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遷：民國時期中西交通史譯著述評

原標題：李孝遷：民國時期中西交通史譯著述評

民國史壇積極建設中西交通史學科之時，亟須外人成果。歐美、日本學者從事中西交通史領域研究，比國內學者早近半個世紀，成績卓著。若言整體研究水準，中外有高低之別，中國學者不僅落後於西人，且不及日人。賀昌群指出：「日本學術界對於中國正統史事之研究，吾人當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與周旋。至於西域、南海、考古美術之史的研究，則吾人相去遠矣。」?譯歐美、日本漢學者的佳作成為溝通中外學術之要途。張維華認為大量翻譯介紹國外漢學家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成就，是民國時期中西交通史研究特點之一，大致符合實情。

一

20世紀上半期中國現代史學發展最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本為元史及西北地理的派衍，但所受的直接影響，卻為歐美、日本漢學家的研究成績，「這一學問在中國本為新興的，但在近數十年中，其成績的表現已頗為驚人，在將來是一定可以駕歐美而上之的」。大量翻譯外人論著亦屬成績之一，其特點可歸納為以下方面：首先，以法人、日人著述為多，俄、德兩國的漢學著作鮮有漢譯本。國人懂英文者雖不少，但英文漢學著作如玉爾（H.Yule）、勞佛爾（B.Laufer）、夏德（F.Hirth）者，亦少譯為漢文。事實上，這些英文著作在民國學者間傳閱甚廣，或在國內影印發行，然而畢竟中譯本較易流傳，且便以不諳外文者參考。其次，譯著以專題研究著作為主，通論性作品較少；以人名、地名、物產、路線、人物等考證性論著為多，中外文化交流史譯本較少。再次，就文本形式而言，著作與遊記並重。中西交通史研究發源於歐美、日本探險家對中亞地區的考古探險，這些探險旅行的主要成果則是遊記或考察報告，對研究中亞地區民族、宗教、語言、藝術諸方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故有些著名的遊記和考察報告均有漢譯本。最後，譯界頗為混亂，學術規範也不嚴格，國內學者常以「譯」代「著」，而不加以說明。有學者曾如此評論近代中國漢學譯業，「蓋通西文者多鄙棄漢學，而治國學者亦忽視西文，其或力足任此，亦視為勞而少功之業。而外人之著述，又或瑕瑜不掩，加以印行困難，解人難得，中國國學遂似與外國漢學者絕緣，實一不合理之現象」。若說「絕緣」，或略有過言，畢竟還有少許學者從事?譯工作，但若與日本學界相比較，中國學者不熱心於譯業，則是不爭的事實。

西域是連接東西方的樞紐地帶，不僅因漢代交通西域而重要，而且是中國文化西傳以及域外文化近如印度、遠如歐洲傳入東方的通道，因此西域史地向來是學者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心課題。民國時期出版較重要的西域史地譯著如：錢稻孫譯《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注》（藤田豐八，泉壽，1929）及《西域文明史概論》（羽田亨，泉壽，1931）、賀昌群譯《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諦，商務，1933）、向達譯《匈奴史》（E.H.Parker，商務，1934）、梁園東譯《西遼史》（E. Bretschneider，中華，1934）、傅勤家譯《康居粟特考》（白鳥庫吉，商務，1936）、王古魯譯《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白鳥庫吉，商務，1938）、何建民譯《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桑原騭藏，中華，1939）、張宏英譯《中央亞細亞的文化》（羽田亨，商務，1941）等。

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論》、桑原騭藏的《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兩種譯著影響較大，多次再版，至今仍有參考價值。《西域文明史概論》（東京弘文堂書房，1931）據歷次東西洋人在西域的探險報告，扼要地闡述西域文化的本質、來源及其演變。本書論點大體可立，然謂中國歷代文明對西域無多大影響，其原因是為存有優劣之差，有商榷餘地。羽田亨被國內學界譽為「日本中亞研究之第一人」。《大公報·文學副刊》曾為此書預告，並大力推介，「羽田氏書於佛教美術，及回鶻文化數章，皆見精彩」。錢稻孫譯本尚未出版，《文學副刊》獲錢之同意，選刊第四節「古代西域人種」，又得李秉中從日本寄來第八、九兩章譯文，亦陸續揭載。原著出版的同年，錢稻孫即譯成中文，自印出版，列為泉壽譯叢之一。1934年，商務印書館印行鄭元芳譯本。有學者認為在西域史著作極缺乏的時期，羽田之書「實有亟切的需要，尤其是我國人更有閱讀的需要」。

中國與南海諸國關係悠遠密切，廿四史與其他舊籍多有記載，若能以科學方法加以研究，大有裨益於中西交通史探討。國外漢學家於南海史地鑽研之勤，著述之富，誠有過於吾國學者，如伯希和（Pelliot）、戴聞達（Duyvendak）、費琅（Ferrand）、柔克義（Rockhill）、藤田豐八、桑原騭藏諸氏，於此學享有盛名。而國內學者對此大多隔膜，「近世以來，華僑豪富雖崛興而學殖愈荒落，若史地之考證，若科學之闡揚，莫不唯外人是賴；即吾國史書之紀載，外人反覆?譯利用，而國人則漠然視之，寧不可嘆」。就國人研究南洋史地者而言，唯馮承鈞著述最多，學問亦博，其他如向達、張星烺亦有所貢獻，但與歐美學者較仍相形見絀。國人翻譯西人有關南海史地作品以馮承鈞最多，收錄於《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此外還有陳裕菁譯《蒲壽庚考》（桑原騭藏，中華，1929），楊煉譯《唐宋貿易港研究》（桑原騭藏，商務，1935），黃素封、姚!譯《十七世紀南洋群島航海記兩種》（商務，1936），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藤田豐八，商務，1936），等等。

《蒲壽庚考》在中西交通史領域享有盛名。凡五章：蕃漢通商大勢、蕃客僑居中國之狀況、蒲壽庚之先世、蒲壽庚之仕宋與降元、蒲壽庚之仕元及其親族。桑原採用注釋考證的方法，薈集大量有價值的中外史料，以蒲壽庚為經，以唐宋以來中國與阿拉伯諸國交通之史跡為緯，疏通證明，尤為詳備。關於蒲氏事迹，藤田豐八《泉州之阿拉伯人》一文已先發其覆，但桑著視域開闊，考訂精詳，附註尤富，甫經問世，即震動國際。1926年，獲日本帝國學士院賞，1928年東洋文庫印刊英譯本PuShou－Kêng，誠為一部不朽的名著。

桑著得到國內學者的推重，1924年陳垣在《元西域人華化考》謂「近日本桑原騭藏氏考壽庚事尤詳盡」。陳裕菁譯本對原著索隱鉤沉，多有補證，以「裕菁按」，附於正文、注釋和補註。陳裕菁為江蘇鎮江人，系近世著名學人陳慶年之子，他對譯著的處理與馮承鈞的做法相似，所加按語，是對原著的一大提升，帶有研究性質。陳譯本出版後，向達為之推介謂：「日本的學者對於中國典籍的解比西洋學者來得深；而其對於西洋資料的接觸以及語言方面的修養，又比中國學者來得廣。所以他們的成就有時竟可以勝過中西學者而自樹一幟，我們講東洋史，對於日本學者的成就，不能不虛懷承認。」1929年，向達曾感慨，「日本人桑原騭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舉市舶使蒲壽庚的事迹考》，以蒲壽庚為中心，敘述唐宋時代中國與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鄭和為中心，而敘述元明時代中國與西方之交通，鉤稽群籍，疏通證明，其成就一定不會比桑原的書壞。」嗣後，馮承鈞寄望於向達致力於此事，不過一部由國人所寫堪比《蒲壽庚考》之《鄭和考》始終沒有問世，仍需伯希和為國人代寫了一本《鄭和下西洋考》，然側重版本及史料，於元明時期中西交通史未能展現，難盡向達之望。《蒲壽庚考》出版後，國內學者始重視這一歷史人物，張星?、趙萬里、白壽彝、羅香林均對蒲壽庚極有興趣。羅香林據新發現蒲壽庚家譜，著《蒲壽庚研究》一書，是對桑著的一大推進，日人石田干之助不得不承認：「羅氏此一新著之出現，吾人以往只根據桑原博士之著作而草成之蒲壽庚、蒲壽晟等小傳，遂不得不從新改寫。」即便如此，桑著在蒲壽庚「發現史」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動搖。

二

20世紀上半期，英文世界出版了大量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論著，除張星烺、向達、朱傑勤諸氏外，國人大多未從事譯業，以嘉惠他人。法文漢學著作則有馮承鈞翻譯，日文漢學著作有少許留日學者?譯，獨英文漢學著作譯成中文者頗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漢學家卡特（T.F.Carter）的《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1925）實屬異例，中譯本尚未出版前，即引起國內學界的關注。

印刷術是中國對世界文明進步的一項重大貢獻。關於研究中國的印刷史，從發明的背景、演變以及西傳，卡著首先作了全面梳理，在國際漢學界聲譽甚佳，長期以來被視為經典之作。荷蘭漢學家戴聞達認為：「卡特氏之落筆著墨，至謹嚴不苟。……凡關於印刷術之發明及發展種種問題，均用新發現之資料考核。……其鑒別舊資料，增加新資料之法，至可稱羨。此書更有一特長，即能使普通讀者悉然無遺。」於是撮述其內容，加以評贊。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學術，條理之分明，系統之講究，誠有過於吾國老生宿儒。然以漢文之艱難，書籍之廣泛，縱使從事斯學數十載，亦難免有誤解與掛漏之憾。如卡氏之作，處理如此複雜課題，又無先行者為之引導，其失誤不可免。國內學者一方面高度讚譽此著，同時提出補充材料或修正意見。張德昌評論1932年英文修訂版，認為卡特之書「不但在內容上取材豐富，而且在方法上開闢了一個新的途徑」。鄧嗣禹概括卡氏 著作四項優點：溝通中西印刷與文化之關係；善於鑒別材料與組織材料；論斷謹嚴，圖表適當；文字簡明，便於觀覽。同時，他對卡著可議之點、缺點、疑誤之點，一一指出。

向達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期，即著手翻譯卡著，部分譯文刊登於《圖書館學季刊》和《北平圖書館月刊》，後趙萬里得知，「請將全書轉登，以廣流傳」。鄧嗣禹稱許向氏譯文，「於信達雅三者均頗致力，殊屬難得」。向譯本並無印行單行本，10年之後劉麟生才出版完整中譯本，據1932年修訂本易名《中國印刷術源流史》，先連載於1936年《出版周刊》，商務印書館1938年出版單行本。譯者加按語十餘處，拾遺補闕，有功原著；1941年，英文原版在北平影印發行，封面中文題名「中國印刷發明史」。當時西方的漢學著作很少能如卡特這部書那樣，譯前譯後，均引起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書評不斷，引征率甚高，反覆重譯，在中西交通史領域實享殊榮。

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興起，與19世紀中葉以來域外探險家對廣袤的亞洲腹地的考察活動密不可分。在這些探險家中，有的是地理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以及其他方面的專家。是時，新疆牽入英俄兩國的爭鬥中，他們派探險家往新疆、蒙古各地調查旅行，起初在沙漠中偶然發見被流沙掩埋的古代城市遺址，漸引起學者的注意。俄人勒柯克（LeCoq）、英人斯坦因（AurelStein）、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組織探險隊，先後到新疆一帶考察，皆有驚人的收穫。各國探險的成績，大多有正式報告印行。中亞探險旅行所產生的大量遊記和考察報告，使這片原本令人陌生而神秘的地區在溝通古代東西文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突然呈現於世人面前，促進中西交通史這一學科的誕生。因此，有關中國邊疆地區的遊記、考察報告、旅行日誌等文本對研究中西交通史意義不凡。民國學界翻譯了不少這方面的書籍，如唐開斌譯《西藏遊記》（青木文教，商務，1931），李述禮譯《長征記》（斯文赫定，西北科學考察團，1931）及《亞洲腹地旅行記》（斯文赫定，開明，1934），孫仲寬譯《我之探險生涯》（斯文赫定，西北科學考察團，1933），向達譯《西域考古記》（斯坦因，中華，1936），鄭寶善譯《新疆之文化寶庫》（勒柯克，蒙藏委員會，1934），馮承鈞譯《中國西部考古記》（V.Segalen，商務，1932）及《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J.Mullie，商務，1930），「為中亞和中國的歷史研究增加了不少的資料，並且影響了中國近代學者研究古代歷史的態度」。

「敦煌盜寶第一人」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1933），是上述諸種考察報告中最有影響的一種。是書據實物資料，探討有關絲路地貌、地質變遷以及東西文化交流的史實。向達將這本較為通俗綜合性作品譯介給中國讀者，很合國內學界的需要。不過，有學者認為，斯氏對中文以及古代中亞語言，一無所通，「斯氏的書最重要的我以為還是他的探險的經過，及對於實物的描述，考證方面，若要據為典要，應該很審慎的使用。」此外，斯坦因的書都異常之貴，卷帙浩繁，普通圖書館不易購備，且印數不多，得之不易，故1941年北京中原書店影印英文原版多種，如《古代和闐考》、《西域考古記》和《沙埋和闐廢址記》

三

譯者群體在溝通中外學術中的積極作用，自不待言。季羨林回憶：「五六十年以前，馮承鈞翻譯了大量的法國學者關於敦煌吐魯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論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擴大了我們的眼界。至今學者恭受其益。其間還有許多學者，如向達、賀昌群、方壯猷、姚!、朱傑勤、王古魯、張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後翻譯介紹了不少日本、法國、英國等國的學者有關這方面的論著，國內學人至今還感謝他們。可惜的是，從那時以後，學者大都忙於自己的名山事業，翻譯介紹之事，只是偶一為之，像馮承鈞先生那種鍥而不捨終身從事的勁頭，而今真已成廣陵散了。」馮承鈞的漢學譯業廣為人知，然而其他譯者成績也不俗，譯作至今沿用，他們為中國的漢學譯業所作貢獻卻罕為人知，有的甚至連生平亦不詳。

何健民（1902—？），字黎峰，又名何塗生、何建明，福建人。國立中山大學經濟學士，留學日本，獲台北帝國大學法學士。歸國後參加新亞細亞學會、中國經濟研究會、社會科學社、黎明社等學術團體。歷任嶺南大學講師，國立編譯館人文組編譯、陝西武功農校教師等職，後赴台灣。他翻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作品有：《蒙古概觀》（民智，1932）、《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藤田豐八，商務，1936）、《法顯傳考證》（足立喜六，國立編譯館，1937）、《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桑原騭藏，中華，1939）、《匈奴民族考》（白鳥庫吉，中華，1939）。此外，他還翻譯田中忠夫、小竹文夫等人經濟史論文。何氏是一位職業翻譯家，並不研究中西交通史。後在台灣出版《西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論叢》等。

楊煉，生平不詳，20世紀20年代曾在日本陸軍經理學校留學。經他翻譯的日本漢學著作計10種：桑原騭藏《張騫西征考》（1934）及《唐宋貿易港研究》（1935）、駒井和愛《中國歷代社會研究》（1935）、藤田豐八《西域研究》（1935）及《西北古地研究》（1935）；足立喜六《長安史跡考》（1935）、濱田耕作《東亞文化的曙光》（1935）及《古物研究》（1936）、中原輿茂九郎《西南亞細亞文化史》（1936）、原隨園《希臘文化東漸史》（1940），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1934—1936年間竟出版9種漢學譯著，譯本質量都不佳，大有率爾操觚為射利之嫌。

而一部成功的譯著，其價值或有過於著述。朱傑勤《南洋史地的研究》一文說：

吾人處此南洋研究尚待開闢之中國，切不可輕視翻譯，翻譯名著對於文化之貢獻，不下一己之創作，外國學者如伯希和、馬伯樂、夏德、柔克義、戴宏達之流，其研究南洋史地，在某些方面實勝吾人。吾人對於彼等之大章，亦有翻譯介紹之責任。近人馮承鈞對於西北及南洋史地造詣精宏，豈不能專門著作，而彼好將法國之漢學權威者之研究結果擇要翻譯，以供國人參考。其重視翻譯，務實不務名之處，至足為吾人效法。

馮承鈞在漢學譯業中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而且對西北、南洋史地尤有造詣，卻甘願為他人做嫁衣裳，且以病困之軀，數十年志於譯事，厥功甚偉，百年來無有第二人。馮氏的可貴正襯托出中國漢學譯業的不景氣，民國史壇不乏外語、專業具佳之才，然國人更願意追逐名山事業，鮮有人將譯事作為終生之業。

概言之，20世紀上半期漢學譯業之弊病，大致有三方面：

首先，急功近利。急功近利者必趨易避難。大部頭著作不願譯，難度大者亦不在考慮之列。考狄（HenriCordier）《西人論華書目》是國人了解西人漢學成果必備的工具書，雖常被學者提及，也曾在國內影印出版，但無學者或機構組織人員翻譯；玉爾的《東域紀程錄叢》是中西交通史的經典之作，除了張星?摘譯部分外，無人過問這部相當有難度的傑作。國際漢學界公認的一流著作多未及時譯介，而二三流或通俗性作品卻大行其道；急功近利者必然好名利。東拉西扯些東西以欺國人，或譯事草率。

翻譯本非易事，絕非一部袖珍字典之助，即可輕率為之。若欲從事譯業，須通曉外文，達到鑒賞原文的地步，尚需較好的國文功底，此外對所譯內容應有相當認識，否則易望文生義。在民國漢學譯界，如馮承鈞、向達、張星?諸氏，譯筆謹嚴，且對原著詳加考訂，並非常見；急功近利者必圖快。「裁剪割裂」之作屢現，自言所作之文或書系以某西書為藍本，或謂原書冗長，節譯提要以利讀者云云。既然以某書為藍本，為什麼不直接翻譯更為省事？既然冠之以「著」，就應該多事參考，而未聞以一兩本書為藍本者可謂「著」。在近代學人中間，何炳松不止一次熱衷此道，其《中國文化西傳考》即節譯利奇溫（AdolfReichwein）之《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1925）一書，後人粗心不察，常視其為何氏的名文。以何氏的外語水平和國文程度，翻譯利奇溫之書，應不在話下，此舉有功於學術界甚大，但他就是喜歡做「裁剪割裂」之事，害得國內不諳外文者讀的儘是一些殘缺的作品。

其次，以譯代著。近代中外學界聯絡並非那麼緊密，有些欺世盜名之徒竟以為可以掩天下人之耳目，掇拾外文書中一二章，翻譯發表，撇開原著者，公然署己名，不加任何說明，誤導學術之本源。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者方壯猷將白鳥庫吉發表於《史學雜誌》第21、22期《東胡民族考》譯為中文，分《匈奴王號考》和《鮮卑語言考》兩文發表，只署自己的大名，送給陳垣審閱，陳以為作者不僅通德語、日語，又通蒙古、滿洲、契丹語文，真了不起，便介紹給《燕京學報》1930年第8期發表。後被人揭發，經查內容系取自白鳥之文，而無任何提示，令陳垣很狼狽，被指摘為粗心大意。嗣後，方氏給《燕京學報》來函解釋：「《匈奴王號考》一文，其主旨在說明冒頓以後匈奴模仿秦制之一點，雖取材有借鏡之處，而文旨則系個人年來研討較久所發見者。至《鮮卑語言考》一文，多取材於白鳥博士所著《東胡民族考》之前部，復因他事未及終篇，卒加以頭尾而發表之。雖於緒論及結論中已略敘其原委，而語焉不詳。原擬俟下篇完成時補敘，以瑣事匆匆，久未如願。因恐有掠美之嫌，特此聲明。」此舉似有欲蓋彌彰之嫌，編委會並不認可方氏的自辯，刊登一則啟事，鄭重聲明：「查本報主旨，在於發表研究心得，凡此類似翻譯之文字而不聲明其出處者自屬不便登載，此後請投稿諸先生注意，苟非自己研究之結果，幸勿見賜也。」方氏的伎倆不僅蒙蔽了陳老法眼，險些也讓金毓黻上當。1937年，金氏讀到方氏《東北史綱》第二卷《安東都護考》，謂「取材頗豐，大抵以日人津田左右吉所撰《安東都護符》為主，又輔以他種之史料，既有條理，更多創穫。余撰《史稿》亦至此題，於其取材之外，不能再有所得。」甚為讚許，兩天後經仔細研讀，卻發現方著「悉以津田氏之文為藍本，殆等於譯作，別無新組織之可言」。

最後，重複翻譯。從事翻譯之事者本不多，加之不斷出現多人先後譯同一種作品，使中國讀者失去更多接觸域外漢學著作的機會。如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桑原騭藏《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和《蒲壽庚考》、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卡特《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等，均出現兩種中譯本；以《馬可波羅遊記》為例，至少有張星?、馮承鈞、李季三種漢譯本，馮、李二氏譯本均正式出版，而被公認為最有學術價值的張氏所譯玉爾譯本，只出版了《導言》及第1冊，卻沒有出版社願意承印，而無法問世；其他單篇論文重譯現象更為嚴重，說明譯界同仁缺乏必要的交流。這種狀況雖可解釋為中國學界關心域外漢學，熱心溝通中外學術，但以當時國內學界實際情形考量，應該更多更全面地譯介域外漢學。重譯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後出者轉精，取代較為劣質譯本，對學術也是一種推動。這種細緻活在中國學界已充分掌握國際漢學的「發達」期，固然值得提倡，但在百廢待興，亟待域外新知補充動力的「饑荒」期，重譯之舉非但浪費人力，亦不利節約成本，以儘快融入世界學術。

原載於《中國圖書評論》, 2012 (6)，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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