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官做的那麼大，為什麼還老在詩中說自己不得志？
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是文學史上很有名的人物。他不僅文學才華出眾，而且幾乎擁有唐朝詩人擁有的所有好聽的綽號，數量達十數種之多。
比如說李白號「詩仙」，白居易也被人稱作「詩仙」（唐宣宗《吊白居易》:「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日本學界則稱白居易為「詩神」（日本人稱：「偉大的詩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舉國敬仰的文學家，你對日本之貢獻恩重如山，萬古流芳，吾輩永誌不忘。」）；此外白居易還有「詩王」、「詩魔」（「酒狂又引詩魔發,日午悲吟到日西」）等一系列稱呼。
比起李白、杜甫等一系列詩人，白居易更具有政治才華，清朝的乾隆皇帝認為白居易「實具經世之才」，官員應以白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為座右銘。以官職計，白居易曾歷任政府高官，如左贊善大夫（正五品上）、忠州刺史（正四品下）、上柱國（正二品）、太子賓客（正三品）、河南尹（從三品）、太子少傅（從二品）、刑部尚書（正三品）。並且白居晚還被封為馮翊縣侯，食邑千戶。白居易死後，唐宣宗親自寫詩哀悼（「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並贈尚書右僕射（從二品）官職。
那麼，白居易既然能做如此大的官職，被封侯賜爵，他為何什麼還在詩中說自己不得志呢？
第一，古人視「貧賤」與「窮達」是兩回事。
在古代，沒錢是「貧」而不是「窮」，不做官是"貴"而不是"達"。只有「不得志」，即志向難以實現才叫「窮」。孔子的學生子貢，家境富有，他見到了家境貧窮的同學原憲，嘆息他怎麼過得如此的「窮」（子貢曰:「嘻!先生何病?」），結果原憲就告訴他沒有錢財只是「貧」，不學「道義「，不行「道義」才叫「窮」（「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為自己說錯的話感到羞愧，終身以之為恥。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白居易出來做官的目的也是為了「兼濟天下」，實現自己「治國平天下」抱負，而不僅僅是為了當大官。所以他在詩中嘆息自己「不得志」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二，白居易的話語有當時的背景。
白居易最負盛名的作品之一是他的《琵琶行》，所說這首詩當時連少數民族也在廣泛傳唱（」胡兒能唱《琵琶》篇「）。在詩中詩人深切哀嘆自己「不得志」之苦，認為自己簡直和流落江湖的琵琶女同一個命運，詩中留下了名垂千古的句子「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這首詩寫作的年代，白居易因為激烈地上書進諫，觸怒權貴，因為被降職處理，職位及地位一落千丈，從左贊善大夫（太子屬官，侍讀，正五品上）降到江州司馬（刺史的屬官，掌一州軍事治安，從六品上），所以他才在詩中如此哀傷。
第三，白居易寫詩時的年齡不同。
白居易寫詩時的心境及情思隨著年齡的不同，有著很大的變化。年輕時，白居易少年得志（「慈恩寺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倍受皇帝賞識。這時的他心繫天下，一心一意報答君恩，銳意進取，積極言事，並寫大量的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甚至敢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然而號稱英明的唐憲宗也逐漸對此不能容忍，他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幸虧李絳竭力說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白居才得免禍。但此後白居易屢遭貶謫，志向難申，所以他在詩中嘆息「不得志」也就可以理解了。（白居易《池上寓興》：「獺捕魚來魚躍出，此非魚樂是魚驚」，「外容閑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誰得知。」）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心境後期逐漸發生變化。尤其是因病免蘇州刺史以後的作品,白居易漸漸改變了當年積極進取的心態（《白居易集》之《序洛詩》：「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這一時期的白居易職位也逐漸攀升，白居易所作的大官大多數都在他心境改變之後。詩作中不厭其煩地強調不愁衣食、得享天年，而受統治階級欣賞的也大多數正是這些「閑適詩」。
結論：白居易在詩人之中是比較有政治才華的，所以他做官也遠較李白、杜甫為大，甚至晚年還被封侯。但白居易的心志並不在於作大官，而是和歷代有志節的知識分子一樣，希望「達則兼濟天下」，實現「濟蒼生，安天下」的政治抱負。所以，當朝廷氣候惡化後，白居易雖然改變了以往積極進取的行為態度，官職也逐步攀升，但是他並汲汲於追求功名富貴之中，不能忘懷於自己的初心。所以《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評價：「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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