「男女在結婚的歷程上所經過的步驟，不是只有一個『書信往返』 ： 除此以外，還有相識、交談、互相探訪、投贈、旅行、宴會、跳舞， 以致交換婚戒、握手、接吻等等……但這些步驟卻有親疏先後之別， 並不是隨便可以揀一種作為結婚的最初步驟的， 否則不免為冒昧、失禮， ……對於不認識的女子突然寫一封信去和伊戀愛，這種舉動即使不能說是對於女子的重大侮辱，但至少不能不說是冒昧或失禮。」大肆發表自己對於求愛的手段步驟，也是很可笑了。

這些人大多可以稱得上是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的同情理解和公眾一邊倒的討伐（包括北大大部分的青年學生）成了鮮明對比。

在這場情書風波中，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幾乎所有參與討論的男性精英知識分子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楊棟林已經結婚的現實。

楊棟林在給韓權華寫信時，在最後反覆強調：「此信不要再給人看，並且不要告訴人， 否則越發證實了， 多惹麻煩。就我個人說，充其量，不過不在北大教書而已。 至於你呢，不犯著因此而荒廢學業。」

楊棟林辭職之後不久，韓權華也被迫轉學。

順嘴提一句，韓權華出身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號韓家」，姐夫是清華校長梅貽琦。並不是什麼無名小卒。

韓楊事件發生在1924年，到現在已經過了將近10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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