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穀與學部編譯圖書局
原標題：袁嘉穀與學部編譯圖書局
編研一體，學術立社，此則人民教育出版社作為具有出版資質的國家級課程教材研究單位堅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百年教科書整理與研究」終獲批准（課題批號：10＆ZD095），數百名編輯人員與國內相關高校、科研院所的學者共預其事。廓清百年教科書發展之軌跡，探尋近代以來吾國中國學課程、教材演變之規律。2015年，該課題順利結項，學術成果將陸續整理推出，以饗公眾。
據陸費逵回憶，清末教科書中「最占勢力者，為商務之最新教科書、學部之教科書兩種」（《與舒新城論中國教科書史》）。學界對清末商務印書館及其靈魂人物張元濟多有研究。然而，作為官方教科書編寫機構的學部編譯圖書局，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學界鮮有關於這一機構的系統研究，即使在相關著述中提到它，也大多描述興廢、條陳典章、羅列課本，泛泛而談，基本上見物不見人。相關研究大多會提到第一任編譯圖書局局長袁嘉穀，但他在任時的情況，知者了了。
袁嘉穀生於1872年，雲南石屏人。他曾參與康有為、梁啟超在京組織的強學會，深受維新思想影響。1903年，袁嘉穀考中進士，同年又應經濟特科，複試列一等一名，成為雲南歷史上唯一的狀元。他參加這兩次考試的試題都與當時教育革新有關，會試試題涉及日本的學制改革，經濟特科首場試題涉及《大戴禮記》與德育、智育、體育的關係。第二年，袁嘉穀赴日本考察學務、政務。回國後，袁嘉穀任職學務處，後又進入新成立的學部。1906年，學部編譯圖書局成立，接收了原總理學務處編書局的業務，原督辦編書局的翰林院侍讀學士黃紹箕已被派到湖北擔任提學使，學部推薦時任學部行走的翰林院編修袁嘉穀擔任編譯圖書局局長。
編譯圖書局坐落於四譯館舊址，因辦公需要，新建了著書樓。1907年夏，著書樓落成後，袁嘉穀賦詩一首：「赫赫帝王都，塵軟春風陌。辟此地數弓，高築樓百尺。壓檐新竹翠，入窗初月白。感觸平生心，狂題三字額。雲山伴吏隱，文學事竹帛。本非虞卿愁，休論仲蔚宅。」（《卧雪堂詩集》卷八）大概不少進士出身的局員並不是很滿意自己的仕途現狀，認為從事圖書編纂與歸隱著述差不多，所以袁嘉穀以這首詩來鼓舞局員。
編譯圖書局成立之初，有人建議，學部可以通過圖書版權盈利，袁嘉穀反對，他說：「生財乃財部事，非學部事也。」（《袁嘉穀年譜》）所以，編譯圖書局編的教科書價格便宜，這也導致民間出版的教科書降價。按照當時學部的機構設置，教科書的審查權並不屬於編譯圖書局，而歸總務司審定科。但從史料記載來看，袁嘉穀也擁有審查教科書的權力，不僅可以審查本局編寫的教科書，還可以審查民間編寫的教科書。因此，不少民間書商邀請袁嘉穀入股、吃飯，或者向他饋贈，他一概推辭。清末教育革新之際，不僅學制仿效日本，教科書編寫也仿效日本。學部教科書也不例外，有時採選部分日本教材內容。學部日本翻譯以版權為由質問編譯圖書局，袁嘉穀毫不客氣地回答：「中華文獻，爾國傳頌千餘年，未聞華人向汝索取版權。區區教科書，豈我國典籍可比！」（同上）日本翻譯無言而退。
依照當時編譯圖書局的章程，局員由局長聘任。據記載，袁嘉穀「延聘繆荃孫、羅振玉、王國維、高步瀛等名流共舉其事」（同上）。其實，曾在局中與他共事的名人遠不止這些。其他還有副局長王仁俊，擅長文史之學；副局長楊兆麟，光緒二十九年探花，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後繼任局長；劉福姚，光緒十八年狀元，翰林院秘書郎兼任編譯圖書局總務總校；任職總務股的陳寶泉，後來擔任北京高師校長；任職總校股的陳毅，是學部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者；任職經學修身股的王壽彭，光緒二十九年狀元，清末出任湖北提學史，民國時期出任山東教育廳長和山東大學校長；任職國文股的陳雲誥和章梫，前者是著名書法家，後者編有《康熙政要》；任職歷史地理股的蔣黼，是中國教育史與中國貨幣史研究的先驅；任職日文股的樊炳清，既是翻譯家，也是知名學者；等等。近代以來不少出版機構人才雲集，但像學部編譯圖書局這樣同時有幾位狀元一起共事，絕對是一道獨特的風景。
這些局員當中，留給袁嘉穀印象最深的，當屬王國維。王國維到學部任職，是羅振玉推薦的。學部尚書榮慶、侍郎嚴修安排他到編譯圖書局，兼在總務司行走。依照當時圖書局的章程，只有編書成績卓著的局員，才有可能在學部其他部門兼職，這實際是給局員一個仕途晉陞的機會。特別是總務司，辦理日行公事，為仕途要路，對於一般局員來說，到總務司任職求之不得。但王國維不這樣看。他到了總務司後，當天就回到編譯局，對袁嘉穀說：「別樣不能，到部以來，得先生優待薪水百兩，足敷應用。至於日行公事，全不相近，只願與先生編書，不願再到總務司去。」（《我在學部圖書局所遇之王靜安》）袁嘉穀當時就覺得王國維實在難得，向榮慶、嚴修說明此事，王國維便不再去總務司了。
袁嘉穀回憶王國維供職圖書局的情形，十分生動：「當他在我下面做事的時候，自入局之日定一個座位，每日只見他坐在他的一個座位上，永不離開。他對於外國文字的程度，不能讀而卻能看，就極高深的他都能看。他為人真是簡默，在局三年，不曾說上一百句話，別人與我高談雄辯，而他靜坐不語……我想靜安這個人真是如莊子所說的木雞一樣，他一言不妄發，一事不妄為。」（同上）王國維與袁嘉穀共事三年期間，家裡大事不斷，如夫人、繼母先後去世，又續娶潘氏，他要請長假從北京趕回老家海寧。依照學部的章程，除星期例假外，每月請假不得過二日（請假半日者積算），並須先向本司廳局員陳明緣由。請假過二日者，移付會計司，按日核扣薪水。袁嘉穀憶及王國維請假之事說：「他每到請假，我都是照給薪水與他，因為我們都是很看得起他的。」（同上）袁嘉穀愛才之心可見一斑。
作為編譯圖書局一把手，袁嘉穀負責局裡全面的工作。但他干預教科書具體事務的事迹，在其文集中並不多見。現在能看到袁嘉穀有關教科書的論述，集中體現在《學部編譯圖書局〈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序》一文當中。編譯圖書局最早編出的教科書就是初等國文教科書，這篇序言雖為初等國文教科書而寫，實際所論遠不止於此，稱得上一篇大文章。該文縱論中國訓蒙教材的發展，對代表性的傳統蒙學教材一一點評。例如，袁嘉穀批評朱子《小學》「非童蒙所盡喻也」。他還引用清初著名學者陸桴亭的觀點說：「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讀者以為重複。且類引多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袁嘉穀進一步指出編寫兒童教科書所應注意的問題，他說：「近世教育日興，研究兒童心理者日進。教授兒童之書，宜簡不宜繁，宜實不宜虛，宜變換不宜故常，又必就其習見習聞之事，引其推究事物之興趣。且副於智育、德育、體育之宗旨，切於今日國民之應用。」文中，他對編寫初等國文教科書的難處和心境有細緻的描述：「新字之遞加，舊字之複習，文句之短長，教材之選擇，他科之聯絡，時序之排列，聚二十三省之人才，擇三四千字之適用，幾經討論，幾經棄取，期以培養新知，商量舊學，適成我國民教育。執筆之餘，動多牽掣；苦心絀力，勉勉皇皇。然則是書之成，安敢自信而共信。」可見，學部編譯圖書局對於自己編寫出的教科書，並沒有足夠的自信，因此，「仍審定國內書坊佳本，得以並用」。然而，這篇在出版史和教育史上重要的文獻，並沒有作為序言放到正式出版的教科書中，因為學部官員認為這篇序不當引用陸桴亭的觀點來駁斥朱子《小學》，所以，袁嘉穀把這篇序保存在文集當中。該序按語還透露了他在局中任職期間遇到的新舊思想交鋒：「是時新舊互爭，新者疑教科書不用字母（時字母有王派、勞派、江派），舊者疑教科書不全用古書。」最後局裡提出了處置方案：「用言文合一之字，先易後難。」這顯然是在新學與舊學之間、中學與西學所採取的折中方案。
袁嘉穀任職期間，編譯圖書局陸續制定了比較完備的章程。有些細節規定讓人印象深刻。例如，《書記畫師辦事章程》規定：「書記現用之筆，已經實驗，每支能寫三萬字左右，每人每月發給筆三支，按十日一發，五錢重墨二塊，半月一發。」這一細節足以反映當時局裡管理之嚴格。宣統元年年底，御史趙炳麟奏陳整頓財政學務事宜，質疑編譯圖書局辦事不力，建議其下「不作功課掛名人員，應予裁汰」。經調查，「圖書館編譯已成之書，計有七十餘種，成效尚屬可觀，章程亦稱嚴密，似可毋庸另定。」（《清實錄·宣統元年十一月下》）此事不了了之。雖然這時袁嘉穀已經離開編譯圖書局大約兩個月，但是，這件事從一個側面說明，袁嘉穀任職期間局裡的制度建設，頗有成效，沒有明顯的漏洞。
袁嘉穀在任期間，編譯圖書局還設立了研究所。根據《研究所章程》，「附設研究所，隨時研究，以增長局員編譯教科書之知識」。研究所創設之初，聘請精通心理學、教育學及教科書編纂法之人作為講演員，為局員講解以上各學科知識。章程規定，自局長以下均為研究員，入班聽講不得無故不到。等這些課程講完了，局員自行研究。自行研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於局員中其已編有成書者，使說明編纂時之體例；其已經認定編何書者，使說明擬定之體例，由各局員批評諮詢，以收隨時集思廣益之效。（二）由本京各學堂之教習，擇其素有經驗者，認定數人，輪流到局，講明本局已出之書，於實行教授時，有何不合之處。（三）各省教育總會及提學司報告何書最善，何書尚當改正者，皆取為本局局員切實研究之資。」可見，局員自行研究包括三個方向：一是局員之間交流編寫教科書的經驗，二是局員定期聽取一線教習使用教科書的意見，三是局員研判各省權威教育機構對教科書的評價。這三種研究取向形成了一個立體化的教科書研究策略，對於那些具有科研雄心的教科書出版機構來說，至今看來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目前沒有看到袁嘉穀參加研究所活動的資料，但他本人有濃厚的學術興趣，尤其在經史之學方面。袁嘉穀曾與章太炎相晤，「談論史學，甚洽」。其後章太炎曾對其弟子說：「袁君研精史學，吾不如也。」（《袁嘉穀年譜》）章太炎的話大概有謙遜的成分。不過，能夠與章太炎談學問談得融洽，入得他的法眼，學術水準絕非等閑之輩。此外，據袁嘉穀回憶，1909年秋，伯希和攜帶他所得的敦煌石室書卷，同唐代宋初以前的種種圖籍到了北京。袁嘉穀與局員相約去看。擅長史學的副局長王仁俊十分珍惜這個機會，竟然自帶燒餅去抄書，餓了就啃點燒餅，怕耽誤了抄書。當時伯希和只讓大家看，不許用手摸。王仁俊一個人不分晝夜地抄，不久就印了出來。當時一起去的局員還有蔣黼、王國維等，羅振玉等一流學者當時也在場。袁嘉穀記下的這則軼事既反映了他對學術的重視，也反映了當時編譯圖書局崇尚學術、勇追學術前沿的氛圍。
1909年秋，袁嘉穀離開編譯圖書局，到浙江擔任提學使，繼而兼任布政使，達到其仕途的頂峰，在浙江留下很好的口碑。民國時期，袁嘉穀還在雲南大學等文化教育機構中擔任過多種職務。日本發表「對華三原則」後，袁嘉穀憂心忡忡，對家人說：「人知愛國愛家，必以學問、經驗立其根本，處心積慮者久矣；我則人民知識猶淺，不暇自顧，徒以大國自豪。人侵我，我不備，戰事起，人民塗炭，吾不忍見之矣。」（同上）1937年12月，袁嘉穀病中起草《責倭寇》文，未竟而卒。在他留下的大量著述和後人編寫的年譜中，直接涉及學部編譯圖書局的信息雖然不多，但從這些隻言片語中，我們還是能夠一窺這位教科書史上很容易被忽略的重要人物的事迹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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