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犀利曾拒絕清華校方邀請，被批「親帝反蘇」，但比誰都愛國

文｜詹茜卉

1947年2月，埃德加·斯諾在美國發表了3篇論蘇聯問題的文章，傅雷在4月進行了翻譯，加上斯科特的《俄國三度空間的外交》，合編成《美蘇關係檢討》一書，並在知識出版社出版。傅雷撰寫的序言《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發表在《文匯報》上。文章的矛頭主要針對親蘇反美的左翼立場。文章針對國人「不看見自己的利益，或者只用別人的眼睛看自己的利益」的風氣，倡導「不親蘇也不親美、不反蘇也不反美」 的中間路線。而中國共產黨當時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在兩年後發表的《別了，司徒雷登》中表達得最清楚：「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人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部分。」

傅雷的中間派觀點在當時受到左翼反對，魯迅的三弟周建人代表左翼在文化界向傅雷展開論戰，批評傅雷「親帝反蘇」:「對於蘇聯用心指摘，對於美國則事事曲諒……」傅雷於當年7月作《所謂反帝親蘇》回應，發表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上：「抱住自己的良心，不問對方是誰，只問客觀的事實，既不親蘇也不親美，既不反蘇也不反美，但誰損害了他們的國家利益就反對。」「中國只能有兩種人：不是親蘇，便是親美；反蘇的必親美，必近乎反動，甚至就是國民黨的尾巴……中國人民既沒有義務把世界政情用美國人的眼光去看，也沒有義務用蘇聯政府的眼光去看」，自己介紹斯諾的文章，就是要「使我們躬身自省」。傅雷的第一篇序言意在使國家具有獨立意志而不為外界左右，第二篇則試圖捍衛自己獨立思想的尊嚴，可謂一脈相承，不是政治家的分析，而是知識分子的呼籲。

1936 年，傅雷、朱梅馥夫婦下黃山，途經杭州時合影

經過這次論戰，傅雷對未來新生的中國頗有疑慮。1947年，傅雷因病到廬山療養，第二年，人民解放軍節節推進，上海解放在即。此時傅雷受友人宋淇之邀，赴昆明代為打理生意，「辦理進出口行」。很可能受到之前筆戰風波的影響，毫無經商經驗的傅雷變賣上海房產，攜全家赴昆明。在昆明的生意並不順利，全家在酒店中滯留了幾個月，只「與中國銀行會面一次」，隨後不了了之。此後傅雷一家來到香港，剛生活了半年，講求民族氣節的傅雷就受不了英國統治下的生活，又於1949年12月，輾轉由海路經天津來到了北京。如傅雷自己所說：「我是中國人，我的根在中國，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國土上。」

在北京傅雷見到了老朋友錢鍾書和楊絳，吳晗通過二人邀請傅雷在清華大學教授法語，但傅雷以只想教美術史為由拒絕了。雖然在內戰時期傅雷曾參與民主促進會的反蔣活動，屬於進步知識分子、社會名流和團結的對象，但這時的傅雷恐怕還對新的執政黨尚不了解，也談不上信任，因此他回到上海，租住了宋淇家宅子的一部分，靠自己翻譯稿費生活，成了和巴金一樣不靠國家養活的作家。在香港和北京之間，傅雷又一次選擇了自己的中間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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