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後黃興為什麼遲遲未來鄂主持大局？起義發展太快，革命黨領袖認識不及

原標題：武昌首義後黃興為什麼遲遲未來鄂主持大局？起義發展太快，革命黨領袖認識不及

按：武昌首義後，黃興被應立即赴武漢，利用其在起義軍中的威望，一統湖北軍政府，但卻由於等待外款，姍姍來遲，最後讓黎元洪當上了鄂軍都督。然而，黃興的遷延僅僅是為了等待渺茫的款項？事情並非這麼簡單。黃興延緩赴漢的內在根據是什麼？這是需要做一些分析的……

金沖及、胡繩武為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出版的著作中說：湖北革命黨人「想迎同盟會的其他領袖黃興、宋教仁或譚人鳳到湖北來主持大計。而黃宋等由於對湖北起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認識不足，一直遲遲不來。」1這裡已說到了問題之所在，惜未加分析和論證。

黃興在華興會成立時，即發表武裝起義的方策說：

若吾輩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偷安無識之市民，得以撲滅虜廷；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則是吾人發難，只宜採取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論，軍學界革命思想，日見發達，市民亦潛移默化；且同一排滿宗旨之洪會黨人，久已蔓延固結。為相顧而莫敢先發，正如炸藥既實，侍吾輩引火線而復燃。使能聯絡一體，審時度勢，或由會黨發難，或由軍學界發難，互為聲援，不難取湘省為根據地。然使湘省首義，他省無起而應之者，則是以一隅敵天下，仍難直搗幽燕，驅除韃虜。故望諸同志，對於本省外省各界與有機緣者，分頭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2

黃興所提出的這樣一個方案，揆諸辛亥史實，大體是不錯的。「採取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之法」，確是起義發難、推翻清朝的正確方略。問題在於：首先雄據那一省？這是革命實踐中的最大難題。黃興等革命黨人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黃興首先選擇的是湖南省。1904年華興會在湖南發難的計劃泄露，領導人四散逃亡。1906年的萍瀏醴起義，1907年秋瑾、徐錫麟皖浙起義先後被鎮壓。種種失敗，在在說明「長江各省，一時不足有為」，黃興乃「注重兩廣首義，愈益堅定。」3僅1907年，同盟會在廣東組織了三次起義，在廣西組織了一次起義；1908年又組織了一次廣東起義，一次雲南起義。左衝右突，不旋踵而敗北。孫中山和黃興總結了以往的教訓，認識到會黨不足恃，著重在新軍中做工作，在1910年發動了廣州新軍起義；然後又在1911年4月集結巨資（約計19萬元），集中精英，孤注一擲地再次發動了廣州起義。

黃花崗起義烈士墓

兩次廣州起義都失敗了。黃興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幾至不能自拔。他自責：「以前屢次革命，傷吾黨人才，未若如是之眾。今若聚閩蜀之精華而殲之，弟之躬雖萬劍不足以蔽其罪矣。」4他痛苦：「悲憤交集，無可發泄。」「感情所觸，幾欲自裁，」「嗚呼！人生至斯，生不得自由，並死亦不得自由，誠可哀矣！」5黃興的這種情緒，被寫進了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宣言中：「一以氣鬱身死，一以事敗心灰，一則宴處深居，不能謀一面，於是群鳥獸散，滿腔熱血悉付諸汪洋泡影中矣」6。在自責和痛苦中回顧以往的經歷，黃興幾乎要放棄當初選擇的武裝起義的基本方策。他組織實行隊，準備以暗殺行動，報死難烈士之仇。「不道珠江行役苦，只憂博浪錐難鑄」7。「弟本以欲躬行荊、聶之事，不願再為多死同志之舉」8「同盟會無事可為矣，以後再不問黨事，惟當盡個人天職，報死者於地下耳。」9要放棄武裝起義，這雖然是痛苦至極時的發泄，也的確反映了他當時的迷茫心情。

當失敗的煩惱壓在黃興等同盟會領導人的心頭時，湖北革命黨人卻在進行紮實而細緻的起義準備工作。「時湖北同志猛勇進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10儘管文學社、共進會的主要負責人及若干重要骨幹大都是同盟會員，儘管兩個革命組織的成員接受孫中山的主義，崇信黃興的為人，但他們在武、漢的起義準備工作，似乎未達「天聽」：孫中山奔走海外，不了解武、漢的革命情勢；黃興對武漢的情形似乎也知之不多。是否能在湖北造就雄據一省的形勢，黃興似乎未考慮過。1911年2月他致信居正，表示：「吾黨舉事，需先取得海岸交通線，以供輸入武器之便。先欽、廉雖失敗，而廣州大有可為，不久發動。望兄在武（武昌，編者注）、漢（漢陽，編者注）主持，結合新軍，速起謀響應。」11這是為「三·二九」起義作準備。舉事地點選在沿海交通線上，是便於款項和武器從海上輸入。組織工作的重點不是放在內部，放在基本群眾的組織和發動，而是放在外援上。這條策略路線的缺點是很明顯的：華僑雖對歷次革命發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外援不總是那麼得心應手；即便外援供應順利，掌握外援的物質力量沒有形成，其奈外援何？待至武昌臨近起義，他對武昌起義是否能及時發動，還是懷疑的。9月他致函武、漢同志：「此次經營武、漢，要格外慎重。各省沒有打通以前，湖北一省千萬不可輕舉。必須遲至九月（按此指舊曆）初旬，與原定計劃中之十一省同時舉義，方可操必勝之券。希望武、漢同志暫行忍耐。」12此信原載蔡寄鷗《鄂州血史》，參加過武昌起義的人後來寫的回憶中，都記述了這一情節。黃興的密友李書誠在回憶錄中說：「黃先生從香港複電說，須俟九月初（舊曆）約十一省同時起義」13如果說這些回憶的準確性尚有可疑之處，我們從黃興在10月3日復同盟會中部總會書中，也可看出某種端倪。他「初念雲南方面較他處稍有把握，且能速發，於川蜀亦有犄角之勢」14，曾致電譚人鳳，電匯三百金，約譚同赴雲南。15後雖悉湖北的可靠消息，卻在信中一則表示「行止尚不能預定」，一則表示「鄂事請覺生兄取急進的辦法，如可分身，能先來港一商尤盼。」16面對返鄂主持大計的迫切要求，不是立即部署起程事宜，反要居正來港一商，是否心中還存在這樣一種塊壘：湖北具備了雄據一省、四方響應的條件了嗎？我想，這是黃興面對湖北緊迫需要延遲不進的真正原因。

湖北軍政府鑄銅幣

對湖北起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缺乏認識是同盟會領導人的通病，不獨黃興如此。孫中山恐怕比黃興的估計更差些。9月25日，孫中山在美國復函美國人咸馬里，分析國內形勢：「近日四川省起大風潮，為民眾與政府之間發生鐵路爭端所引起。我黨在華南的總部諸君大為激動，因為謠傳四川軍隊已捲入紛爭。如所傳屬實，則我黨人擬策動雲南軍隊首先響應，而廣東軍隊亦將繼起。但我不相信此一傳聞，因我們從未打算讓四川軍隊在國民運動中起首倡作用」17。這裡說到了四川、雲南、廣東，對湖北，隻字未曾涉及。孫中山是在10月11日從典華（丹佛）的報紙上看到武昌起義的消息的。10月10日晚，孫中山甫抵典華，得悉黃興謂武昌「新軍必動」的電報，「隨欲擬電復之，令勿動」。只是由於旅途勞頓，思慮紛亂，乃止，並「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復之」18。到了「明朝」，已獲武昌起義消息。

同盟會中部總會的領導人是否有明確的認識呢？人們說到此時多持肯定的態度。分析史料，卻不盡然。組織中部同盟會的設想是1910年夏在東京由宋教仁、譚人鳳、居正、趙聲等人提出的，那是對武裝起義在沿海屢遭失敗的那樣一種現實的反思，當時只提出在長江推進革命，並無進一步考慮。1911年7月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總結同盟會以往武裝起義經驗教訓，指出：「惟挾金錢主義，臨時招募烏合之眾，攙雜黨中，冀僥倖以成事，豈可必之數哉？此吾黨義師所以屢起屢蹶，而至演最後之慘劇也。」19這個針對孫中山和黃興的經驗總結，在後人看來，應當說大體上是正確的。他們把總機關設於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聯絡各省，統籌辦法」20，比同盟會總部設在東京而其領導人四散在各地，對於了解國內情況並指導各地鬥爭確乎是前進了一步。他們把發難地域選在遠離南方沿海地帶的長江，至少是表現了對選擇起義地點的重新探索。也應指出，中部同盟會諸公由於對長江流域各省的革命活動未作出全面調查研究和估價，因而並未提出長江革命的具體方案，對於湖北兩派革命力量的團結和革命活動的開展雖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湖北是否應該成為首義省份，並未得出明確判斷。21

以譚人鳳和宋教仁為例。據李西屏在《武昌首義紀事》中記述，1910年11月，東京同志集「經世學社」，商討回國起兵地點，群議多主至西南邊省，惟湖北人楊時傑力持非武昌不可，列舉地理、工業、新軍、餉源等為理由，結論是武昌「苟舉兵，當可震動全國，推翻清室；即不然，亦可背城借一，以張吾之聲勢」。言未畢，宋教仁指為理想，譚人鳳斥為夢說。22黃花崗起義失敗後，譚人鳳與宋教仁在香港商議善後，看到黃興、趙聲、胡漢民的情緒，也頗怏怏。譚自述：「余乃心志俱灰，與鈍初同返。鈍初仍入《民立報》，予則決心歸家，不願再問黨事也。」23譚人鳳在湖南故鄉受到友朋「三秦亡楚」的鼓勵，決議鼓起風帆，經漢口來到上海。在漢口，開始對焦達峰等湖南朋友「將乘湖南鐵路風潮相繼暴動」的打算，表示「力持不可，且告以灰心之故」24。後從湖北黨人處了解到武、漢兩派組織及準備舉事情況受到感染。回到上海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被推為評議部議長。「旋南京支部亦相繼成立，定宣統五年為大舉時期，蓋恐各處過於急燥，故有此宣告也」25，可見他們對長江革命、湖北革命的規定是並不急迫的，意在防止急燥冒進。及至9月中下旬，武、漢方面迭電請往主持，譚人鳳適病重，商情宋教仁先去。宋教仁「三番兩次心動搖」26，先答應10月11日動身，後經會議責備，答應過了中秋（10月6日）即去，臨期，又以難以離開《民立報》館為由拒不啟程。查宋教仁自9月14日至10月15日，在《民立報》發表時評和書評約30篇，對於推進革命不過隔靴搔癢。革命領袖抓緊革命宣傳工作是正確的，必要的，在一定的際遇下是不可須臾或緩的；但革命領袖一旦發現革命的形勢業已成熟，本應立即馳赴前線，親臨指揮，以求掌握全局，棄此不為，而以些須小事諸如辦報為由不能離開，解釋只能是：宋教仁對武昌起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並無切實認識。黃興以籌款為由遷延不進，其錯誤性質同此。27

中國同盟會部分成員合影

在1911年9月以前，同盟會領導人設想首先起義的地點是廣東，還考慮過雲南、四川，甚至湖南，就是沒有考慮過湖北。是年6月，譚人鳳對湖北黨人說過：「武、漢深居內地，四面受敵，不宜首先發動。廣州地處海濱，容易得到海外的接濟，所以中部同盟會很贊成廣州先動，長江下游各地同時響應。」28黃興在10月初也作過檢討：「前吾人之純然注重於兩粵而不注重於此者（按指武昌），以長江一帶，吾人不易飛入，往來輸運亦不便，且無確有可靠之軍隊，故不欲令為主動耳。」29這裡把不考慮湖北為主動的理由說清楚了。無非是：一、地理條件不好，二、革命基礎力量不好。但是這一理由，恰恰暴露出黃興等領導人對湖北革命的準備情況太缺乏了解。當黃興了解情況後，對武漢的看法立即大變。關於地理條件，黃興說；「以武漢之形勢論，雖為四戰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視其治兵之人何如。賊吏胡林翼於破敗之秋，收合餘燼，猶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處之。今漢陽之兵工廠既歸我有，則彈藥不憂缺乏，武力自足與北部之兵力敵，長江下游亦馳檄可定。沿京漢鐵路以北伐，勢極利便。以言地利，亦足優為。」關於人員條件，黃興說：武漢「各同志尤憤外界之譏評，必欲一申素志，以洗其不名譽之恥。似此人心憤發，倚為主動，實確有把握，誠為不可得之機會。」30既然地利、人和均以武昌為優，黃興對起義首發地點的選擇立即改為：「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後勁，寧、皖、陝、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31。此即所謂「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32。可惜這種轉變來得太晚，而湖北革命的發展又太快，黃興等同盟會領導人對武昌起義的緊迫性的認識還是沒有跟上形勢的發展。

首義選擇在哪一省，的確是革命實踐中的最大難題。為此進行艱苦探索，付出必要的代價是應該的。只是當作出首義選擇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革命的指導者們卻未能及時認識它，並做出最必要的安排，從而影響了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則是歷史的一個悲劇。

本文作於1992年2月，曾在台北「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上宣讀，載胡春惠、張哲郎主編《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1993年；又載《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收入張海鵬《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

編輯 |閆紅 胡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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