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趣味是中華文化的名片
【編書者說】
中國趣味是中華文化的名片
——探尋中國文學趣味四十年
作者：郭英德（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我總是有一種想法：不管做學術還是生活，都要講究趣味。現在咱們用得更多的一個詞是「幸福」，幸福指數是精神感覺，具體到行為上可能是一種趣味。對從事文學研究的人來說，為了獲得做學術的幸福感，會更多地憑著自己的興趣選擇某些課題。
《探尋中國趣味——中國古代文學之歷史文化思考》郭英德 著 商務印書館
從事古代文學研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
選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對我來說是個偶然。我是78級的大學生。今年是恢復高考的重要紀念年頭，因為40年了，在中國歷史上是個重要的標誌。從中央領導人到各地的著名人物，77級、78級的佔了很大比重，雖然很快會退出歷史舞台，但畢竟恢復高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現象。在大學，我一開始沒有選擇古代文學，其中有種種原因，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封資修」的批評影響太大了，覺得古代是封建主義。雖然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也不行，但是異域文化的新鮮感對當時的大學生來說還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我想選擇西方文學或比較文學。最後還是確定做古代文學研究，發現從事古代文學研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趣味」，因為中國人更能夠體會中國趣味、更能夠欣賞中國趣味，而且中國趣味是中華文化的名片，同時也代表一種文化的精神。
我在新書《探尋中國趣味——中國古代文學之歷史文化思考》中提出，中華民族的文化如果想立足於世界文化之林，就應該在眾聲喧嘩的世界文化中保持自身獨特的聲音，在五彩繽紛的世界圖景中突顯自身迷人的姿態，在各具風姿的世界思想中彰顯自身特殊的精神。20世紀以來，經過一百多年幾代學人的努力，中華文化在發出自己的聲音方面、在突顯自己的姿態方面，有了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影響，但是在彰顯自己的精神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為了探尋中華文化趣味，我這幾十年來做了很大努力。我總覺得從事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化研究，應該有個最基本的旨趣，就是從歷史文化時空交織的角度去探尋中國趣味。所以我提出探尋中國趣味的三個向度，這三個向度是互相交融的：一是歷史的向度，因為中國古代文學畢竟是一種歷史現象，從歷史現象角度來說要側重於中國趣味的廣度研究，這個廣度包括時間的綿長和地域的開闊；二是心理的向度，因為畢竟中國趣味是體現於人心之中的，靠人加以體現，所以這是一個深度的研究；三是文本的向度，研究古代文學是面向古代文獻、古代文本，所以文本的解讀、文獻的考索是最基本的工作，這種文本、文獻是廣義的，不僅僅是寫在紙張上的，也包括不寫在紙張上的文本和文獻。學術研究到最後，不是拼你花的時間有多少，也不是拼你有多聰明，可能最後要考驗你讀書的數量、讀書的程度，讀書不僅要讀得多，而且要讀得泛，知識積累、知識感悟的程度起著最終的作用。
湯顯祖像。資料圖片
從歷史文化時空交織的角度，探尋中國古代文學的趣味
我這本書分四個大的板塊：
第一是對文學史學的思考。因為20世紀以來對文學史的研究，所以形成了新的學問叫「文學史學」。有文學就有文學史，但對文學史理性的認識相對滯後，而且比較完整的、比較系統的、數量大的、豐富的文學史認識就更晚，主要是在20世紀以後。100多年以來，對20世紀文學史的研究應該有一種反思、思考，這是我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包括對國內研究的思考和對海外研究的思考。
第二是歷史的向度。我給它起的名叫「文學史論」，「文學史論」是現在研究的一個熱點，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世界學術潮流，尤其是研究歷史的、研究文學的、研究思想的潮流體現出一個特點，就是在非常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來閱讀、闡釋中國古代文學。這種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包括政治、經濟、生活、宗教、學術、教育、民俗等各個方面，是多維度的、豐富的視角。我經常說研究文學的人僅僅讀文學作品是遠遠不夠的，不要把自己封閉起來，應該以社會為讀本。而且這個社會的構成是非常豐富的，我們用的詞是「社會文化語境」。「語境」就是說話背後的環境，或者能夠支持你說話的基礎，在這樣的語境下來言說中國古代文學，可能更準確、更深入地把握文學的真諦。這是我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跟本書副標題也是吻合的，就是在歷史文化語境中探尋古代文學的中國趣味。
這部分研究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大的審美風貌、大的文化趨向或者文化潮流背景下的文學研究，包括對宋代文學的思考，對才子佳人戲曲小說的思考，對傳奇戲曲興起背景的探討。還有一方面是對具體的文學現象和具體的社會現象之間關係的研究，因為關係很重要，人生在關係之中。比如美國著名哲學家、北大博睿講座教授安樂哲，他特別談到中國文化、中國思想最核心的東西是關係。它和西方文化、西方思想最大的區別是，西方文化、西方思想更多是講個體，是一個元素、一個要素，而咱們更多是講關係、講網路，他認為關係才是切近人的本質、社會的本質的焦點。從這個關係中看文學會對咱們有很多啟發。所以我在文學和學術的關係、文學和教育的關係、文學和傳播的關係、文學和出版的關係等問題上做了探討。
第三是心理的向度。心理向度的提出跟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思考有密切關係，我們那時不僅僅思考中國文化的問題，而且更多更深地思考中國文化養育或者養成的人的問題。像魯迅提出的「救救孩子」的觀點，以及有關「國民性」的啟蒙思想，都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當然，要啟蒙大眾，更多地還是啟蒙自己。所以我們對人感興趣，對心態感興趣，當時有很多關於文化的論著和論文，有很多關於文人心態的論著和論文。在這個思潮下，我們當時有個課題叫作「古代文人心態」，所以我就做了湯顯祖、蒲松齡等著名文學作家的心態探討、個案探討。現在看來，那時的探討帶著尖銳的、批判的眼光，應該多一些「理解的同情」或「同情的理解」。但20世紀80年代對人的苛求、對精神的苛求，現在看來還是很值得稱賞的。因為人畢竟要有一種理想的狀態，要有追求。做一個有理想的人、做一個有追求的人、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做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我們心嚮往之，也是不斷自我反思的過程。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中國當代社會的知識分子成熟了很多，也世故了很多。90年代以後，那種尖銳的反思少了，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於是我有了其他幾篇關於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文章。我覺得，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銳氣，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趣味，不同的年齡可以寫成不同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不同的年齡才能寫出不同的文章。詩人老了也許還能保持童趣、童心，但學者隨著年齡的增長，更多的是更老成了。
第四是文本的向度。文學史是由一個一個文本構成的，過去講「作品」不太合適，可能更準確地講，文學史是文本構成的歷史，沒有文本就沒有文學的歷史，甚至沒有文本就沒有作家。在這個意義上文本研究非常重要，文本的研究，我在這本書里選的是文體的研究，文體是文本的集合體。個別文本的解讀文章，我也寫了很多，因為傳統的看法，這是屬於鑒賞層面的，所以沒有收錄到這本書里。收入這本書里的是文本向度的文體研究，一方面是文體理論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文體本體的研究。我在文體理論方面的主要著作是《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其實，我更感興趣的是文體的本體研究，因為它更側重於歷史文化的思考，文體的本體研究跟當時文體的產生、演變的歷史和社會關係更為密切，這也是我研究的側重點。我寫了一些文章，包括對戲曲小說敘事性的探討，也包括對散文的一些文體的探討。現在我更多地側重於古代散文的研究。散文的文體非常豐富，從文體研究的角度切入散文研究可以有很多新的發現，這樣的發現可以指向中國文化的內在真諦。
《蘭竹圖》［清］ 鄭燮 上海博物館藏
兩種完全不同的趨向研究
探尋中國古代文學的趣味，要關注特定時代的文學風貌、特定作家的文化心態和特定作品的文體特徵，這三方面也是老生常談。但在這三方面研究中深入一步，去發現內在的中國趣味，尤其是把中國趣味放在世界文化、世界學術的背景下進行思考，這是我們過去一直努力將來也會繼續努力的方向和課題。
我的這些探討不成體系，因為我做學問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是抓住一個課題以後一直窮追猛打地做下去，在戲曲研究、傳奇研究方面做得比較多；另外一種趨向是憑興趣，東一拳西一腳，一些點的東西比較多，一些探索的東西比較多。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調劑。我經常跟學生談起這個事，做大量研究的學問累了，就跳出來看看電視、看看電影、寫寫書評、讀讀小說，寫寫別的領域、別的趣味的文章，調劑一下，對自己的整體研究有好處。因為歷史的構成是豐富多彩的，所以應該有多種向度。
（本文據作者在清華大學 「鄴架軒·作者面對面」活動中的講話整理而成）
《光明日報》（ 2018年04月08日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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