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親其師而信其道——深切追念王策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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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我1985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習過先生主講的本科生課程「教學論專題」；1989—1995年，我在先生門下攻讀教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在為學、為人方面得到先生的全面教導，受益終身。回想30多年來追隨先生求學的點點滴滴，千言萬語，不知如何訴說，想來想去，還是借用《學記》「親其師而信其道」這句話，來表達我對先生的追憶之心。
王策三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教育理論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學論學科重要奠基人，他長期在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教育學部前身）從事教育學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學術研究成就斐然，人才培養桃李滿天下。
1953年，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他一直主講教育學、教學論等本科課程，聆聽過先生教誨的學生可謂成百上千。1981年我國恢復學位制度，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領銜培養教學論專業碩士研究生，1987年開始在教育學原理專業招收教學論方向博士生，1999年退休，前後培養研究生約30人。
一
先生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所帶的研究生都很尊重先生，感恩先生，畢業後一直與先生來往較多，即使在中央或部委機關工作的同門，也很高興能抽空探望先生，向先生問安和請教。研究生的培養模式是師父帶徒弟式的培養，大家與先生的感情都很深厚。眾多本科同學在畢業後也一直與先生往來密切，比如20世紀50年代畢業的劉碩老師，長期以來與先生談學論道，情真意切，還合作出版了《基礎教育改革論》，堪稱一段師生交往佳話。
眾多教育界同行專家同樣對先生身懷感激敬佩之情，這是我們平常生活中一種深切的感受。記得一次與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的耿申老師一起下校閑聊時，耿老師問我：「本陸，你的導師是哪位先生？」我回答說：「是王策三老師。」耿老師立馬興奮地說：「是王先生啊！他是真正令人敬佩的學者。」多年來，我在全國各地講學交流，經常會沾先生的光，同行朋友會因我是先生的弟子而增進彼此的信任與親近，在介紹我的身份時，大家也會特彆強調我是「德高望重的王策三先生的弟子」。可以說，同行朋友對先生懷有一份真誠的敬重敬仰之情，我們作為先生的弟子，也因此分享了一份光環和情誼。
會增師兄說先生愛生如子，這道出同門兄弟姐妹的共同心聲。先生對學生的關愛，較少噓寒問暖式的關心，更多的是高瞻遠矚的理性大愛，即在內心深處牽掛著每個學生成家立業的大事，善於抓住學生髮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成長。這種愛主要表現為對每個學生學業一絲不苟的嚴格要求，對作業、論文不厭其煩、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大至文章結構、觀點，小至注釋、標點，先生都會很細緻地批註改進。
記得有一次，先生感嘆地說：「我一半的工作是做語文老師的事情。」先生很喜歡熱心好學的學生，願意為後學提供求學的機會。我報考研究生之前，曾到先生家裡拜訪，他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在了解了我的學業情況後，先生很和善地說：「我很樂意招收你，不過這要靠考試成績來說話。」得到先生的肯定鼓勵後，我信心大增，經過精心的複習準備後，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考出了理想成績，順理成章地成為先生的弟子。不少同門兄弟姐妹在考研時也曾向先生請教了解有關信息，均得到先生的熱情回應。
先生對學生的關愛，還體現在對學生為人處世的嚴格要求和言傳身教上。先生凡事嚴謹細密，潔身自愛，是不圖虛名、不謀私利的真君子。先生的這種做人風範，對師門兄弟姐妹影響至深。在讀研究生期間，我們可以隨時去先生家裡請教聊天，但絕不能帶禮物。先生為人處世的原則性極強，對不正之風深惡痛絕。
多年前，先生曾與我聊起過一件往事：1992年，一位外地考生與我同時報名攻讀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她的學業水平相對差些，但考慮到兩地分居的實際困難，先生本也有意錄取她，誰知此人心術不正，竟然建議先生不要錄取我，結果自然是她自己落選了，浪費了當年一個博士生招生名額。由此可見，先生對觸犯底線、原則的人和事，絕不姑息。
我們的心目中，先生是一位嚴師和名師，更是一位親人。尤其是隨著時光流逝，學生時代那種對先生的敬畏之心逐漸讓位於彼此牽掛的親近之情。是時間讓我們慢慢體味到先生對學生藏而不露的深切關愛，也是時間讓親情不斷積累和日益厚重。
的確，師生情誼的真假深淺，時間是最好的試金石。走上工作崗位後，先生家成了我們這些弟子最喜歡相聚的地方，有喜事想先和先生分享，有困擾也首先想到向先生請教。在精神上，大家儼然成了相親相愛的一家人，而先生是名副其實的大家長。先生常說，中國的師生關係和西方的師生關係是不一樣的。到底哪裡不一樣？或許，這就是師生親情。
學生永遠是教師的牽掛，學生的學業、事業、家庭、生活，都裝在教師的心中；而教師永遠是學生感恩的貴人和親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確，在先生和我們這些弟子之間，濃濃的親情牽連著彼此。生前，我們是先生無盡的牽掛；身後，先生是我們永遠的思念。
二
先生一生以傳道授業為樂，很喜歡與學生、同道談學論道。以我的經歷來說，1989—1995年間，我作為先生在讀的研究生，利用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經常周末去先生家裡請教聊天，度過了一段難忘的個性化教學經歷。那時，我一般也不預約，到了周六晚上七點半左右就去先生家，先生便放下手頭的各種事情，和我一起高興地談天說地。我不善察言觀色，不知當時經常去先生家聊天請教是否影響了先生的工作和休息。
不過，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對我的主動登門請教，每次都給予熱情接待。聊天常從時事入手，很快便轉入學術問題，點評各種人物、學派、軼事、文獻，也會就一些理論或實踐問題進行交流。聊天自然以先生講為主，我會順著先生的思路說些感想認識，每次都能聊得盡興。對我的一些膚淺見解，先生多會細心地指教並給予糾正。
一次又一次的聊天，對先生來說，就是為我量身定做的一種個別化教學；對我來說，這是最有效的學習活動。這種教學活動去除固化程序和表面形式，直指要害問題、思想方法和學理主張，是高含金量的智力活動。在長期的聊天問學中，我逐漸領會了先生思想的要旨，日益服膺先生的學問之道。
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自成體系。先生的思想方法和學術觀點，竊以為可概括為24個字：社會歷史實踐、全面辯證發展；全面發展、教學認識、多樣綜合。其中，前12個字是先生的思想方法，後12個字是先生的核心主張。
先生把做學問理解為探討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如何探究和解決問題？答案在社會歷史實踐之中。先生總是從社會發展的現實與趨勢中提出問題，注重把握問題發生髮展的歷史過程，尊重實踐探索並努力從中提煉理論、探尋對策。
例如，先生在諸多論文中反覆強調我國基礎教育要加強科學知識教學，而支撐這種主張的是對中國現代化大格局的整體把握，是對基礎教育歷史發展經驗教訓的深刻體察，是對中小學實踐狀態的深切關照和殷殷期盼。先生的論述從不以某一家一派的理論主張為依據，而是直面社會歷史實踐，從中尋求依據和出路，強調理論要符合事實、真有道理。
曾經有位青年學者說先生是「缺乏教育基本理論素養的人」，如果把有理論素養理解為經常引用某家某派的名言警句或術語堆砌的話，那先生的確沒有表現出高超的理論素養。先生喜歡說大白話，很少堆砌華麗的辭藻和晦澀的術語。
不過，當一個人習慣於站在社會歷史實踐的高度來觀察思考問題的時候，還需要名言警句為其論述增光添彩嗎？還需要刻意用晦澀術語來顯示自己的學問高深嗎？基於社會歷史實踐探討問題、發展理論，並通過自己的努力提高學科的科學水準，這是先生的追求，更是先生做學問的標準。
先生特別看重學問的深刻性，各種論述充滿辯證法思想。先生反覆教導我們，看問題要有全面觀點、辯證觀點、發展觀點。全面觀點就是注意事物間複雜多樣的具體聯繫，努力把握事物間的整體關係；辯證觀點就是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正反兩方面都要講，聯繫具體條件分析利弊得失；發展觀點就是相信社會和事業是向前發展的，努力研究具體事物發展變化的矛盾關係，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去探尋問題解決的邏輯和策略。在先生的每一篇文章中，辯證法的思想精髓都會躍然紙上。
例如，先生關於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的論述，一直強調一個核心觀點，就是促進我國基礎教育健康發展，努力提高教育水平和質量，其主要措施是加強教育科學研究，提高教師隊伍水平，實施全面發展教育，加強優良學風建設，堅持走多樣綜合的改革道路。這一系列主張，是基於對現代社會、現代教育、現代人三者間規律性聯繫的科學把握而提出的，是用全面、辯證、發展的觀點分析我國基礎教育實踐而得出的科學結論。
在轟動全國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大論戰中，先生對論辯主題的討論，始終堅持運用全面、辯證、發展的思想方法，從來沒有簡單否定或片面分析的論斷，表現出了學者堅持真理、客觀理性和獨立思考的高貴品質。這場論戰作為21世紀初期我國課程教學領域重大的學術事件，其意義和影響非常深遠。
我個人的一點粗淺體會是，這場論戰本身是一場深刻的方法論探討，而先生所堅持和倡導的是實踐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是先生一以貫之的學問之道。我們深信先生的學問之道，雖力不能及，然心嚮往之。
先生長期從事教育學理論研究，注重學術創新。他總是從問題出發，立足於在理論層面真正解決問題，從不刻意構造理論體系，卻自然而然地形成具有內在邏輯的系統理論。先生對馬克思個人全面發展理論、現代教育的概念與特徵、教育主體哲學、教學論學科發展、教學的概念與本質、現代教學理論、教學認識論、教學實驗論、基礎教育改革論等教育基本理論和學校教學基本理論問題均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諸多原創性觀點。其中，有些觀點已經成為學界耳熟能詳的主張，有些觀點還沒有廣為人知，甚至還有不少誤解和曲解。
例如，1983年1月2日和14日，《光明日報》曾分上、下篇發表先生《關於教學應教學生「學」的問題》一文，文章明確提出「在教學中，學是主體，教是為學服務的」「教為主導和學為主體應該真正統一起來」「學，是在教之下的學；教，是為學而教」等鮮明主張。由此可見，先生是我國教育界較早明確主張學生是主體、教學即教學生學的人，但後來不少學者卻批評先生倡導的教學認識論是不重視學生學習、壓抑學生主體性的罪魁禍首，其對先生思想曲解之大，真是無法評說。
平心而論，眾多高舉學生中心大旗的學者，有誰用心讀過先生35年前發表的這篇文章？先生的論著似陳年老酒，值得慢慢用心品味，歷久彌香。真正的有緣人，認真品讀先生作品，自然會有感悟、有收穫、有提升，慢慢體會到中國氣派教育理論的魅力和神采。
先生之學問，可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先生所具師之大道、學之大道，是永恆的精神瑰寶。我們相信，這份中國特色教育學的獨特財富，必將世代相傳，發揚光大。
最後，謹以叢立新老師與我共撰的輓聯，深切追憶恩師王策三先生：
嘆一代宗師已逝，信永世薪火相傳！
作者介紹 |北京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文章來源丨《中國教師》雜誌2018年第4期
圖片來源丨網路
本期編輯丨孫建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