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考古調查的實踐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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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國務院設立雄安新區的重大決策部署，為新區的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提供了歷史機遇，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受邀於2017年6~7月、10~12月分兩階段參與了此次先期開展的考古調查工作，編為雄安新區聯合考古總隊調查一隊，茲就本隊考古調查的實踐與初步思考條陳如下，供學界討論。
遵循「拉網式」全覆蓋的調查要求
雄安新區調查實際上是以容城、安新、雄縣三縣所轄行政村為基本調查單元的傳統行政區劃模式，是一種摸底式普查的性質而並非以聚落形態研究為目的調查。在實踐中各隊根據河北省文物局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部署和要求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區域系統調查方法，而系統性的一個方面就是調查區域的全覆蓋。
利用數字化終端現場拍攝採集標本
本隊根據人員配置，調查過程中一般分為三組，組員間距不超50米，勻速行進，互相呼應，若發現遺物則進一步縮小間距集中觀察並記錄。而為了不遺漏每一個地塊，充分利用農耕地界、溝渠，特別是各級道路等作為參照物，必要時迂迴行進，確保「拉網式」效果。比如在安新縣蘆庄鄉的調查過程中，針對村莊分布稀疏，空曠廣袤的地形特點，我們事先仔細觀察地形圖，並查找有關文獻，確定了以唐河新道為北界，以高保公路為南界的調查範圍，以50米為間距自南而北再自北向南折返，實現了對此區域的全覆蓋，同時也掌握了唐河在此區域泛濫沉積的狀況。
地面踏查與地下鑽探相結合
在這種海拔低、地勢平坦寬廣、起伏極小的地形條件下調查，我們慣常的方法是「逢坑必斷，遇溝必考」，也即充分了解取土坑、斷面、溝渠等分布情況，重點觀察地層堆積，並輔以鑽探確認。
鑽探確認文化層堆積
本隊專門配置鑽探人員，凡地面採集到遺物的地點，必通過鑽探確認有無原生文化層堆積。鑽探一般以十字形布孔，間距10米，對於史前時期遺存則加密探孔。觀察記錄每一個探孔堆積，只要發現有文化層堆積即確定是一處遺址。對遺址面積及分布範圍的確定也是以鑽探結果為依據，即鑽探卡邊，以間距不等向四個方向不斷延伸的探孔來追蹤，直至無文化層堆積，然後利用數字化終端測點、標註並繪製平面圖。對於採集到遺物但無文化層堆積的地點則定為散點，也即田野考古信息化管理平台設置的線索點。對於此類線索點的遺物，包括搬運、沖積來的易損陶片、瓷片等，通過類型學的分析，可知與已有中心遺址或聚落址的關係，而將這些散點在圖上連接起來，通過分布的密度，或可看出某一種文化在空間上的變化。比如對大量存在於該區域東周時期遺存中夾蚌紅陶釜殘片的類型學觀察和採集點的標註及空間排列，可看出此種具有典型燕文化特色遺物的廣闊分布，雖不能據此界定聚落址的範圍，但是或可反映古人類活動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信息化平台的建立及數字化終端的應用提升了信息採集的科學化、精細化和規範化。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為本次調查建立了數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並先期進行集中培訓。在多單位協同作戰的大型考古項目中，數字化平台利於統一標準，明確目標。同時，定製化的項目與頁面也利於提高調查效率及後期整理研究。
觀察台地剖面
本次調查為每隊配備了數字化信息採集終端設備及考古調查APP，隊員人手一台，內置高解析度衛星地圖，並可實時定位，效果比傳統的GPS更加精準且快捷，其包含的信息量遠大於傳統的大比例尺地形圖，併兼具導航功能，提高了調查路線設計、目標選定的針對性和科學性。數字終端集信息錄入、照相、測量、繪圖等功能於一體，且支持語音錄入，通過無線傳輸同步到管理平台上，實現了野外調查的無紙化。調查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利用數字化信息管理平台與各隊保持全程溝通和實時支持，對調查中出現的問題及時處理和解決，保障了調查項目的穩步順利開展。
觀察自然堆積形成的大剖面
結合我們對三縣調查成果的初步分析，有如下幾點思考：
一、以往的調查更關注人類文化遺存，對於地質構造、生物遺存、地形地貌、植被等並不十分關注，而古代人類生存活動是對環境及自然資源的選擇、改造、利用和適應的一個過程，因此，對於環境信息的重視與提取，對於理解古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環境對人類自身活動的影響，了解遺存孕育、發展、存亡條件及外部動因等必不可少。
調查行進中
調查中通過一個個水平層理結構的大剖面，我們可以了解一些環境信息，對於遺存的埋藏條件也有了初步認識，這都有助於我們解釋遺存時空分布特點並掌握一些規律。
調查發現，史前及三代遺存主要分布於容城縣域內，這與容城縣地處太行山東麓山前平原向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這一地形條件相一致。而雄縣縣域內漢以前遺存發現極少，這與雄縣扇前窪地、古河床窪地地形條件有關。通過大型深坑剖面的觀察發現白洋淀西部與東部的地層堆積基本一致，為水平狀河湖相沉積層。堆積以黑色或深灰色黏土層及貝殼或料礓石層為界分為三期：晚期，即宋元以來遺存多埋藏於黑色或深灰色黏土層以上深淺不一的黃褐色堆積中；中期，即漢代遺存多埋藏於黑色或深灰色黏土層下至貝殼層之間，其中也偶見新石器時代遺存；早期，即貝殼層以下不見人類遺存。上層黃褐色堆積自白洋淀以西地區向東逐漸增厚；下層貝殼層則逐漸變薄。以上堆積特徵應為白洋淀區域的整體特點，而雄縣張青口西北剖面的地層堆積發生較顯著的變化，故洪城村至張青口村之間的區域應該是自然地理意義上白洋淀區域的東界。
應該說本次調查很好地實現了預設目標，並取得一批新收穫。在後續工作中，我們認為通過局部試掘了解重點區域考古學文化的歷時性和共時性演變；進一步了解地質學、土壤學、生物學、動植物學等信息資料，進行系統性採樣分析與研究，全面把握古人生存環境與生存狀態的變化及相互影響等，對於完善和有效利用調查成果，科學實施下一階段工作大有裨益。
二、雄安新區三縣基本地貎單元屬環白洋淀的海拔低、起伏小、切割微弱、地形寬廣平坦的平原區，研究顯示史前時期白洋淀地區古地貌古氣候古生物條件等俱佳，形成較為優越的自然環境，因而孕育了豐富的史前文化。特別是以容城上坡、午方、東牛等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時代晚期文化（3500BC—3000BC）非常發達。過往對其中的幾處遺址實施過考古發掘，但主要是以配合基本建設為主的搶救性發掘，受面積、區域等條件制約，所獲資料有限，對於此類遺存文化面貌的分析、譜系編年的建立、聚落形態演變的考察、生業模式下人地關係及與自然環境變遷影響等方面的研究遠未深入。在此次調查的基礎上，我們認為以「白洋淀地區新石器時代（3500BC—3000BC）文化格局、演進與自然環境變遷」課題為引領開展下一步工作是一個思路。
三、關於夏時期文化遺存，在容城午方、白龍遺址再次複查並核實，進一步摸清其分布範圍。關於保定地區夏時期文化遺存，以往集中發現於太行山東麓山前平原地區，也即現今京廣鐵路以西區域，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學者據此命名了下岳各庄文化，極大地推進了該地區夏時期文化的研究。而在太行山以東平原區，也即京廣鐵路以東地區，除午方、白龍及啞叭庄等遺址所獲的有限材料外，其餘發現甚少，且午方、白龍等代表性遺址目前保存狀況堪憂，亟待加大工作力度，並重新審視文化遺存。因此，進一步加強環白洋淀區夏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發現與研究具有緊迫性和必要性。
此次調查新發現和複查了大量東周時期遺存，特別是戰國時期燕國文化遺存較為豐富。燕國名垂史籍，其文化絢麗多姿，環白洋淀地區正處於燕國南境一帶，因此，對於這一地區東周時期燕國文化遺存的揭示，對於深入了解燕文化意義重大。
四、兩漢時期，雄安新區地處幽州冀州之間的交界地帶，調查發現的眾多兩漢時期文化遺存即是該地區當時經濟發達、人口稠密、村鎮繁盛的反映。而漢代遺存主要存在於相對偏北的容城鎮、寨里鄉和雄州鎮，少見於淀區南部；遺存多分布在現代村落附近，具有一定的古今延續性。發現的漢代遺存皆為規模不等的聚落址，且往往發現有中小型墓葬，對於白洋淀地區漢代聚落形態變遷等研究或可提供參照。同時，結合新區周邊廣布漢魏時期的高等級墓葬、城址、窯址、建築等遺存背景，可以多層級討論白洋淀地區歷史文化、經濟形態、社會變遷等問題。
五、10世紀前後，中原與北方兩種文化傳統發生激烈的碰撞與融合，河北正是宋與遼金對峙的前沿地帶，尤其白溝河（今大清河一線）成為短暫相持時期的宋遼邊界。本次調查發現的為數不少的宋遼金時期遺存，其與自然環境相結合的區位態勢，對探討南北方的互動意義重大。本次調查還專門組建了地面文物調查隊，宋遼時期邊關地道、城址與地下文物遺存相結合，全面拓展了宋遼金時期考古學研究的視野，同時也提供了宋遼邊際歷史文化研究的契機。
本次調查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河北省文物局精心組織，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科學實施，在機制創新、組織模式、人員設備要素配置、科技手段、多學科協同等方面均有突破性進展，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區域考古調查，體現了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的新水平。
（ 執筆：徐海峰 王太一 吳偉 趙瑾）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編輯：陳 梅
《中國文物報》2018年4月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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