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上海敘事」，還是要「走出上海」

在歷史研究的發展中，高亢的時代之音時常會淹沒那些「執拗的低音」，形成歷史敘事中的褶皺與視域中的邊緣地帶。也正因如此，在浪濤翻滾之後「重返」歷史現場亦是必然。所謂「重返」，無非是重新認識和「重寫」之意。

原文：《追憶歷史褶皺與邊緣中的「上海敘事」》

作者：廣州美術學院教授 李公明

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期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重寫文學史」的口號提出以來，以「世紀」為時間跨度的「重寫」已成為重要的敘事視角；而在左右衝突的思想光譜映照之下，「重寫」本身也不斷被重寫。無論在視角上或方法論上，問題的展開早已超越出破除政治決定論和文學進化論而進入了紛繁複雜的歷史現場。以地域景觀和時代地標為中心的地方敘事也不斷受到研究者重視，以「上海摩登」為代表的現代都市文化研究異軍突起、蔚為大觀，至今仍可以說是方興未艾。

上海敘事的「紅色地標」

「上海敘事」進入中國現代文藝史研究的核心視域，並沒有因此而弱化國家敘事、政治敘事，而是在研究視角和範式的轉換中更清晰地呈現出國家力量和政治敘事在歷史語境和文藝現場中的真實存在。即使是在中國現代革命史的主旋律敘事之中，只要真正重返歷史現場、置身於歷史語境之中，「上海敘事」的紅色地標仍然會顯露出來。

1998年由葉大鷹導演、張國榮主演的《紅色戀人》在全國上映，在廣州首映後，我在接受廣東電視台採訪的時候，猛然想到和談起了大革命之後的「上海敘事」，雖然當時還沒有明確用這個概念。張國榮的出色表演和革命加戀愛的另類橋段（信仰、病中幻覺的情慾、生命交換……）固然讓人印象深刻，但讓我更著迷的是「上海」這個歷史現場的現代性和國際性。故事以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租界為背景，敘述框架是從美國人佩恩的回憶視角切入。在英租界豪華酒吧里，佩恩結識了曾經是紅軍軍官、時為上海地下黨領導人的靳，還有變節投敵的國民黨特務皓明的女兒秋秋，春風沉醉的上海與血雨腥風的上海交織在一起。靳像一名前線指揮官那樣，在家裡跪在鋪開滿地的地圖上關心著紅軍的戰事進展，想到要在國際輿論上宣傳中國革命與紅軍，所以冒著危險與佩恩見面。這種國際視野無疑是他曾留學巴黎的經歷所決定的。

一個更重要、但容易被忽視的是影片中的「交換」情節：秋秋因在父親設下圈套的聚會上親手擊斃了他而被捕，靳決定犧牲自己而把秋秋交換出來。有觀眾質疑這情節是否違背了歷史真實，導演說他調查了1936年上海的監獄歷史，當時在押的政治犯分別關在國民黨監獄和租界監獄，所謂的交換是克拉克代表的租界監獄把靳交換給國民黨監獄以換取秋秋的生命。這就是紅色敘事中的「上海敘事」，是被遺忘在歷史皺褶中的真實現場。影片結尾出現的今天上海外灘的「東方明珠」畫面，似乎是對這條潛在的敘事線索的最後呼應。「A Time To Remember」，這是張國榮親自為《紅色戀人》起的英文名字，在我看來那值得追憶的時光中包含著這座國際大都市的光榮與夢想。

摩登敘事與左翼激進敘事緊密相連

要重返「上海敘事」，視覺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來金石聲（1910—2000年，中國現代城市規劃教育的奠基人和傑出的現代攝影家）的攝影藝術重新引起國際學界的關注，是因為他的上海影像和德國影像作品凸顯了一個曾留學德國的上海知識分子的現代主義與國際化情結。

金石聲和其他活躍在那個時代的上海的攝影人一樣，是「來自上海」的歷史視覺文本的記錄者與見證人。在金石聲所記錄的「上海敘事」視覺文本中，傳統主義與現代主義兩種特質並存交錯，華洋雜處的都市空間凝聚著本土文化與國際文化的交相影響，呈現出斑駁陸離、五光十色的文化底色。毫無疑問，國際化與現代性的中國極為豐富地隱含在「來自上海」的視覺文本之中，早期中國都市的活力與國際化緊密聯繫，視覺圖像由此可以改變長期以來人們被「壓迫敘事」或「屈辱敘事」所禁錮的目光。如何認識中國現代民族主義與國際都市背景中的現代性之間的關係，這是「上海敘事」中必然遭遇的重要議題，也是都市摩登與左翼文藝研究的重要思想背景。

1923年第一次來上海的日本平民作家村松梢風創造了「摩都」這個概念，以表述上海給他的極端深刻印象，而他自己也迷失放縱在這華美淫蕩的「摩都」之中。昭和時代，在日本國內傳唱著許多憧憬上海的流行歌曲，詠嘆的多是浪漫自由的愛情，有點像「文革」時期我們在廣州讀中學的時候偷偷唱著「Hongkong、Hongkong」的流行曲。不管中國或者世界、東方還是西方、摩登還是保守、左翼還是右翼……這些概念在當時上海人的頭腦中恐怕遠沒有我們今天看得那麼重要，那時人們要的只是摩登，享受的儘是風情。但是在風月的吹拂之下，慾望衝突與社會意識的轉型同樣使上海的摩登敘事與左翼激進敘事緊密相連。葉凱蒂認為，「上海的娛樂文化處於觸手可及的、開放的公共空間中，一種現代而獨特的都市感從底層發育起來，超越了那些政治家和革命者的宏論」；「今天這一切都太清楚了，娛樂業及其背後的娛樂經濟真是形塑社會慾望和意識的最重要力量」。應該說，左翼文藝中的「革命加戀愛」小說正是在這種「上海敘事」中才有可能出現。

陳建華教授在他的《陸小曼·1927·上海》（商務印書館，2017年5月）中以圖、文、史互證的方法把《上海畫報》和有「四金剛」之稱的四份上海小報——《晶報》、《金鋼鑽》、《福爾摩斯》和《羅賓漢》中的陸小曼與摩登上海過濾了一遍，得出的結論是「陸小曼的1927年，從時裝公司到戲裝舞台，萬花筒般映現上海文化的無限風光，切入時尚、文藝、政治、經濟、法律等脈絡，更由其違和甚或叛逆的異質而激起陣陣浪花，某種意義上可看作一場新舊之間的『文化之戰』」。（223頁）這才是潛藏在「上海敘事」的雲裳之下的歷史肌理，也正是自晚清以來一邊走向共和、一邊對現代性迎拒無定的「壓抑性轉型」。對於從革命話語的研究出發的陳教授來說，我相信在魔都魅影、情海恨天之上更令他著迷並且低徊不忍的是共和之後歷史的急速轉型與衝突：「二十年代末政治上動亂走向秩序乍暖還寒之際，將燼的火花盡情迸放，雲裳如漩渦里一朵浪花，從中折射出新舊京滬文化潮流的輳輻折衝的投影，然而一種新的可能開始即終結，令人慨嘆。」（88—89頁）摩登都市與左翼漩渦的重重疊影，使「上海敘事」散發著激進的現代性審美氣息，很容易令人陶醉。

不看小報就進入不了「上海敘事」

說到重返「上海敘事」的文藝現場，當然離不開當年上海灘的八卦小報。直令我們今天汗顏的是，1930年上海的登記人口是314萬5千人，但在1926至1932年間自由發行的上海小報卻達七百多種！陳建華在書中說，「上海以愈益急速的步伐與歐美現代主義接軌，同時也傳來了北伐的鐵騎聲，店鋪街頭換上了青天白日旗。而小報仍是市民大眾的嘉年華狂歡世界……在日益高漲的民族解放與社會革命的浪潮中，其維多利亞式的中產階級私密空間及保守的文化底線即將渙散消解於現代空氣里。時尚與謠諑、禮儀與裝逼，上海灘勿要忒鬧猛好看！」（自序）的確，不看小報就進入不了「上海敘事」，就無法探觸和表述上海都市社會的豐富質地及其日常生活與情感結構的複雜性。

更讓當年吃瓜群眾受教的是，在摩都小報關於雲裳公司的時尚八卦中同樣有「政治正確」的輿論導向問題，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誰服務等旗號之下其實還是利益相爭。但是，正如作者所深刻指出的，「二十年代末的小報是上海文化奇觀之一……小報以『名人消費』為特徵，榨取明星的剩餘價值，迎合大眾追星或吐槽心理，給不同經濟階層提供了宣洩情緒的平台，面對市民社會自身的問題，起到暴露社會機制的缺陷及調解不同經濟社團之間關係的功能。

重返「上海敘事」還是要「走出上海」

回顧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敘事」，都市摩登與左翼激進的共生關係不僅令人難忘，也不僅僅帶來一種歷史認知的補償，而且更有價值關懷上的深刻反思：在現代性敘事與革命敘事的並行交錯中，存在著一種真實的信仰和理想主義，其思想背景是國際性和現代性的潮流，這樣的共生關係重塑著我們關於中國革命的價值認知。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現代性進程中，「上海」毋庸置疑是一個最高端的核心地標。但是在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現代史整體敘事中，「上海」的意義已經在不同的現代史研究領域中越來越顯露出來。這個核心地標的首要意義是揭示出現代性敘事與革命敘事並行的客觀存在，以及兩者均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其次是把中國的現代性敘事納入到國際性、全球性的敘事中，中國「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以及其「全球化」特徵比人們通常以為的來得更早。但是也應該警惕的是，類似「上海摩登」或「來自上海」這樣的主題論述在努力還原這個核心地標的歷史景觀的同時，也難免在反對固化的主流史觀的過程中呈現出某種優越感，由此形成新的中心論，並且似乎也正在產生對區域差異性和整體發展中的多元性的遮蔽。尤其是在民國文化藝術史的研究視野中，「上海」的光榮與驕傲既重構了一個過去被遺忘的「摩登時代」，但同時也在中國文藝的現代性圖景中吸引了過多的目光。當然，中心的顛覆與反顛覆也正是現代史研究不斷深化的過程，在「上海」這個概念中挖掘過去被遮蔽的現代性與揭示被「上海」這個概念所遮蔽的其他區域的現代性，都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在這裡應該提到的是荷蘭學者馮客（Frank,D.）的《簡明中國現代史》（陳瑤譯，九州出版社，2016年3 月），該書以「開放性」作為重新解讀1912——1949年民國歷史的關鍵詞，以「民國時期的全球化經驗」為主題，雖然其論述框架與「簡明中國現代史」這頂大帽子並不吻合，但是作為一種重新解讀民國史的角度，與「上海敘事」卻是有緊密的內在性關聯。而且，作者在論述開放性的時候並沒有局限在上海等都市的精英知識分子範圍內，而是在地方上的小學校、在鄉村的宗教運動中都以世界性的視野與全球問題相聯繫。（102—103頁）對於「開放性」與「全球性」傳統，他在「結論」中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能夠將1978年以來的開放政策理解為對於這一傳統的回歸嗎？」（132頁）說是「回歸」顯然多有錯位，很多觸點恐怕難以對接，但的確可以啟發我們思考通過曲折的歷史軌跡挖掘「上海敘事」的真實價值，同時也要挖掘在不同區域的多元化歷史景觀中被遺忘的開放性，這真的是現代中國史研究中意味深長的議題。

因此，在重返「上海敘事」之後還是要「走出上海」，才能更清楚地認識「上海敘事」在整個中國現代歷史敘事中的影響與意義。前年我在上海參加一個關於現代攝影的研討會，在發言中談到從「來自上海」到「來自延安」的兩條歷史軌跡，中心的位移取決於現實中兩種敘事力量的升降變化，因此也觸到了「上海」概念中的歷史隱痛。《走出上海: 早期電影的另類景觀》（葉月瑜、馮筱才、劉輝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給我們帶來新的挑戰性和研究視角。這個書名把關於「上海」作為一個電影史書寫的核心符號的被建構與被固化的問題意識強烈地凸顯出來，但是在敘述策略上仍然首先通過三個區域例子肯定了上海在廣義的華語電影史論的中心位置。我的理解是，一方面這是中國現代電影史上「上海地標」的客觀圖景，另一方面則表達了對固化的上海電影中心論的反思和突破意圖，針對的是單一視角所造成的中心論和模糊不實的、虛泛的早期電影多元性論述。編著者們也意識到有學者提出「上海電影」概念的用意是把「上海電影」從官方電影通史敘事的壓制下釋放出來，但是又不能止步於此。因此該書有意「突破中國電影史向來以上海為中心的敘事起點，以民國報紙作為研究的新起點，關注香港、廣州、杭州、天津這些城市的早期影業生態，並勾勒以城市為框架的早期電影史。應該說，這正是從歷史褶皺與邊緣中重返「上海敘事」到「走出上海」的研究心路。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02期第6版，轉載請註明出處，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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