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專論 | 埃里克·方納：羅伯特·E·李傳說的塑造與破產

原標題：史學專論 | 埃里克·方納：羅伯特·E·李傳說的塑造與破產

編者說明

本文原載於《紐約時報》2017年8月28日特刊。感謝作者埃里克·方納教授授權「美國史研究」公眾號翻譯並全文刊發。譯者徐思原，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世界歷史試驗班，紐約大學Tisch藝術學院電影專業研究生在讀。如需轉載，請在本公眾號後台留言。

作者簡介

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威特·柯林頓歷史學講座教授，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埃里克·方納是《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和美國的奴隸制》的作者，該書榮獲普利策歷史獎和班克羅夫特獎。他最新的著作是《自由的鬥爭：對美國歷史的利用與濫用》。

羅伯特·李傳說的塑造與破產

文 埃里克·方納 / 譯 徐思原

位於華盛頓的羅伯特·E·李的雕像

在Band樂隊廣為傳唱的歌曲「南部戰敗的夜晚（The Night They Drove Old Dixie Down）」里，一位前南軍士兵將羅伯特·E·李（Robert E. Lee）譽為「最傑出的」人。很難想起還有哪一首歌曲如此明確地提到一位將軍的名字。但是李總能在美國的國家想像中佔據獨一無二的位置。羅伯特·E·李將軍名聲的起落反映著美國歷史意識中一些關鍵元素的變化——我們怎樣理解種族間的關係、內戰的原因和結果、以及一個好社會的本質。

1807年，李出生於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士紳家庭。他的父親是獨立戰爭時代的英雄，曾任弗吉尼亞州的州長，他的妻子是喬治·華盛頓養子的女兒。李常常為自己能恪守作為一名紳士的嚴格道德規範感到自豪。他從西點軍校畢業時，沒有違反過任何紀律。考慮到當時西點軍校高度複雜的約束著學生行為的規則，這簡直是一項壯舉。

雖然反對分裂，但當內戰爆發、弗吉尼亞州脫離聯邦時，李還是選擇了和本州共進退。李在以寡敵眾的情況下，取得了一系列對聯邦軍隊的勝利（直到葛底斯堡戰役之前），這為他贏得了軍事上的盛譽。最後，他遇到了自己真正的對手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1865年4月，李被迫率部投降。在阿波馬托克斯，他敦促戰士們接受戰敗的結果，回到各自的故鄉，並反對繼續進行游擊戰。李於1870年去世，當時正值重建運動時期的頂峰，南方已經普遍建立了白人與黑人共治的政府。

但是，如今人們在談論李時，最感興趣的一定是他與奴隸制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對於種族問題的看法。在生前，李擁有過數量不多的奴隸。他自認為是一個家長式的主人，但是也會對奴隸們施加嚴苛的懲罰，尤其對那些試圖逃走的奴隸。對於奴隸制度，李並未公開表過態。在1856年寫給妻子的一封信中，李留下了對奴隸制的最詳細的評論。對此，所有的傳記作家們都有引用。在信中，李將奴隸制描述成一種罪惡，但是這種罪惡對於白人的惡劣影響要大於黑人。他認為，奴隸主所施行的「令人痛苦的紀律」恰恰使黑人受益：黑人因此從野蠻走向開化，並被帶進基督教的世界。而在上帝認為合適的時候，奴隸制將走向終結，但這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為對於上帝而言，千年不過彈指一瞬。另一方面，對於南方白人「自由」的最大威脅其實是廢奴主義者們所追求的「邪惡的道路」，因為這種理想激化了局部的仇恨。1860年，李曾投票支持約翰·C·布雷金里奇(John C. Breckinridge)，一位積極維護奴隸制度的總統候選人。(約翰·貝爾（John Bell）是一位更溫和的南方政治家，最終在總統競選中贏得了1860年弗吉尼亞州的選票。)

【編者註：1860年的選舉中，共有四位總統候選人。北方的民主黨人推選了伊利諾伊州的斯蒂芬·道格拉斯為總統候選人。南方的民主黨人提名副總統、肯塔基州的約翰·布雷肯里奇為總統候選人。共和黨反對在任何地方實行奴隸制，提名伊利諾伊州的亞伯拉罕·林肯為候選人。在奴隸制問題上無任何立場的護憲聯合黨則提名田納西州的約翰·貝爾為候選人。約翰·貝爾在弗吉尼亞州獲勝，最終林肯當選美國第16任總統。】

李似乎並沒有將他的紳士行為準則用在黑人身上。在葛底斯堡戰役中，他沒有阻止自己的士兵綁架自由黑人並將他們販賣為奴。在重建時期，李明確表示他反對賦予前奴隸以政治權利。在談到州內的黑人時（占弗吉尼亞全州30%的人口），李曾告訴國會重建委員會，他希望弗吉尼亞州能夠「擺脫他們（黑人）」。當有人敦促他譴責三K黨的暴行時，李卻選擇了沉默。

在內戰結束時，南部邦聯的總統傑弗遜·戴維斯很不受歡迎，羅伯特·李便成為了南部事業的化身。一代人之後，李成為了民族英雄。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白人優越主義在後重建時代的南方得到強化，南部對種族問題的態度在北方也得到更為廣泛的認可。於是，一種修正的歷史觀也隨著這些變化而生，其中就包括關於內戰的「和解主義者（reconciliationist）」記憶的勝利——這是歷史學家戴維·布萊特在他頗具影響力的著作《種族與重聚》（David W.Blight, Race and Reunio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Memory，Belknap Press,2001）中所提出的觀點。此時，內戰被視為一場南北雙方的勇士為了各自高尚的原則而爆發的衝突—北方是為了維護聯邦統一，南方則為了捍衛地方自決。而 「對林肯和李的狂熱崇拜」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看法，他們各自代表了其所在社會的最崇高的特質，他們是所有美國人都能夠懷著自豪去回望的人物。一份1890年的報紙中寫道，關於李的記憶就是「美國人民的共同財富」。

這種和解主義史觀將奴隸制從歷史的中心抹除，而爭取黑人解放的奮戰成為內戰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於是，「失去的事業（The Lost Cause）」，這一種舊南方和南部邦聯的浪漫化願景，在全國範圍內贏得了眾多追隨者。那麼又有誰比李更能代表這「失去的事業」呢？

這種看法同樣也得到了一個化名 「南方重農派（the Southern Agrarians）」的作家群體的擁護，他們理想地把蓄奴的南方看作與工業化北方的商業精神和個人主義相對的、捍衛著男性美德的堡壘。在傳統價值觀潰退的年代，個人品格可勝過政治立場，而李所擁有的個人品格是無可挑剔的。「重農派」中最突出的歷史學家弗蘭克·奧斯利（Frank Owsley）將李稱為「與上帝並行的戰士（the soldier who walked with God）。」（許多早期傳記作家甚至直接將李和基督進行比較）此外，當時有數百萬天主教徒和猶太人從南歐和東歐大量湧入美國，這引起了美國人的警惕，而李似乎也代表了一個由盎格魯-撒克遜人主導的社會。

在20世紀頭二十年中，歷史學家為這種歷史解釋提供了學術上的合法性，同時也為剝奪南部黑人公民的憲法權利進行了辯護。在哥倫比亞大學，威廉·A·鄧寧（William A. Dunning）和他的學生們將重建時期賦予黑人普選權的做法看作悲劇性的錯誤。以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和他的學生為代表的進步主義學派的歷史學家則認為，政治反映著階級利益的衝突，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差異。比爾德寫道，內戰應該被理解為政治權力從南方農業統治階級向北方的工業資產階級轉移的過程；除了在文末的註腳里，他可以通篇對奴隸制隻字不提。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個主要由南部歷史學家組成的群體，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修正主義學派，甚至走得更遠。他們堅持認為奴隸制是一種本可壽終正寢的良性制度。「愚蠢的一代（blundering generation）」政客們跌跌撞撞地走進了一場不需要的戰爭。正如1856年李在信中所述，真正的惡人是廢奴主義者，他們莽撞的激動情緒使地區間的關係疾速惡化。當時，這種歷史敘述在全國的教學實踐中佔據主導，並且通過一系列電影作品影響了更多的觀眾，比如美化了三K黨的《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和將奴隸制浪漫化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有觀察家戲稱：南方輸掉了戰爭，卻最終贏得了歷史的勝利。

就羅伯特·李而言，這種趨勢在弗吉尼亞的記者和歷史學家道格拉斯·索薩爾·弗里曼（Douglas Southall Freeman）於20世紀30年代所撰寫的關於李的四卷本傳記中達到高潮。在接下去的數十年中，弗里曼的這本聖徒傳被當作對李的一生最準確的敘述。弗里曼警告讀者，他們不應該刻意從李的身上尋找那些模糊、複雜和言行不一的地方，因為這些根本不存在——李就是美德的楷模。弗里曼對於李與奴隸制之間的關係毫無興趣。在全書的索引中，有22條談到了「對責任的忠誠」，有19條提到了「善意」，有53條提到了李那匹著名的馬—「旅行者（Traveller）」。而「奴隸制」、「解放奴隸」和「奴隸起義」加起來只佔了5條。雖然沒有提供任何細節，弗里曼堅稱，在弗吉尼亞，奴隸制代表著一種「最好的」制度。他對戰後李曾經的黑奴衛斯理·諾里斯對主人粗暴虐待自己的證詞視而不見。1935年，弗里曼獲得了普利策傳記文學獎。

然而，在同一年，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出版了《美國的黑人重建》一書（W.E.B.DuBois,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1860-1880, Harcourt Brace, 1935)，強烈衝擊了歷史學家們此前提出的一系列關於奴隸制、內戰和重建的神話。杜波依斯將奴隸制看作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而解放奴隸則是內戰影響最深遠的成果。他將廢奴主義者描繪成20世紀種族正義鬥爭的理想主義先行者，而重建則是一場偉大的民主實驗——重建的悲劇並不是人們的嘗試，而是它最後失敗了。最重要的是，杜波依斯明確指出黑人是這一歷史時代的積极參与者，而並不只是困擾白人社會的問題。雖然在當時這種觀點沒有立刻得到主流學者的重視，但「黑人重建」卻為歷史解釋的重大轉變指明了道路。杜波依斯的這種觀點深深根植於60年代民權運動的的平等主義理想中，並得到被早期學者們忽視的關於黑人經歷的歷史檔案的支撐。今天，杜波依斯的許多見解雖然還沒有完全穿透整個國家的文化，但已經被大多數歷史學家視為是理所當然的。

不可避免的，這種對內戰時代歷史敘述的修正也讓學者們重新評價羅伯特·李。杜波依斯在其他地方寫道，雖然李擁有血氣之勇，但卻缺少「為黑人的正義而奮鬥的道德勇氣」。即使是此前被看作完美無瑕的李的軍事生涯也得到了批判性的重審。在《大理石人（The Marble Man）》（1977）一書中，托馬斯·康奈利（Thomas Connelly）批評道，「一種弗吉尼亞作者（對李）的狂熱崇拜」通過貶損其他南軍將領來掩飾李在戰場上所犯的錯誤。」在《自由的吶喊》（James M.McPhersonBattle,Battle Cr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一書中，詹姆斯·麥克弗森對李將軍和格蘭特將軍的軍事戰略進行了鮮明的對比：前者不合時宜地一味關注弗吉尼亞地區，後者則戰略性地把握地東西戰區之間的關聯。而此本書自1988年出版後逐漸成為了內戰的標準歷史。

李將軍的最新傳記作者邁克爾·科爾達（Michael Korda）並沒有否認李本人擁有值得讚賞的品質。但是他也明確表示，當涉及非裔美國人時，李的態度從未改變。羅伯特·李一定深知，正如南方副總統亞歷山大·H·斯蒂芬斯所言，奴隸制和「黑人與白人不平等的重要事實」形成了南部邦聯的「基石」；李選擇了拿起武器來維護一個奴隸主的共和國。內戰結束後，他也無法想像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白人至上主義。

科爾達所謂關於李的「傳說」應該終結了。李的雕像和紀念碑的未來暫且不論，只要奴隸制的遺產依然困擾著美國社會，歷史學家們就不會把李請回歷史的榮耀台上。

翻譯：徐思原 編校：於鑫 責任編輯：杜華

編審：張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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