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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加斯加武海馬爾墓地的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

[摘要]馬達加斯加武海馬爾墓群有近六百座墓,其墓葬形制與同時期東非地區阿拉伯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著明顯的不同,有些墓葬與中國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較多相似之處。部分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元、明時期的瓷器和其他隨葬品,反映出武海馬爾墓群主人可能是元、明時期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或東南亞的色目、回回族商人,以及附屬於他們的漢人、馬來人或武海馬爾當地土著,如他們的妻妾、子女、隨從、夥計等,其中有些是受雇於穆斯林商人的漢人或者受穆斯林影響的漢人,因此,其葬俗保留了一些中國傳統喪葬禮儀的痕迹,如將日用品放入墓中等。於此同時,表明他們也入鄉隨俗,接受了一些穆斯林喪葬習俗,如死者的臉要朝向北方等(在武海馬爾看麥加的方向)。

關鍵詞:武海馬爾墓群回回商人元明時期海上絲綢之路

Abstract: There are about 600 tombs in the Vohemar, Madagascar. These tombs have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tructure with the Arab Muslim』tombs in the East Africa of the same time, whereas many of those tombs share more similarities with the Chinese Muslims』tombs. We believe that the owner of Vohemar might be the Semu from the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 or Southeast Asia, Chinese Muslim merchants, the Han Chinese, Malaysian or the indigenous people who are affiliated to them, like their wives, children, retinues, servants, etc.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Some of Han Chinese who were hired by the Muslim merchants or influenced by the Muslim culture showed integrated in the burial customin Vohemar. They stick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uneral rituals liketreatdeadpeopleas living, followingthe custom of elaborate funerals burialsandput the daily necessities into the tombs, some tombs here have unearthed largeamountofceramicsfrom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and other funerary objects reflect this status. And for integrating to the local life, they accept some Muslim funeral customs, such as the face of the dead should be toward to the north (the direction from Vohemar to Mecca) and so on.

Key Words: Vohemar ancient tombs; Chinese Muslim merchants; Yuan and Ming Dynasty; MaritimeSilk Road

馬達加斯加島距離非洲大陸海岸約400公里,卻是世界上最後一個有居民居住的大島。這個島在何時、被何人、如何有居民的,這些問題都還有待考證。其人種形成約在一千多年前。原有的考古遺存和歷史文獻表明,其人種主要由印度洋沿岸國家的印度尼西亞、東非、近東等人種構成。最近,通過對馬達加斯加武海馬爾(Vohemar)墓地出土考古資料的重新研究,我們認為此墓地與中國有著密切的聯繫,因而馬達加斯加古代人種的構成很可能與中國人也有關聯。(圖一)以下有關馬達加斯加武海馬爾墓地的考古發掘成果簡介均取自高戴布、維爾尼:《武海馬爾墓地1941度考古發掘報告》,原載《馬達加斯加科學院學報》第24卷,1941年,第100-114頁;以及維爾尼、米洛特:《馬達加斯加考古圖錄——法國人類博物館藏品目錄》,巴黎,1971年,第1-161頁。[]

1941年,法國高戴布先生(P.Gaudebout)和維爾尼牧師(E.Vernier)對位於馬達加斯加東北部沿海城市武海馬爾(Vohemar)附近的墓葬群進行了發掘,所挖掘的261個墓葬中近三分之一未發現任何陪葬品。當年發掘出土了近800件物品或殘片。隨葬品數量懸殊很大,多數墓一無所有,一些墓中只有三、四件,而有些達十幾件甚至更多。陪葬品最豐富的墓位於墓地東側的C墓群。其後該墓群的補充挖掘工作由高戴布在1942年進行,他又挖掘了310個墳墓,其中220個墓沒有任何隨葬品。同年九月,由於英國軍隊進入馬達加斯加,發掘工作被迫中斷,當年發掘的材料至今仍沒有公開發表。此後法國教授皮埃赫·維尼(Pierre Verin)等人在武海馬爾墓地又進行過發掘[]。

武海馬爾墓群中發掘的器物大部分最早收藏於法國人類博物館(de muse de l』Homme),後轉讓給布蘭利博物館(musee du quai Branly),20餘件藏品現藏於法國尼姆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Nimes)[],另有近30件藏於馬達加斯加首都安他他那利佛考古博物館(Archaeology Museum of Antananarivo)。收藏在法國人類博物館的大部分出土材料已收錄於法國人類博物館出版的《馬達加斯加考古》(Archaeologie Malgache)一書[]。20世紀初,考古學家在馬達加斯加北部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了一種發達的文化存在,被稱為拉西卡吉(Rasikajy)文化。武海馬爾古墓群則是拉西卡吉(Rasikajy)文化的典型遺址,該墓群出土了許多中國古代的瓷器、鐵制兵器、金銀首飾、玻璃、銅鏡、貝殼湯勺以及軟石器等,其中一些器物明顯來自中國,如瓷器,一些雖是在馬達加斯加當地製作的,但有明顯古代中國特徵,如銅鏡、石鼎鍋等。

一、武海馬爾墓地概況

此墓地佔據了一片非常廣闊的土地。現有的武海馬爾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只是擴展了很多。1941年的發掘被選定在城東的一片廢棄的椰樹林里進行,初次探掘是在一片茂密的灌木叢中,此墓地被劃分為A、B、C、D、E、F、G、H8個片區(圖二)。

這些墓嚴格遵循東西朝向布局,大部分墓穴周圍或多或少都用垂直的石板圍護著,這些石板有些是用一種含沙量很高的灰漿製成,有些是一種珊瑚灰岩的複合體,兩側石板平均長1.8米,寬0.7米,厚度約8厘米。在被清除了植被後的地面上,這些石板露出地面的部分約10厘米,因而可以輕易辨識出墓口。

成人遺骸一般被埋在深度為1.5米至2米的土層里,兒童的則相對淺些。然而任何的泥土下陷和根莖滲透都未曾改變過屍骸的原始位置,它們一直都埋在墓的右側,頭朝東,目視北方,四肢拉平,手背靠骨盆,雙腳併攏。屍體包著裹屍布,外面還裹著竹席,這使得很多骨碎片能夠被收集。如同屍體的姿勢按同一的姿勢擺放一樣,陪葬品也按固定的位置布置,有的遵循特定規則,依各自用途不同擺放,有些根據性別而各有不同。

在1941年挖掘的261個墓中,近三分之一只有骨骼,沒有發現任何陪葬品。而有隨葬品的,其擺放明顯有固定位置,如刀尖朝東的鐵制尖刀會放置顱骨邊上;瓷碗或紅玻璃珠會放在前額或枕骨部位;青銅鏡、銅針及裝眉墨的長頸瓶會擺在額前(女性墓中);貝殼製成的勺具放在下巴下方或頸後部位;瑪瑙珠鏈或水晶石鏈子掛在脖子上;軍刀或短刀放在胸前或沿著股骨(男性墓中)放著,刀尖朝東,沿著肱骨有一把鐵刀;手腕上有銅質或銀質的護腕;手指上帶有不同的戒指;踝骨上有鏈條。最後,在足部後方有一口綠泥片岩的鼎鍋,一般倒翻著擺放,有的有蓋子,有的沒有。值得注意的是,石鼎鍋被發現的地方一般都比別的物品更明顯靠近地表,甚至距地表僅40多厘米。(圖三)

出土的骨骸後來大多數都已經遺失了,特別是寄放在武海馬爾一個寓所的那部分,一個臨時管理員的妻子由於接受不了每天看守骨骼的任務,就把它們全給扔了,現在再也無從尋找。由發掘者寄往馬達加斯加學院並移交給巴黎法國人類博物館檢測的一部分骨骸殘片,又在運輸中因包裝原因遭到損害,這使得解剖學家的工作變得十分艱難。這批提供研究的共有十幾具骨架以及71個頭骨,其中63個男性頭骨,6個女性頭骨,2個兒童頭骨。

從人類學角度看,頭骨有從畸形的超級短頭到長頭的各種形狀。從整體上來看,顱蓋高度中等,前額微凸,十分窄,腦容量低(低於馬達加斯加現有的下列人種:Betsileo, Sakalava,Merina和Chamla)。患有Plagiocephalie(一種腦部風濕病,大腦壁層不對稱)。大臉,下頜有力,扁鼻特徵佔主導,尤其在具黑人特徵的女性群中,有長鼻子的比例很小,不超過4%。從病理學角度看,存在顱骨縫合上的經常性滯後;風濕病、梅毒、骨髓炎、齲齒是很罕見的,但牙齦損傷卻很常見。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個體身材都比較矮小。

上述材料表明,埋葬在武海馬爾墓群的具有黑人特徵(長頭,凸頜,扁鼻),帶有黑人基因(眉弓發達,鼻根凹陷),而且有蒙古人基因(寬臉,顴骨突出),但沒有印度尼西亞人的特徵,也沒有一點阿拉伯人特徵,這點似乎出乎人們的預料。

根據武海馬爾墓中骨骼的放射性碳元素C14測定可以推斷,它們已有700-820年的歷史(Vernier & Millot, 1971),這是由魯汶大學(Louvain)給出的C14年代測定數據。在許多拉西卡吉文化遺址考古地點發掘出土的人工製品都產於公元10-16世紀。這些物品表明,拉西卡吉文化在馬達加斯加早在歐洲人於15世紀末期至16世紀早期登陸印度洋大陸之前,就已存在。

二、墓葬形制

1941年的挖掘工作主要在以下261個墓穴中進行:A墓葬區-9個墓穴,B墓葬區-78個墓穴,C墓葬區-130個墓穴,D墓葬區-38個墓穴,E墓葬區-6個墓穴。出土器物有各類珠寶,化妝用品,陶瓷器皿,兵器,工具及其它。1941年發掘出土的物品或殘片有800餘件。這裡首先介紹有代表性墓葬的形制特點,並選擇陪葬品最為豐富的兩個墓葬進行詳細描述。

(一)武海馬爾典型墓葬的形制特點:

1、石板墓:垂直的石板曾被視為阿拉伯古墓的典型特徵。在武海馬爾那些較好的墓穴中,共有4塊石板垂直嵌入土中,高出地表10厘米左右,形成一個東西朝向的長方形。側面的石板平均長約1.80米,寬約0.7米。通常,長石板被兩或三塊並排放置的小石板代替,甚至在側旁沒有石板,只在頭與腳處各放置一塊,有時候骨碎片只顯示出一個墓穴的存在,裡面什麼物品也沒有。這些石板的製造材料極為豐富,在D墓葬區,就發現了一種灰黑色的珊瑚灰岩混合體,上面有許多小洞,並有鮮艷的珊瑚和小貝殼夾雜其中。而在A、B、C、E墓葬區,石板似乎是用一種含沙量很高的灰漿製成。

2、骨骼:屍骨一般位於墓穴的右側,頭朝東,腳朝西,臉朝北。通常為俯卧,很少仰卧。胳膊伸直,雙手並於髂窩。雙腿伸展,雙腳併攏。

(二)屍骨在墓穴中的擺放位置

有的屍骨並不垂直於墓穴擺放,而是放置於墓穴壁龕中,或朝北,或朝南。根據當地搜集的資料,這一習俗在馬達加斯加沿襲至今,即死者右肩位於一個稱為「Tarabintsy」的凹處側躺。男性常位於北面的壁龕,女性位於南面的壁龕。這種墓葬形制與我國一些地方回族墓葬形制相似。

裹屍布:死者在埋葬之前要裹上裹屍布。裹屍布都已腐爛,只在明凈的沙子上留下存在的痕迹。發掘中找到了一條深色的薄帶子,帶子已斷成兩截,完全纏繞著屍骨。之所以能夠收集到這些小的裹屍布樣本,是因為它靠近金屬製品,才免於完全氧化腐爛。

(三)兩個典型墓葬的介紹

C48:在距腳骨約40厘米處,發現了一個石制鼎鍋的毛坯。發掘的隨葬品還有:頭顱後面有兩個明代山水圖案青花瓷盤;額前是一面銅鏡,和一個用來盛放眉墨的玻璃雙耳尖底瓶;額頭周圍有一條雙銀環精緻銅項鏈;腦袋下方有長條形或菱形的瑪瑙;左側手臂上有一條銅手鏈;右側手臂有兩條銀手鏈;雙手指有16個種類各異的戒指,其中有一個為白玉質地;靠近膝蓋處有3個貝殼勺子和一對雕刻刀;脛骨處有鐵制長條形物品殘片;其中一個踝骨處有一大銀鏈;腳旁置一帶蓋的石鼎鍋,一個無蓋且已破碎的石鼎鍋,以及一個沒有相配鼎鍋的無柄鼎鍋蓋。

C58:發掘的物品有:一個銀環;一條手鏈;兩個小的銀手鐲;4枚戒指;頸後有一個貝殼勺子;胸前抱有一個玻璃瓶;額前有一根用來蘸眉墨銅針;一個鼻環(穿過鼻窩的圓環);環繞著踝骨的一條精緻的長金鏈子;一個用骨頭雕刻的小盒子;頭旁邊有一個中國的小瓷碗;脖子旁邊有幾顆瑪瑙串珠;一個有蓋的石鼎鍋。

上面列舉的出土物品清單來自兩個隨葬品較為豐富的墓穴。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一次挖掘的261個墓穴中,有超過80個墓穴沒有陪葬品。

三、普通隨葬品介紹

所有物品的擺放似乎都有規可循,從對某些墓穴挖掘中得出的經驗可知,石鼎鍋和其它餐具等會放在相對固定的位置。在此不妨將陪葬品分成三類:兵器和工具,隨葬器皿,衣物和首飾。

(一)兵器和工具

出土器具均屬鐵器,並已完全銹掉。銹和沙子的混合物附著在金屬上,才勉強能判別物件的形狀。

1、軍刀。放置在身體一側,與胸部平行,刀尖朝東,刀片約2指寬,70厘米長,成直線形。刀柄基本腐爛成粉末狀,少數殘存的刀柄似乎是木製的。有些刀柄是用兩塊木頭組合而成,並用兩個銅鉚釘加以固定,未發現刀柄上有貝殼的痕迹。

2、短刀。擺放和軍刀基本一致,也有些放於腿邊。刀片呈直線型,中間隆起,逐漸變尖,有點類似60厘米長的柳葉刀。部分短刀保存完好,類似中國兵器。

3、針。通常置於臉頰前,尖端朝東,位於鼻子前。部分針被放置在垂直於頭顱東側10厘米的地方。這些針長約20厘米,似乎成圓形,疑似還裝有把柄。

4、切刀。類似切糕點的刀,有些切刀極具特色。C墓葬區56號墓的切刀,在刀柄的下方有一種銅製的環狀物,似馬蹄;該區的52號墓穴的切刀也有環狀物,將其環繞的裝飾物可能是羊角;同為該區的59號墓的切刀有角狀刀柄。

5、剪刀。

(二)隨葬器皿

那些隨葬品豐富的墓穴有十分完備的餐具,即使是最簡陋的墓穴也有用泥土燒制的陶罐(sajoa)。遺憾的是,很多器具都被打碎了,有可能是毀器風俗,即在墓葬之前故意打碎,以供死者在陰間享用。

1、陶罐。這是一種泥土燒制的沒有邊緣的球形容器,可以確定是將一個球形罐沿著平行線切割而成。這些陶罐有兒童腦袋般大小,被倒置於死者的腳上方,極少位於頭上。陶罐底部有明顯的被火燒過的痕迹。

2、各種各樣的陶碗。這些陶碗都上施單色釉,藍綠色、淡黃色或三色(綠、黃、黑),碗底因為潮濕已被溶蝕。碗的直徑約15厘米,或放於頭顱頂部或置於胸前。

3、雙耳碗。施白釉,飾有金黃色圖案,上面的文字還有待辨認。碗的裡層沒有光澤,碗底卻光彩奪目,飾有帶莖的太陽花或雛菊。最初這些花朵應是金黃色的。

4、酒瓶和燒瓶。有一個墓穴出土了各式各樣的燒瓶和酒瓶,遺憾的是,大部分瓶子都被泥土壓壞了,這些玻璃碎片甚是精美。僅有一個大的酒瓶保存完好,高約20厘米,瓶子下半截十分寬大,瓶頸迅速變得細長,瓶口圓潤;半透光的玻璃質地,呈淺綠色,精美至極。其他較為厚實的瓶子保存完好,燒瓶呈圓形,似石榴狀,但更為扁平,瓶頸很寬,呈藍色或深綠色。燒瓶的底座被細心雕琢,大部分的燒瓶置於頭邊。

5、勺子。勺子是考古人員從一種稱為鸚鵡螺的貝殼上小心切割下來的。勺子的頂端是尖的,勺身為喇叭形,細窄的勺柄便於使用者用兩個指頭將它捏住。勺子的大小不一,大的相當於一把大勺,小的僅有5厘米長,中等尺寸的勺子最為常見,約7-8厘米長,較為少見的是勺柄呈半圓形。幾乎所有的勺子都挨著脖子,或在頦下或在頸後。其中一個勺子放在一個蓋有鼎鍋蓋並裝有石灰的石鼎鍋里,由於土壤的濕潤以及大量的椰樹根使得這些脆弱的物品裂成兩半。

(三)裝飾品

沒有任何衣服的殘片被找到,除了一些紡織品和席子的碎屑,這些已在「裹屍布」這一段落中有分類和描述;而珠寶和作為首飾的物品數量卻不少。

1、銅鏡。共發現21面圓形鏡子,鏡子的直徑在9-18厘米之間,大部分鏡子的直徑在12厘米左右。鏡子平放在額前,正面很平滑,貼在頭上;其中一面鏡子有100平方厘米大小,精緻光亮。鏡子的反面中心部位有鈕,其中一面鏡子還留有一段細繩,有一兩面銅鏡的圓圈裡隱約可見幾何圖案(也可能是文字)。在對鏡子進行清洗後露出了淡紅色的外觀。(圖四、圖五)

2、針。做描眉筆用。其中一根針在盛放眼影粉的雙耳尖底瓶中發現。

3、盛放眼影粉的雙耳尖底瓶。

4、各種銀鏈飾。主要佩戴在額前、手腕處、腳踝處和胸前4個部位。

5、戒指。數目多,種類多。有金戒指(少量),銀戒指(普遍),銅戒指(少量)和半透明材質的(少見)。還有一種有點像白色或淺紅色的瑪瑙,但又像玻璃一樣半透光,很可能是無色的玉石。

6、手鐲。幾乎所有的手鐲都是銀制的。手鐲都有封閉或開放的卡環,沒有花紋。僅發現一個金手鐲和幾個螺旋狀的手鐲。這些銀制的鏈子被稱為「手鏈」。所有這些物品都佩戴在手腕上。

7、項鏈。各種各樣的項鏈,大多佩戴在脖子上。多數項鏈是由瑪瑙或石英製成的,但也有玻璃或陶制的,同時還有珠子製成的項鏈和手鏈。

四、發現的中國瓷器:

武海馬爾墓地發現的中國瓷器有元明時期的青瓷、青白瓷、青花瓷、白瓷、素三彩陶等。法國尼姆自然歷史博物館收藏的武海馬爾出土瓷器資料大部分已收入簡埃米、克洛德主編的《印度洋研究》第46-47輯,《馬達加斯加武海馬爾墓地研討會專輯》,趙冰的《武海馬爾墓地出土的部分中國瓷器》有較為詳細的介紹,此不贅述。這裡主要介紹一些尚未公開發表的,筆者在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所拍攝、收集的武海馬爾墓地出土的部分瓷器資料。

元代青白釉褐斑彩葫蘆形執壺,此類物品共出土兩個,淺栗色的葫蘆形執壺,色澤艷麗,手柄和壺嘴都已經損壞。(圖六)

元末明初龍泉窯青瓷盤(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27),盤口直徑33.2厘米,高8厘米,盤底直徑11厘米。內壁口沿下飾有海浪紋一圈,盤內底中央飾一束蓮荷紋。元代。(圖七)

元末明初龍泉窯青瓷盤(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28)。寬沿,平口,卧足。盤內中央飾有貼花紋飾。器身有冰裂紋。盤底部有火石紅。元代。(圖八)

元末明初龍泉窯青瓷盤(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29)。折沿加邊,卧足。盤的腹壁呈放射狀菊瓣紋,盤足底部有火石紅。元代。(圖九)

元末明初龍泉窯青瓷盤(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30)。菱花口,折沿,弧腹,平底,矮圈足,腹壁呈放射狀菊瓣紋,盤身布滿冰裂紋。元代。(圖十)

元末明初龍泉窯青瓷碗(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31),碗口直徑21.2厘米,高9.8厘米,碗底直徑8.5厘米。釉汁瑩潤肥厚,碗底足部有火石紅。元代。(圖十一)

明代前期景德鎮青花碗(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58),碗口直徑8厘米,高4.3厘米,碗底直徑2.8厘米。碗內、外壁均飾有菊花紋。明代。(圖十二)

明代前期景德鎮青花碗(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67),碗口直徑15厘米,高5.4厘米,碗底直徑5.7厘米。碗外壁繪有纏枝花卉紋和佛教八吉祥紋,底飾一圈如意雲頭紋。碗內飾有花卉紋。明代前期。(圖十三)

明代中期景德鎮青花碗(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66),碗口直徑15.5厘米,高7.5厘米,碗底直徑6.6厘米。碗內外壁繪有亂雲紋。明代中期。(圖十四)

明代中期景德鎮青花碗(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64),碗身內外裝飾有梵文樣圖案,制瓷匠人應不識梵文,只是模仿梵文外形,依葫蘆畫瓢,所繪梵文都是一個樣式的,僅僅作為圖案裝飾用。明代中期。(圖十五)

明代中期景德鎮青花碗(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205),碗內飾有魚藻紋和花卉紋,外壁繪有壬字雲紋和仙鶴紋。明代中期。(圖十六)

明中期景德鎮青花盤(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91),盤口直徑19厘米,高3.3厘米,盤底直徑11厘米。盤內飾有花鳥紋。明代中期。(圖十七)

明中期景德鎮青花盤(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98),盤口直徑19厘米,高3.3厘米,盤底直徑11厘米。明代中期。(圖十八)

明中期景德鎮青花盤(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106),盤口直徑19.4厘米,高2厘米,盤底直徑11.5厘米。盤內繪有雙獅戲繡球圖案。明代中期。(圖十九)

明代前期景德鎮窯青花瓜棱梨式壺(馬達加斯加安塔塔那利佛考古博物館編碼41.1.52)壺身高10.2厘米,壺口直徑2.2厘米,壺底直徑2.4厘米。壺身呈六瓣瓜棱狀,壺身繪有花卉紋。(圖二十)

圖13明正德嘉靖素三彩陶瓷罐(圖二十一)

圖12武海馬爾墓地部分出土瓷器的款識(圖二十二)

五、石鼎鍋

石鼎鍋通常有三隻腳,有的有蓋子,蓋子上有球形把手。這些當地產的石鼎鍋是用錐子將綠泥片岩挖鑿而成的,並在鼎鍋邊雕花裝飾。它們置於死者的腳跟上方或緊挨著腳跟,通常是蓋在腳上。石鼎鍋外層有火燒過的痕迹,鼎鍋內有薄薄的殘渣。有一兩個較為特殊的石鼎鍋,有蓋並且立著,高約12厘米,擺放在頭邊(D.36號墓穴)。有不少石鼎鍋是全新的,完全沒有使用過的痕迹。這些鼎鍋多為三足,只有一個(D.13號墓穴)為四足。這些足的高度與鼎鍋身的高度相近,但也有的鼎鍋足很長(C.49)。這些鼎鍋的表面裝飾有花紋圖案,如鼎鍋的側面,鼎鍋蓋和錐形手柄的邊緣都飾有弦紋。鼎鍋蓋通常凸起,平鼎鍋蓋極為罕見。(圖23-26)

這些石鼎鍋的形狀、大小各異,大的直徑有30-35厘米,其它的略小些,並無統一規格。完整的有蓋的鼎鍋很是少見,它們或許價格不菲。可以這樣理解,一方面,許多墓穴並沒有鼎鍋,儘管有類似的陪葬物品替代;另一方面,有的墓穴儘管有石鼎鍋作為陪葬,但是是未完工的(不成圓形),或不完整的(沒有鼎鍋蓋),斷了一兩隻鼎鍋足的,或者鼎鍋足還未雕刻好的(非常短),還有一種很有意思,即有明顯的修復過的痕迹。許多裂開的鼎鍋都用扁平的鐵片圍圈著,類似於箍桶用的狹長鐵皮條(例如C.12)。有一個鼎鍋蓋只有部分殘餘,另一個則有修補過的痕迹,就像現在的搪瓷或陶瓷修理工所做的一樣(C.60號墓穴)。

這些易碎的石鼎鍋並不作為日常使用,而僅僅作為葬禮用品,和墓葬中出土其他一些器具一樣,它們是在另一個世界使用的冥器。

石鼎鍋和石杯用的材料綠泥石片岩,也叫皂石或滑石。綠泥石片岩是一種特殊的岩石,採礦十分容易,當新鮮的時候它是潮濕、鬆軟的,跟脂肪或肥皂一樣,所以容易切割,乾燥後會變硬。因此又稱皂石、肥皂石或豬油石。馬達加斯加的綠泥石片岩儲存量很多,特別是Vohemar地區,被廣泛地開採。這種石頭白色或灰色,根據氧化鐵,氧化鋁含量不同,會呈現紅色、石灰色或綠色。自古以來被廣泛使用,用以做護身符(甲蟲)、模具、印章、杯子等等。在中國,有許多雕像是用皂石雕刻的。但由於易碎,所以雕刻需要特殊的技巧。

這種材料全世界到處都有,但是只有馬達加斯加人才使用它來製造隨葬器皿。使用綠泥石片岩來製造隨葬器皿是馬達加斯加武海馬爾墓群最顯著的特點。

完整的石鼎鍋非常少。它們只是在最富有的墳墓中被發現。通常被倒置在死者的腳旁,有的有蓋子,有的沒有。有的有使用過的痕迹,可以看到底部有煙熏的痕迹。至於罕見的大杯,它們也只是在最富有的墳墓發現,它們太厚,太粗糙,不具有日常使用價值,只在葬禮陳設中使用。它們通常被打破,可能是為了對死人表示敬意而故意打破的。這與石鼎鍋的情況相似。

武海馬爾的墳墓中石鼎鍋的造型與中國古代沿用很長時期的鼎(以及後世的鼎鍋)十分相似,武海馬爾墓群顯示Rasikajy文化有著與中國古代相類似的喪葬儀式。比如廚房用具(如碗、盤子、湯匙等餐具)被放置在死者上半身的位置;青銅鏡安放在額頭,用於驅邪避鬼,也為死者在陰間帶來光明;銅鏡、石鼎鍋等隨葬品埋入墓穴之前似被砸壞,這與中國古代喪葬禮儀中的毀器習俗相似。

六、武海馬爾墓地與中國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

在武海馬爾墓群發現的大部分中國瓷器為15--16世紀的器物,拉西卡吉人(Rasikajy)的隨葬器物有許多是明代的中國器物。該墓群出土一百餘件容器、大量的陶瓷碎片及一些其他物品。基於墓中出土許多元、明時期瓷器的現象,我們認為部分有較多隨葬品的墓主人可能是這一時期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或東南亞的色目、回回商人,以及附屬於他們的漢人、馬來人或武海馬爾當地土著(如妻妾、隨從、夥計等),漢化的穆斯林或者受穆斯林影響的漢人在葬俗上顯然受一些中國傳統喪葬禮儀影響,同時也會接受一些穆斯林喪葬習俗,如死者的臉要朝向北方(當地看麥加的方向)。然而,由於武海馬爾墓地墓穴都是東西朝向,屍體的頭顱面朝北方(麥加方向),多數學者據此推測他們是來自阿拉伯的穆斯林教徒。然而,按照穆斯林的教規,絕不允許在墓中放置任何日常生活用品。

據《伊斯蘭教文化面面觀》一書介紹,中國穆斯林埋葬的特點是,「首先在墳地挖一個長約2米,寬1米多,深2米多的明坑,然後向一側再開一窯洞,高約1米,長、寬以能安放亡體為準,一般還要在窯洞內放些香料,以防蟲蛀,窯口用土坯或磚堵死,有的再加上一塊大於洞口的木板或石板,最後把明坑回土填實,上面留有墳頭」[]。武海馬爾墓地有許多墓葬是類似的形制。

武海馬爾墓地有的屍骨並不垂直於墓穴擺放,而是放置於墓穴壁龕中,壁龕或朝北,或朝南。根據當地搜集的資料,這一習俗在馬達加斯加沿襲至今:死者右肩位於一個稱為「Tarabintsy」的凹處側躺。男性放置於北面的壁龕,女性放置於南面的壁龕。這種墓葬形制與中國一些地方回族的墓葬形制相似。武海馬爾墓地的死者在埋葬之前要裹上裹屍布,並裹上席子。當然,裹屍布和席子都已經腐爛,只在純凈的沙子上留下了席子和布的痕迹。發掘中找到了一條深色的很薄的帶子,帶子已斷成兩截,完全纏繞著屍骨。

世界各地穆斯林教徒都遵循著相似的喪葬禮儀,一般當天就埋葬死者,把亡者洗凈,裹上白色殮衣,置人棺木,再將棺木放進土穴。由毛拉在棺木前誦經。在墳中放人《古蘭經》片段,在墓中死者的臉要朝向麥加。

出生於航海貿易世家的明代學者李贄(泉州人)在《續焚書·李卓吾先生遺言》中寫道:「倘一旦死,急擇城外方阜,向南做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即止。即如是深,如是闊,如是長矣,然復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則用蘆席五張,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豈有一毫不清凈者哉!我心安焉,即為樂土,勿太俗氣。」[]李贄所述即為其家鄉泉州穆斯林的喪葬習俗,「倘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向南做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的墓穴長、寬、深規格,以及「復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以安予魄」,這是指在墓壁一側掏挖壁龕,將屍體放置龕中。「則用蘆席五張,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李贄所述與部分武海馬爾墓葬將死者葬入壁龕和用竹席、白布裹屍的葬法基本一致。

清代著名回族學者劉智在《天方典禮》中對回族墓坑做法有更加詳細描述:「葬之前一日,命工穿壙(墳),其深隨宜。(壙之深淺,量地所宜。地土堅者,宜淺,四五尺可也。地土松者,宜深,一丈以外可也。總以穿穴不崩為定,以壙底無水為止)長六尺,廣三尺。離底只許,依西穿穴,旁去三尺,穴口深一尺,長三尺五寸,高二尺,腹內深二尺,長五尺,高二尺五寸,上圓如弓背,下方如弓弦,北首作枕。穿壙得泉,另穿之。凡遇土松或沙地,不可穿穴,則穿直壙,深廣如土。造石為槨,圍砌壙下,中深三尺,長五尺,廣二尺,上加石蓋,底不用石。無力造石,以木造之,忌用陶磚。」

四川回族人的墳墓都是南北方向。墳坑的製作,大致為二種,一種是選向陽、乾燥、土質堅硬的山地,先挖一個長、寬、深均約2.5米的直坑(俗稱明堂、明塘),從明塘底部向北方或明塘西壁再挖一長2.2米,寬70公分,高約1-1.5米的穹形墓穴即成,俗稱「窯子」(「熱合提」)。這在四川涼山、攀枝花、阿壩等地較多,和西北回民的墳坑製作大體一致。一種是在土質疏鬆,無法挖「窯子」的地方,挖一個長約2米,寬約70公分,深約1.5米左右的長方形直坑。墓穴內四周用石板牆或石條,石板上預先刻上或臨時寫上「讀哇」(《古蘭經》文),上用石板或石條蓋或木板,回族俗稱「沙彌」,涼山地區稱為「埋灶兒」,鹽邊縣稱「買摘兒」。

武海馬爾墓地有許多墓葬與上述四川回族的墓葬形制類似。從屍體的擺放姿勢來看,武海馬爾墓群都屬於此種類型,這些墓中的遺骸都是平放在右側,頭朝東,目視北方,即面朝向麥加城的方向。這些墓的風格很簡單,全部都被石板圍牆框著,沒有墓穴或穹頂,也沒有出現在肯亞馬林迪Malindi、拉穆Lamu、蓋迪Gwdi、基爾瓦Kilwa等地及同樣出現在非洲東海岸其他很多地方的巨大墓柱。這些裝飾是從索馬利亞沿岸到坦尚尼亞奔巴島的中世紀墓在考古學上的獨特標誌,但這類墓葬特徵好像並沒有越過莫三比克海峽出現在馬達加斯加。

馬達加斯加的墓葬品中包括一些頗具地方特色的器物,比如貝殼勺子,三腳石鼎鍋和底座為綠泥片岩質的盆,其他一些很常見的物品(珍珠、戒指、護腕、青瓷及青花瓷器),在同時期印度洋沿岸的所有港口地方都發現了同樣的隨葬品。

除了瓷器外,武海馬爾墓地還出土其他頗具中國風格的器物,比如珠母勺子(形狀與漳州窯所產白瓷勺相似)、皂石鼎鍋和銅鏡等。

武海馬爾墓群的主人很可能與元明時期中國與非洲的貿易活動有關,我們可以從這批考古資料推測,中國與馬達加斯加在元代和明代就有著密切的貿易和人員往來。武海馬爾或許不僅是中國色目、回回商人的聚居點和中國商品在東非的一個集散地,也是中國船隊在非洲的補給地。那麼,武海馬爾墓地也許是明代中國回回商人及附屬於他們的漢人、馬來人和當地土著黑人的墓地。這些跡象表明,在歐洲人15世紀末期至16世紀早期登陸馬達加斯加之前,中國人就已居住在馬達加斯加了,並參與了印度洋的開發。而這個群體在馬達加斯加的消失,可能與後來葡萄牙等歐洲人壟斷印度洋貿易有關。

眾所周知,元代色目人長期控制泉州海外貿易的市舶機構,這十分有利於色目商人憑藉熟知域外地理又善於航海的優勢,進行海外貿易。然而,明初朱元璋曾一度實行限制異族政策,許多泉州色目人紛紛改名更姓,向外遷移並避居內地山區,有的則遠走異國他鄉,色目商人也不例外,或許其中有一部分人就輾轉來到了武海馬爾,在印度洋地區繼續從事貿易活動。而鄭和下西洋對馬達加斯加可能帶來更深層次的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武海馬爾墓群的墓葬形制不同於同時期東非沿海地區阿拉伯穆斯林的墓葬形制,卻與中國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較多相似之處。武海馬爾墓地的部分墓主很可能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一帶。

原載於 《海交史研究》201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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