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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丟失殆盡

應該怎麼辦好一所大學?

一個眾所周知的的答案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他出任北大校長時,辜鴻銘、梁漱溟、朱希祖、胡適、李大釗、周半農、魯迅等名家儘管彼此觀點相左,但並列講壇,北大亦從衙門式的舊學堂成了一國之學術中心,盛況空前。

百年之後,北大的名氣依然受惠於民國的這段歷史,或者更刻薄的說,依然還可以揮霍民國老北大遺留的榮光。尤其看到今日之北大,多被人關注的是諸如女生因教授性侵自殺、而教授依然可以招搖於校園的新聞,再回憶老北大時光,更讓人唏噓。

老北大的光榮,當然不僅僅出於蔡元培,還有胡適、傅斯年以及蔣夢麟這幾位校長。尤其蔣夢麟校長。

按照學者王學斌老師的看法,無論民國的教育還是北大的傳承,都有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蔡元培的學生、後任北大校長蔣夢麟。

在導讀蔣夢麟先生自傳名著《西潮》時,王學斌老師說道:

「想了解民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你不能只了解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也不能只了解那些民間教育家比如陶行知,蔣夢麟也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繞不過去的代表性的人物。」

《西潮》

作者:蔣夢麟

出版社:雲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11月

要說蔣夢麟,還得先談蔡元培。

蔡元培的放棄

1919年5月4日,北大學生帶頭,「五四」運動爆發並迅速向全國蔓延。

5月7日,北京政府提出解散北大、撤免校長蔡元培。

5月8日,為保全北大,也為不讓無辜學生受難,蔡元培,這位最具潔癖的政治家,留下一句「我倦矣」,放棄北大,自行辭職,連夜離京。

胡適特別生氣,寫信指責蔡元培:一是一大批朋友先前看在蔡元培分兒上制定有五年十年計劃,現在忽然一拋,太不負責;二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時曾邀請胡適的導師杜威來講學,現在杜威已經到了上海,蔡元培卻不辭而別,讓留在北大的朋友很尷尬。

蔡校長可以不在乎北京政府,卻不能不考慮胡適這一班朋友,再三考慮之後同意復職。但他當時的身體狀況確實非常不好,之前又信誓旦旦的表示絕不回北大,馬上回去面子上太不好看。

於是,就有人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蔡元培復職,但不用馬上回去,由他的學生、胡適的同學、也是杜威的另一個親傳弟子,34歲的蔣夢麟,暫時代理北大校長。

「五四」運動,誓言徹底改變這個世界

蔣夢麟的上任

1930年之前,蔣夢麟像這樣代理北大校長,前後三次,都不順利。

他太年輕,沒有蔡元培的威望,很多老教授不聽他的。

更何況五四之後的十年,中國特別亂,北京的所謂中央政府是你方唱罷我登場。1926年張作霖佔領了北京,蔣夢麟跟南方的國民黨素來關係密切,不敢再留在北京,被迫南下。那幾年,他先是創辦了浙江大學,又當了兩年教育部部長。

1928年,國民黨北伐成功,但北大已經被折騰得元氣大傷,到1930年蔣夢麟回到北大正式成為校長時,北大已經徹底變成了爛攤子。

當時的北大教授們整日四處走穴,給別的學校上課,北大的教學卻基本停止了。

類似的事在蔡元培治下也發生過,說到底是因為一個字:錢。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地位極高,外出講課能掙好多錢。

蔡元培時期社會比較平穩,政府的教育經費給得足,教授們出去只是掙點「外快」,問題沒那麼嚴重。到蔣夢麟的時代可不行了,政府天天換人,有錢都得先拿去打仗,沒人管教育,北大經常發不出工資,教授去校外上課是為了「糊口」。

作為校長,蔣夢麟沒機會像蔡元培那樣醉心學術,必須每天到處找人走關係,像個商人一樣四處找錢。在許多學校因為經費問題無以為繼時,北大靠著校長的關係艱難度日,熬過了最困難的時刻。

「顧頡剛是民國的一個著名學者,他日記里就講,北大拖欠教師工資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上一年工資只發了1/10,每次回家老婆都用指頭戳我脊梁骨,說你真是個廢物,你都不能夠養家,你掙那點錢夠幹嘛用的?顧頡剛又是個書痴,家裡藏了很多書,他不但沒錢買書,還想辦法把一些書賣掉來維持家用,所以很痛苦。1926年顧頡剛就去了廈大。

——王學斌老師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曾因四處籌款被學生質疑,他說:我雖然有時向人求見、籌款,被其擋駕,有辱於臉面,但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作,並不覺難堪

蔣夢麟的改革

1930年底,蔣夢麟聯繫到了中華教育基金會,得到一大筆補貼,不光能保障教授的收入、提供好的設施,甚至可以資助學生留學。

這樣,蔣夢麟的改革也才能開始。

他改革的第一刀,是蔡元培的「教授治校」,就是校長和教授商量著治校,主要聽教授的。

「蔡元培在民國初年在北大推行教授治校,能夠推行得比較好,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校長要有威信,否則教授和這些底下的官員是不理你的;

第二,校長要對教授放心,教授治校這個原則一旦推開,校長的很多權力就要受到制度性的壓縮。蔡元培當校長時實際上很長時間不在北大,他就很放心。他把很多權力放給了教授和下屬。所以北大能夠保證運轉的比較好;

第三,最重要的,教授治校原則真正落實貫徹的時候,教授不能夠把自己看作是個教授,他應該看作是大學的管理者。如果你還是站在教授的這個身份來管理學校,就會出很多問題。為什麼?因為你的屁股沒挪過來,你不能從整個學校的角度來看問題。」

——王學斌老師

蔣夢麟沒有蔡元培那樣的威信,學習杜威教育學的他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蔡元培以後,不會再有蔡元培那樣的校長。北大要長期保持活力,需要學習西方現代化大學的學術制度,進行制度性的改革。

他提出新的分工: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學生學習,員工服務。

不止權力結構,學術上,他力排眾議,引進了四十多名特聘教授,更態度堅決的淘汰了一批學問不行的老教授。一系列的強勢動作,引來了非議和質疑,甚至被批評為「獨裁」。

「蔣夢麟在一定程度上是北大的新的塑造者,讓北大重生,他將西方那套現代化的學術體制引入其中,圖書館、評議會還有一整套學生的培養模式,一切的西方模式都引進來了。」

——王學斌老師

爭議也好,獨裁也罷,三十年代的那幾年,是北大新的「高峰」。可惜好景不長,時間很快就到了1937年。

2003年,北大教師制度改革重啟,好多新的管理措施其實是重提「校長治校,教授治學」

蔣夢麟的放棄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學校西遷昆明,合併組建西南聯合大學。

新組建的大學,得先選個校長。當時的清華和南開,實力都比北大差了一截,呼聲最高的校長人選自然是蔣夢麟。

出乎意料,蔣夢麟放棄了,把校長讓給了第三名,清華的梅貽琦。

與蔡元培的被迫放棄不同,蔣夢麟的放棄是主動的。

他笑對梅貽琦說:我的「表」你「戴」著,你代表我去管理這個學校,我對你很放心。

說完後就練書法、寫自傳、吟風弄月去了,再不理校務。

北大師生不敢相信,那個鐵腕治校的「獨裁」校長,竟然如此輕易放棄了所有權力。

西南聯大,是民國教育史上的傳奇,卻被北大師生稱為北大最「黑暗」的幾年。三校聯合,他們卻幹什麼都沒有校長支持,能好都怪了。

在他們眼裡,那幾年的北大,不僅不如清華,連浙大武大都比不上了。

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更是直言不諱的說:「我們這些年跟清華合作,清華倒是安定了,我們得到了什麼?」

北大師生和蔣夢麟的矛盾在1945年爆發,最終,蔣夢麟辭職,徹底離開了他奉獻半生的教育事業。

蔣夢麟究竟是不是一個好校長?

其實,要理解西南聯大時期蔣夢麟的放棄也不難。

「蔣夢麟在《西潮》里講到,說他這種處事風格大體上維持了聯大內部各集團的利益。聯大本來就是一個聯合體,不是一家,比較複雜。大家能夠相安無事,能夠在大局上保持一致,團結合作,才能創造戰時高等教育的奇蹟。如果大家還是你爭你南開的,我說我北大的,他學他清華的,大家不可能變成一團,所以要有曲有折。所以說蔣夢麟在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聯大的事務上,他內心其實有很多苦澀,有很多苦水,恐怕可能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

——王學斌

在北大的最後一段時日,蔣夢麟跟同仁講過一個比喻:我、張伯苓、梅貽琦是三大名校的校長,好比三個人穿一條褲子,如果我們三個人搶一條褲子,褲子只有兩條腿,那麼肯定是來回拉扯,什麼都幹不了,所以只能讓一個人穿褲子,我們倆可以不穿褲子。

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1937年9月,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在西安組建成立的西北聯大,不到一年就分崩離析。西南聯大要順利建校,不因利益之爭重蹈前車之鑒,需要有人做出犧牲。

所以,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並包」,可以造就博大精深的學問;而蔣夢麟先生繼承的「兼容並包」,有犧牲自我的膽魄,亦至為不易。

因此,王學斌老師在「約書呀」節目中講讀《西潮》時曾數次感嘆蔣夢麟這個北大校長的不容易。

他說「蔣夢麟的一生,就像蜣螂的一生:看上去很渺小,但是不斷推著中國教育事業往上走。」

歷史學家吳相湘甚至在《民國百人傳》中這樣評價:蔣夢麟先生在民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僅次於蔡元培。

當然,蔣夢麟先生自己卻很淡然。

1950年,傅斯年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52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講時說:「孟鄰(蔣夢麟號)先生學問不如孑民(蔡元培字)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學問比不上適之先生,但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事後,蔣夢麟笑說,蔡元培與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你我是北大的「功狗」。

可堪一笑。

王學斌 青年學者,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西潮」衝擊下的中國

《西潮》是蔣夢麟的自傳,當然,它的價值絕非僅在於蔣夢麟的北大回憶。在這部寫於西南聯大期間、躲避戰火間隙的暗夜中的自傳中,蔣夢麟回憶起自幼的經歷,他看著寧靜安詳的小鄉村隨著清王朝的坍塌而匪盜並起,又隨著新的中央政府的建立重歸寧靜,但是西方的影響已經開始波及小村莊。

「中國很想穩步前進,不敢放步飛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卻不肯等她。西潮衝擊著她的東海岸,泛濫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並且很快瀰漫到黃河流域。」

身處戰亂的時代,家國隨時代而浮沉,蔣夢麟先生也處於西洋文化、革命思想與傳統士大夫思想的交互碰撞中。他念過私塾,參加過科舉考試,認同「學而優則仕」的路線,他也接受了現代教育,並赴美留學,在國外時他以中國的傳統文化標準對比消化西方文化,歸國後參考西方的思想與標準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問題。

毫無疑問,回應西潮,亦即中國該如何現代化,是蔣夢麟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自覺使命。

悲傷的是,這本寫於1940年代的《西潮》,蔣夢麟那一代人所面對的「西潮」問題,我們今日仍舊要面對。

而且,民國的大學之道,蔡元培、胡適、蔣夢麟諸位先生所開創的局面,早已丟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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