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翻譯的轉向：從浪漫的羅蘭到現實的巴爾扎克

文｜詹茜卉

2018年4月7日，是傅雷誕辰110周年。在現代中國出版史上，翻譯家傅雷的書信集《傅雷家書》創造了一個傳奇，金庸曾評價，《傅雷家書》是一本「中國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中國君子」的書。傅雷自己曾說，「我本是在矛盾中討生活的人」。而在他家中保姆周菊娣的眼中，這個足不出戶一天工作11個小時的學者是很簡單的，是個「正正派派的好人」。除了《傅雷家書》，關於他的身份，大家更為熟知的便是翻譯家。

傅雷重譯四卷本、100多萬字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翻譯史上的一段佳話，往往被用來證明傅譯的力求完美。而傅雷在1953年給友人的信中卻說：「試問，即以十九世紀而論，有那幾部大作讓人讀的下去的？……至於羅曼羅蘭那一套新浪漫氣息，我早已頭疼。此次重譯，大半是為了吃飯，不是為了愛好。流弊當然很大，一般青年動輒以大而無當的辭藻宣說人生觀等等，便是受這種影響。我自己的文字風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辦《新語》才給廓清。」

傅雷與傅聰

傅雷自稱讓青年中毒的浪漫辭藻包括：「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遠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罷了。」「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浪漫的幻想的苦難。」「不經過戰鬥的捨棄是虛偽的，不經劫難磨練的超脫是輕佻的」……這些「彷彿是沒有領略過黑暗的智者寫下的箴言警句」（傅雷語），在抗戰中鼓舞了很多人。

青年傅雷就深受這種風格的影響，1934年，26歲的傅雷在給羅曼·羅蘭的信中說：「頗受浪漫主義文學感染，神經亦復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偶讀尊作《貝多芬傳》，讀罷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燭照，頓獲新生之力。」通過羅曼·羅蘭，傅雷向托爾斯泰學到了忍耐和「不抵抗」：「我們既不能鼓勵每個人都成為革命家，也不能壓抑每個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向貝多芬學到了「莊嚴之面目，不可搖撼之意志，無窮無竭之勇氣」，並矢志將其介紹給國人。

傅雷從翻譯羅曼·羅蘭到巴爾扎克，作品風格的跨度非常之大，而他對國外作家的取捨不是與世推移的選擇，而是自身發展的結果。傅雷在1935年就翻譯過安德烈·莫洛亞寫的《巴爾扎克先生的過失》，巴爾扎克初次進入傅雷的視野。傅雷開始翻譯巴爾扎克始於1944年，並在隨後的時間裡逐步達到巔峰，他的譯筆「繁而不雜，脈理清晰、層次分明」，被稱為「傅譯」。傅雷在談起自己為什麼選擇巴爾扎克時說，總感覺莫泊桑「不對勁」，是「布爾喬亞那套談情說愛的玩意」，而對羅曼·羅蘭的浪漫氣息「早已頭疼」，隨著閱歷的增長，傅雷選擇了情節繁雜、色彩豐富的巴爾扎克小說。巴爾扎克的辛辣諷刺和對世情入木三分的刻畫，也符合傅雷懷疑主義的個性。傅雷對巴爾扎克小說里的一些句子非常贊同，經常引用，比如在家信中說：「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不安寧！真的，巴爾扎克說的好，有些罪過只能補贖，不能洗刷。」後期的傅雷，文學品味上有些許的變化，改變了早期的文風，這個時期的傅雷喜歡看老舍、趙樹理的作品，認為自己的文字書齋氣太濃。傅雷的轉向對讀者是幸運的，從此巴爾扎克有了質量極高的中譯本，而如前人所說，「有了傅雷，巴爾扎克也算是有福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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