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你要去念文學博士？
你說你要去念文學博士？
最初動了這個念頭也不是很久遠的時候。從小就熱衷讀寫，但從小到大身邊灌輸的價值觀念讓我從沒有想過以此作為職業。高中的理科學習也讓我遠離這種念頭。然而大學的第一年我卻瘋狂的讀書，不分國別不分學科不分晝夜，才一不小心居然動了以此為業的念頭。
為什麼不堅持為業餘愛好，非要變成專業？
回想起來，那時候一半時間在自修室里埋頭演算，一半時間在圖書館或者寢室里閱讀，筆記不停。兩種狀態差別很大。通俗地講就是幸福與否的差別。兩種事情我都能幹下去，或許也都能幹得不賴，但是只有後一種帶來了身心的滿足感和成就感。我於是就想，與其每天偷偷摸摸地、擠時間來干這事，何不就以之為業？這樣我每天睡前和醒來都只需要顧慮我想顧慮的問題，大概也就夠了。
那為什麼一定要放棄國內學位，去歐洲遊學？
遊學倒是真的目的。我當時就是真的對歐洲著迷了。不只是文學，還有建築、繪畫、音樂、哲學、宗教等等。無一不感到熱切的興趣。在浙大的德語輔修課上讀到德國大學的體制，坐在教室後排遐想起來，然後就下了決心去德國念書了。
為什麼是德國？為什麼不等拿到國內學位再出國？
宣稱的理由是德國傳統人文教育底蘊深厚，又處在去歐洲各地相對居中的位置，去南北歐都方便，物價也相對不是太高，再者又對德語及德語文學充滿興趣。其實最重要的理由當然還是德國本科免學費。不等拿到國內學位再出國的理由是等不了剩下的兩年，並且不會按照他人意見把花在國內的兩年時間視作浪費。
最終決定從浙大退學需要多大的勇氣？
我從沒認為退學浙大是我做過最瘋的事，但周圍的人顯然都這麼覺得。第一個從德國回國的假期，我回紫金港去辦正式退學，在重重關卡之中的某關敲章的時候，辦事的人手握印章懸停半空，抬頭望著我，滿臉問號，「你確定？」好像再問。我給了一個我確定並且我確實有了更好的選擇的表情。辦事人低頭看了一眼表格上寫的「轉學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以及「專業：德語文學」，滿不信服地落了章。
決定離開到真正離開之間的時間是不需要任何勇氣的。需要勇氣的大概是真正離開之後保持不後悔的心態。這當然更需要實際生活的行動做支撐。倘若在萊比錫的學業和生活開展的一團糟便意味著當初決定需要勇氣了。相反，我只要保證在德國新的學習生活有趣充實就夠了。那麼我的關注就全在新鮮感上了。
所以從來沒有後悔過？
也不好說從沒有過。我非常的懷舊、戀舊。印象里大概有一次周末下午和朋友去萊比錫的聖托馬斯教堂聽男童合唱團唱巴赫，剛開春，容易動感傷，就懷念了一下有啤酒燒烤和結伴刷題的舊時間。其他沒有太深的印象了。
為什麼決定是主修德語文學，而不是哲學、藝術史或者其他你感興趣的學科？
最主要原因自然是當時認定了對文學熱愛超過對其他學科。另外也出於實際考慮，既然已經去了德國，就應該學只能來德國學的東西。在十九世紀，德國大學是幾乎所有人類知識的頂尖領域的探索者，然而今天，大概也只有德語文學是在德國本土學習尚有優勢的學科了，其他自然都是北美的好。
顯然在萊比錫的時候，中國同學都以為我瘋了。「你德語不是很好么？為什麼要學德語文學？」這是同學真實的發問。我一直以來默認的真理——語言學得好才可以學文學——竟不被認可。大家默認的道理反而是：語言念的好了就應該選企業經濟學啊（德國人將大學的經濟學科分成企業經濟學和國民經濟學）。
然而德語好自詡的沒有用，被語言班同學或者老師吹捧的也沒有用，到了正式上課的時候才知道德語好和德語好到能念文學原著上研討課寫文學論文之間有天壤之別。第一個學期的兩門研討課的論文都是博士生改，其中一個短髮女生的模樣我還有印象，名字不記得了，她把我叫去她的辦公室，一字一句地點我的語言。有的是語法問題（即便再小心，也還是無數次在名詞的陽性中性區分或者形容詞詞尾這樣的問題上犯錯），更多的則是遣詞造句的問題。寫出來的句法像是英文，她說，詞語選擇也還有很大問題。最終的結論是多給我一次回爐重造的機會，不然會直接給不及格。我心存感激地帶走我的論文。我站在藝術史辦公樓陳舊的走廊里，人們來往踩著古舊的木質樓梯吱吱呀呀，滋味不好受。
大概是第一次面臨不及格的成績，也是第一次因為語言不佳收到批評。從來學語言，不論母語還是外語，都是強項，都是熱情所在，如今卻被全盤否定。自然會開始質疑一切，質疑最初選擇，質疑此行意義。
但趣味顯然要多於挫折才能繼續。我如今想努力地去挖在德國生活的三年半時間裡的苦難和孤獨的記憶，寫出來泡成雞湯哄哄自己也哄哄別人，卻所獲寥寥。回想起來大部分時候還是樂趣。
德語大概實在太難掌握？你最終怎麼克服語言難關的？
不是德語難以掌握，而是任何一門語言，就算母語，要想稱得上掌握都是極其困難的。需要一輩子的求學去靠近。我最終也沒有克服所謂的語言難關。在德國的最後一個學期有一門現代德語文學的研討課，主題是德語和英語文學中的「pop」（波普）概念。我在整個研討課上從未發言過一次，一直悶在後排記筆記。研討課小班授課，不足十五人，一學期下來，授課的年輕講師自然是每張臉都熟悉了。考試時候需要和兩位講師一對二口試，問答課上討論過的一些重點話題，有客觀題也有主觀題。結果半小時下來我引用自如，對答如流。兩位講師驚訝道，原以為你在課上不願發言是仍有語言方面顧慮，可是考試情況看來完全沒有，內容詳實，準備充分，給我打了滿分（1分）。我一面道謝，一面誠懇地答道，課上沒有發言確實是仍有語言方面問題，這次考試能夠說得流暢完全是因為準備充分，發言的大致內容幾乎都是事先打過底稿的，自然顯得流暢；課上我也不全是不想發言，只是很多時候小心地組織好語言準備舉手作答的時候，話不曾停的同學們早已把話題引向其他方向了，我自然找不到加入的時機。
在德國的三年多時間裡，數不清多少次因為需要電話與銀行、保險、電話、網路或者各種服務設施聯絡而憂愁不已，與人當面溝通能保證字句聽清，可是到了電話，沒有表情和手勢動作的輔助，很多時候會聽不明白對方講的話。即便在課上（尤其大課Vorlesung），到了最後一學期，仍然時常出現教授講出了惹得哄堂大笑的笑話，我卻只能尷尬而不失禮貌地跟著假笑一番的窘境，實際完全不明白髮生了什麼，好面子又不舍向身邊同學問詢。看書時則更是阻礙很多，流暢的境遇很少。至今尚不能端著德文原著像母語者一樣靠在電車車窗前暢快地閱讀，我只能伏案在圖書館對著Duden詞典小心翼翼地一步一腳印。
最困難的時候是怎樣的？
我很少和人說起困難，因為固執地認為，困難只有說出來才成了困難，否則就是一種常態，不足以將人擊垮。所以在德國的第一年課聽不懂時也從不和人抱怨，甚至從不拿錄音筆，不找人借筆記，只是固執地聽（或許大概更是為了要面子）；第一學期，一周上百頁的論文閱讀，幾乎每句話都當長難句在拆，每頁紙都查滿了單詞，依舊固執地念；論文寫出來全是支離破碎的德文短句，仍舊不願求助，只是固執地自己不停重寫。
也有人會告訴我最大的困難是孤獨。我雖不認同，但確實也沒少受孤獨的苦。不同的大概是我在潛意識裡仍在追求某種獨處所帶來的東西。至今說不上來具體是什麼。不論居住在萊比錫的時候，還是旅行外出的時候，我都會刻意往亞洲面孔少的地方鑽。鑽到嘈雜的白人群聚的酒吧里，鑽到很少有人（至少幾乎沒有亞洲遊客）造訪的「景點」（或許甚至不能用景點這樣的詞）。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我凌晨出發去位於埃森市（Essen）近郊的「關稅同盟工業園區」舊址（Zollverein），看舊時代魯爾區輝煌的重工業廢墟。凌晨整個工廠見不到其他人，廢墟龐大到足以影響心境。這是我回想起來印象特別深刻的獨處的時刻。我後來讀到特別喜愛的德國作家澤巴爾德（W.G Sebald）關於廢墟的描述，感同身受。另外還能想起來類似的情境是我坐在工作日下午的萊比錫美術館裡看阿諾德柏克林的「死亡島」（Toteninsel），整個廳除了站在我身後沉默不語的安保人員，沒有其他訪客。我看我的畫，他站他的班。不過我覺得這樣的獨處很輕鬆，也稱不上困難。
當然這其中最重要的還是趣味。每當深夜（或許並不一定是深夜，只是這種孤獨時刻儲存在記憶里之後就全方便地變成了深夜）讀懂了一兩句艾興多夫或者諾瓦利斯的句子，就會瘋瘋癲癲起來，自言自語道此番值了。
所以在歐洲究竟是游還是學？
自然是又游又學。我最終選擇在萊比錫，因為離兩個心目中很重要的首都柏林和布拉格都很近。布拉格是歐洲到訪的第一站，滿城的巴洛克建築震懾人心，冬天黃昏的查理大橋在當時看來簡直就是心目中著迷的那個歐洲的縮影。柏林後來成為歐陸上我最入迷的城市，的確「arm aber sexy」，當代藝術的聖地，充滿了可能性。有兩個學期修讀藝術史課程，都專程來柏林的博物館島上研討課。很難說先後去了四次的義大利是去學習而不是去享受地中海的美景美食，也很難說去奧斯維辛是去度假而不是去瞧一眼歷史。更多時候是在像維也納、慕尼黑、法蘭克福、巴塞羅那、羅馬這樣的大城市裡，娛樂和求學同時。
聽起來還是不務正業。你的專業畢竟是文學，可是你卻在學各種不同的東西？
我在申請博士用的SoP（個人陳述）上說明自己的研究方向是「interarts aesthetics」（跨藝術美學）。其實來自很小時候的臆想。小時候躺在卧室床上聽磁帶盒裡的勃拉姆斯、貝多芬的時候就在想，這些看不見的美感和詩歌、繪畫有怎樣神秘的相似處？跨媒介、跨藝術研究便是出於這樣的好奇心和一種信仰——藝術是真實的。既然藝術是真實的，那麼無論經由哪種媒介，都能承載一些相似的關懷。這大概是我求學不同藝術門類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當然還是趣味。我只是覺得「二十世紀音樂理論」、「古羅馬建築藝術」、「改編電影美學」這樣的課程純粹有趣才選擇的。多半不會後悔。去柏林、倫敦、巴黎這樣的地方探訪藝術品實物也自然是不會後悔的。
那為什麼又想到去英國？為什麼選擇了愛丁堡？
雖然短暫，但是回想起來，愛丁堡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之一：拿到了對之後申請至關重要的學位、樣稿（碩士論文）和推薦信，更重要的是認識了許多重要的良師益友。
選擇英國也是出於很實際的考慮，從德語國家的本科直接申請北美的博士非常困難。德國當今的人文學界大有自娛自樂的趨勢，不理會英美學界的前沿，德國本土的導師推薦信也很難在北美大學發揮效果，更重要的是，因為一直都是德語寫作論文，手頭甚至拿不出一篇像樣的英文論文作為申請的樣稿，所以決定英國這一年的學費是非交不可了。
之後很幸運地結識了Marion Schmid教授，在課上由她賞識，很快同意帶我的碩士論文，並最終給出了高分。求學期間，幾乎每月都要去導師辦公室私聊，有時甚至聊上一小時也沒停下，導師為人謙和，溫文儒雅，但談吐間旁徵博引、邏輯嚴密，每次私聊都受益匪淺。
在愛丁堡我一改在德國時候獨處的習慣，每日和各國朋友交往。現在回想起來，最愉快的大概就是那些下課後的周五傍晚，三五人窩在酒吧的一角，聊電影文學音樂也聊老師八卦日常瑣事聊到笑著抽筋。愛丁堡大概是英國除了倫敦最國際化的都市了，蘇格蘭人的友好和包容也吸引了很多各國人來此求學或者定居。大學裡更是有機會認識來自完全不同背景的同學，這是學費難以換取的。
當然蘇格蘭的自然風光也會重要原因。我到蘇格蘭之前就認定自己有著「面北之心」，意思是嚮往高緯度和高地勢，而不偏好溫暖、平地、陽光和南方。蘇格蘭滿足了自己在地理自然方面的根本需求。一年裡我時常獨自去蘇格蘭西邊的島嶼旅行，認識了很多可愛的當地島民，嘗著大同小異的蘇格蘭各地的各式炸魚、羊肉和haggis，慢慢聽懂越來越多的蘇格蘭方言。
為什麼一定要再花五年去求取博士學位？帶著歐洲的遊學經歷回國教學、創作豈不更好？
創作自然是想的，回國更是有很大的誘惑力。在歐洲居住多年，剛回國住在上海，雖已有各種不習慣，但畢竟是從小生長的國家，生活中有很多終極的熟悉感引人安逸。去北美念文學博士是在大學二年級決定放棄數學轉從文學的時候就決定了的。大概那時候就清醒地認識到，若無博士（尤其北美的）學位，現實地講是很難在職業上有很好歸宿的。
而文學博士的學位最好的歸宿便是大學教職，這是我所嚮往的。在上海教了大半年的書，愈發感覺對教學的興趣。自己能念書，能理解是一件事情，能分享給他人，給不同背景的學生解釋清楚，這又是另一件事。教學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充滿樂趣的創作。備課的過程讓我感覺和構思論文、構思故事甚至結構詩歌時候的思維方式並無不同，都是一種事先準備好的呈遞，需要站在受眾的角度審視自身。
我大概在三四年前認定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今天的所謂文學創作，僅憑一腔熱血和天真的靈感是不夠的，更需要經歷的磨練和人脈的平台。換句話講，好稿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積累輸出的渠道和接受的群體。創作畢竟不是純個人的事情，不管有些人怎麼相信，作者需要讀者，不需要讀者的寫作不過是自娛自樂，和作為職業的寫作並不是一件事情。
五年的時間聽起來很漫長？
我在斯坦福參加面試的時候，有天晚宴和文學院所有在讀博士一起吃飯。同座來自斯里蘭卡的Lakmali博士第五年了，她一點不開玩笑地跟我說，論文年一點不苦，「我早上起來游個泳，下午去打了個網球，然後在圖書館工作一會，晚上過來和你們吃飯，一會再去訂個明天的滑雪行程，這是日常。」
我說，網上傳言文學博士，尤其到了第五年及以後像陷入泥沼，憂慮度日，終日不見成就。很多人於是念上個六七八九年，心力交瘁。
她說，謠傳。「至少在咱們這，大都只有不願意走，沒有熬不出頭的。像我剛跟你說的這樣，親近自然的時候有自然，讀書的時候隨時隨地讀你愛讀的書，寫你想寫的文章，還有這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享受所有這一切的同時還拿著工資，享受著加州的陽光、海灘和美食，誰願意離開？」
我一邊吃著桌上加州特色的融合菜（這晚是印尼、日本和加州料理的融合），一邊切換語言和同桌的在讀或者將讀博士們開著玩笑。早先時候，我從John Bender的辦公室走出來，老先生儒雅含蓄地祝我好運，我走過Pigott Hall長長的拱廊，一瞬間覺得自己到達了什麼地方。
為什麼決定申請北美的這些學校？為什麼不選擇繼續留在你所喜愛的歐洲？
出於很實際的考慮。世界上絕大多數學科的學術資源如今都聚集在北美，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而在人文學科，資源更多說的不是硬體（畢竟我們不涉及實驗室、儀器等，而書在當今早就是全球化的共有資源），而是人。更研究領域最頂尖的人才都被資金吸引聚攏在北美的校園裡。比較文學學會以美國為中心。電影研究更是全世界只有美國這一個中心。
最終能申請到理想學校的最關鍵因素是？
自然有很多因素。如果一定要概括一個最核心的，大概是找准了並描述清楚了自己的方向。並且又足夠幸運地被一些有相似興趣的教授遇見了。
「威廉燕卜蓀是我的第一個英雄。那時候我還是數學專業的大一學生，卻做著遇上我的I.A.瑞恰茲的夢。可惜我並沒有遇見，不過我還是像他一樣放棄了數學，決心從事文學。對於當時的我似乎別無選擇。」
這是我寫在申請材料個人陳述里的第一段話。兩周前在和紐約大學的Vatulscu教授Skype面試時，她特意指出我在個人陳述里講的故事很真實。我笑著問是不是因為講的苦難太多不像是假的，她笑說是因為小故事體現毅力驚人。
「比如你說你第一次走進一門中世紀德語文學的研討課教室，同學第一眼見你就說』計算機課研討班在隔壁教室』，又反諷又很真實。」
我隔著屏幕看著坐在一旁本科時期的學術偶像Ulrich Baer，兩位教授坐在像是圖書館或者辦公樓某個公共區域的沙發上。信號時有卡殼，他在侃侃而談紐約的優勢的時候我一時間聽不清楚，恍惚間我又看到了本科最後的半年的時候，我坐在宿舍書桌前掐著筆念里爾克，Baer的書幫我度過了很多難關。而把自己關在房間里的大部分時候的狀態則是，搬著大小各種字典，逐句逐句地念書。好的時候就用Youtube放弗蘭西斯普朗克、拉赫瑪尼諾夫，一邊鬥志昂揚，拍著大腿念書；不好的時候就仰面躺在床上放肖斯塔科維奇或者馬勒，看著牆上的克林姆特想想維也納，或者蜷在懶人沙發里用kindle讀小說；更不好的時候眼睛酸疼什麼也看不進去，於是就放有聲書或podcast。
當然個人陳述最重要的不能是講故事，有些學校（比如芝加哥、康奈爾和紐約大學）就要求把個人經歷寫成PS（Personal Statement）和SoP（Statement of Purpose）分開來，後者只寫研究經歷和方向。我大概是寫明白了我之後想怎麼做跨媒介和跨藝術美學，選了一些有些人興許感興趣的具體課題（比如耶魯大學享譽電影學界的Dudley Andrew教授和我電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對你的電影詩「cinematic poetry」的課題很感興趣，之後不管你是否來耶魯，都希望和你保持聯繫），並用自己碩士論文作為樣稿（writing sample）說明了自己能夠勝任這樣的話題。
對未來五年生活的預期是？
能理所應當的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吧。其他再具體也沒什麼了。大概是這個「面北之心」會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適應加州的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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