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春秋：范岱年和許良英——浙大「求是」精神的傳承者

知識 04-08

1992年，戈革、科恩、李佩珊、范岱年在許良英家

撰文 | 熊衛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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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岱年先生是我們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界德高望重的前輩。他的論文，尤其是譯作，是這幾個學科，尤其是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得以在中國建立的根基。當年考研究生時，我就認真研讀過他的文章和譯著。但直到大約十年前，我才在樊洪業先生的辦公室和許良英先生的家中，先後兩次邂逅他。而開始與范先生深入交流，則是2013年2月的事。那時，許良英先生剛剛去世。我知道，范先生是與許先生密切交往了近七十年的老朋友，所以很想請他談一談許先生。范先生不同意，說會自寫紀念文章。我想，作為年輕人，我看待過往會有不同的視角，且由我來執筆，肯定會較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要容易一些。所以，我就以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者的身份，改請范先生談他的那些中國科學院內的浙江大學校友——其實目的仍然是請他談許先生，因為那些人多是許先生提名調過來的，與許先生有或多或少的聯繫。這次范先生同意了，而我們合作的成果就是《中國科學院的老浙大人》一文。它從范、許等人1950年代的政治經歷出發，對地下黨員屢遭排擠、打擊的命運作了反思，引發不少反響。

此文也讓范先生對我刮目相看。不久，他跟我聯繫，提議我幫他做口述歷史。我寫過幾本傳記，知道這是一件需要耗費大量精力的事，所以，此前一兩年，手頭積壓了大量本職工作的我已婉拒過幾位老院士向我提出的類似建議。但我又不忍心放棄這麼有價值的一項工作：范先生不僅是1978年後西方科學哲學進入中國的主要引入者，還出身於一個留學世家，且曾參加過地下黨、當過右派，其經歷十分豐富；而他記憶力既好，心態又很開放，對很多往事都有深入思考。在口述歷史工作中，這種訪談對象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於是我跟師友們商量。樊洪業先生說，把范先生的傳記列入「20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叢書的選題計劃時，他就想過讓我去幫范先生，只是他知道我忙，不忍給我添擔子。作為我的頂頭上司，院史研究室主任王揚宗研究員十分尊重范先生，支持我去幫他。適從美國回來探親的王作躍教授獲悉此事後，把他2011年四次訪談范先生的錄音交給我，希望我能把他已起步的工作完成。

既然訪談價值很大，師友們很支持，我就接下了這項工作。於是，從2013年夏天起，我每周訪談范先生半天，至2014年春天基本談完。然後是文字整理工作，從最初的謄錄稿，到我的整理稿，再到范先生的審定稿，歷時一年才告完成。期間我還先後到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浙江上虞去考察范先生成長、學習過的地方。書稿提交給叢書主編後，我們又根據審稿人的眾多建議，兩次大修，至2017年上半年方才出版。

圖1 《行走在革命、科學與哲學的邊緣——范岱年口述自傳》（2017年3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從2004年至2013年，我差不多每月都會去看望許良英先生兩三次，幾乎每次都跟他有深入交談。2012年10月25日他在晨練時不慎摔倒，是我和王作躍教授將他送去醫院的。半個月後他因這次摔倒的後遺症而住院。2013年12月16日晚上我去醫院探望他，他還跟我說了很可能是他人生中說的最後幾句話。最近三年，為了幫范先生整理口述自傳，我跟范岱年先生又有十分密切的交流。回看這兩位命運緊緊交織在一起的前輩，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人的命運真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由性格所決定。

許先生是個引人注目的奇人。他智力高超，目光敏銳，深受浙大校訓「求是」精神的熏陶，真正做到了「只問是非，不計利害」，「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道德高尚，不存什麼私心；為人十分自信，說話不分場合、不留情面，寫作文筆犀利、說理透徹，行事果敢決絕、「雖千萬人吾往矣」、「雖九死而不悔」。這種個性，令他贏得了很多人的崇敬，促使他早年在革命上、中晚年在學術上取得較大成功。但智力高超者常常會對平庸之輩不耐煩，道德高尚者難免會以律己方式律人，相處一久，平凡的、有著種種私慾的常人也容易畏懼他、疏遠他，那些心胸狹隘的甚至一有機會就要報復他。於是，同一種個性，又使他人緣差，因而在政治運動中多次遭遇重大打擊——從胡風分子嫌疑，到「右派」，到兩次被開除黨籍等。換成常人，經受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會軟癱下來，而他卻是愈戰愈勇，老而彌堅，健康工作到93歲。

圖2 摔倒受傷在醫院候診時，許良英先生（左）還堅持要與王作躍（右）、熊衛民談學術（熊衛民2012年10月25日攝於北京中關村醫院）

范先生是個並不給他人造成壓力的常人。他知識淵博而又謙虛，道德過硬而又寬厚，既真誠又善良，既熱情又平和。與這樣的人相處，不但很少產生衝突，還常有如沐春風之感。這種個性，使他獲得了很多人的友誼。人們很容易親近他，很願意和他合作，很樂意幫助他，即使在他落難的時候，也有不少人願意或明或暗地對他伸以援手，哪怕這樣做可能會給自己帶來風險。他確實受難了，但這種受難純粹是因為不當的體制和錯誤的政策，不是因為人事矛盾。所以，只要有機會，人們都願意給他幫助。因而，他能在賤民身份未除的情況下，重新回到學術界，甚至在「文革」期間，也沒有受到特別大的衝擊。不能當作者，他就做翻譯；不能發表署名文章，他就做編輯，反正不脫離學術。筆耕不輟，日拱一卒，幾十年下來，他發表了大量譯著，編輯了大量文章，成了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新學科的引入者、開創者和守門人，並對全國性的啟蒙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雖然都曾加入過地下黨，都是學者，但許先生、范先生的傾向明顯不同。當年，許先生是壓抑了自己對於物理學研究的興趣，拒絕了導師王淦昌教授留他下來做助教的建議，置生死於度外，毅然決然離開浙江大學去外地主動尋找共產黨。而范先生卻是因抹不開邀請者的情面而被動加入共產黨，雖然他以參加革命作為知是非、有道德的青年的義務，但還是深切盼望自己在革命成功後能成為教授。許先生談人論事洞若觀火，一旦做出決定，執行起來就意志如鐵（他給長子取名為「成鋼」，這恐怕不僅是他寄予兒子的期望，也是他對自己的期許）。在他的身上，有著濃烈的革命家氣質。范先生博覽群書，慣於體察和傾聽各種意見，並不相信唯一真理的存在，更不以為自己掌握了它。在執行決定時，並不完全排除決定有誤或自己失誤的可能。在他的身上，洋溢出來的是濃烈的學者氣質。

許先生嫉惡如仇、鋒芒畢露，常對他所認為的「假、惡、丑」或不當言行展開尖銳的批評乃至針尖對麥芒的鬥爭。記得有一次他隨口說起自己當著胡耀邦等多位中央書記處領導的面批評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李昌的事，聽得前來訪談的王作躍教授和我瞠目結舌——僅僅因為上司改了他一小段文稿，他就敢如此讓上司在更高層領導面前難以下台！他當然是浙大「求是」精神的傳承者，其純粹程度，甚至超過了作為該精神最初闡釋者的竺可楨校長。

范先生溫和寬厚，善良坦誠，律己以嚴，待人以寬，他人滴水之恩、自己尺寸之失，均牢記於心，從不隱瞞。譬如，在修訂口述自傳中，他補入了一段在「肅反」運動中，他響應號召檢舉長輩李季谷曾擔任浙江省教育廳長的事，並一再認錯、道歉。再如，在反右運動中，身為中國科學院辦公廳整風核心領導小組成員的他，反被打成了右派。對此，他的態度是：慶幸被打成右派的是自己，而不是由自己來打右派。這不僅體現了他的善良，還體現了強烈的求真精神。他固然在鋒銳程度上遠不及許先生，但我們能說他不是浙大「求是」精神的傳承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