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前行長戴相龍：坦率理智地想，中國並不需要那麼大貿易順差

4月8日至11日，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在海南博鰲舉行。據鳳凰網財經9日報道，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在「亞洲經濟預測」分論壇談及中美貿易問題時表示，坦率理智地想我們中國並不需要那麼大的貿易順差，中國進出口拉動經濟9%，所以貿易順差減少一點不一定對中國經濟造成很大影響。

戴相龍還表示，對於亞洲經濟預測我們應該看到機遇，如果機遇看不到，風險看的很大，就很悲觀。

此外，主持人問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對現任央行行長處理債務有什麼建議時，戴相龍表示，債務處理不能再是政府的辦法，必須實行市場化，法制化的辦法處理。

戴相龍稱，所謂市場化，法制化的辦法處理，就是殭屍企業堅決讓它淘汰，讓企業承擔一定的責任。大部分的債務是通過雙方協商來解決，所以我建議要成立債務處理條例，讓它有法可依，一部分用債轉股，一部分是國家注入資本金。

與此同時，戴相龍表示，我們國家的投資銀行太弱了，要把投資銀行增強，完善股票市場，提高它的水平，這樣它的債務水平就會下降。

戴相龍在「亞洲經濟預測」分論壇上（證券時報記者宋春雨 攝影）

以下為發言實錄：

戴相龍：對亞洲經濟的預測我們應該從機遇和挑戰兩個方面看，我們主持人一開始就說風險，我自己的看法我要看到機遇，如果機遇看不到，風險看的很大，就很悲觀，我側重講的可能是機遇。我認為至少20年，甚至於到本世紀中葉，亞洲還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過去20年，人均增長6.8%，那麼今後20年，還會是全球最快的，這就是我非常樂觀的，很重要的一條是中國發展強勁，印度速度會更快，中、日、韓的合作會加強，「一帶一路」的發展會給我們亞洲帶來新的機遇。

所以當然也有安全方面的挑戰，也有貿易戰，我認為這是支流，所以我在這個會上，我自己預測，我認為今後20年，甚至於本世紀中葉，亞洲仍然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

另外我還有個預測，我們中國，我們中國改革開放40年，年均增長9.4%，後10年增長7.9%，近5年增長6.9%，這不是經濟衰退，更不是經濟周期的表示，而是我們國家主動、自覺、有效的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所以我認為今後10年，中國經濟增長，有效的增長，也會在6%左右，或者叫5%以上。

現在我們中國最大的一個問題，我們的發展增長的貢獻力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去年經濟增長，我們的消費59%，投資32%，進出口9%，所以出口減少一點，或者投資減少一點，但是消費擴大了，所以我認為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更加註意質量的階段。我對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更好的增長，要做的事太多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改善供給，進行供給側的改革，第一改善產品供給，要去掉那些落後的違法違規的產能，要保持那種有效產能，還要創建那些高新技術產能。

這裡帶來一個很大問題，我們會有大量的企業要關閉，被兼并，據一個部門反映，我們2016年僅僅債券違規就1.2萬家，涉及到違約債務15萬億，所以中國的當前一個緊迫問題，去產能就是債務處理，所以我認為對中國改善供給，既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又要吸取外國的經驗，比如我們學習日本的經驗，所以中國要趕快建立一個企業債務重組條例，企業債務重組法律。

第二個，我們要改善資本供給，我們的國家有幾個統計，在世界上前十大銀行我們佔四家，第一、第二、第三名都是中國，但是這不能表示我們很強大，我們的服務功能還差，效率還低，前10個保險公司我們兩個，前十個投資銀行沒有，我們1200家平均凈資產只有1200萬，可憐的很，我們最大的資產公司的收入還不及摩根大通的1/4，短板就在這兒，要提高社會資本供給能力。

所以我們現在大一點資產公司的都是中央控股的地方政府控股的，為什麼不能通過股本的調整，逐步培育幾個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投資銀行。

還有我們要改善住房供給，要改善我們房地產金融服務體系，要趕快制定商業銀行住房貸款辦法，這個還沒有，是放在個人貸款辦法里，這個是不行的。第二個我們要學習德國，德國的住宅儲蓄銀行效果很好，所以要總結在天津成立了12年的中德儲蓄銀行的經驗，成立政府引導的扶持的合作互助和商業經營相結合的，主要為城鄉低收入人提供住房的政策性金融業務，改善了這些供給，我們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一定會得到穩步的發展。我認為我們既要看風險，也要看機遇，有了這麼多的機遇，我們就能夠控制這些風險。

主持人宋馬丁（Martin SOONG）：好的，我如果能夠理解政策的話，所以，您認為美國更容易被受到傷害，而不是中國？所以，您說的是中國其實復原力更強，韌性更強，如果您比較自信的話，現在的這種貿易戰決不會阻攔中國的改革？

戴相龍：這不是我的話題，說起來非常複雜，也很簡單。就是買賣，你發了美元，買了中國使用的商品本來是好事，原來就是他爭取的。現在變成不好的事情了，所以我認為恐怕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要從更加長遠政治的角度上來看待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是全球化的，這個全球化不是成本低，貿易是全面的，是一個共同體，所以應該講是雙方有利的。我們政府有關部門對貿易都說了，不怕，堅決打到底，看誰笑到最後，笑得更美。

作為我，坦率理智地想想，我們中國並不需要那麼大的貿易順差。我們現在進出口拉動經濟9%，所以，貿易順差減少一點不一定對中國經濟造成很大的應該，何況不從美國進口，還可以從其他國家進口。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說得很大，說得很熱門，還是對貿易的相互關聯性，互補性了解不夠，把這個問題看成是政治問題，這是問題的關鍵。我認為可能是通過談判能夠達到互相的協調，共同發展。

宋馬丁：我還想問一個90年代的債務問題，我想您應該記得。當時的政策非常直白，很多企業負債頗深，尤其是製造業，當時的中國可以說在製造業方面已經出現了蓬勃的增長，我們接下來應該怎麼改革？

宋馬丁：戴相龍行長作為之前央行的掌舵人，您可以提供我們給現在的行長什麼樣的一些建議嗎？

戴相龍：我覺得債務處理在90年代跟現在是很大的不同。因為產生的原因不同，90年代前的債務危機主要是把銀行的錢當成財政的錢使用，實行計劃經濟。銀行不是經營貨幣的企業，而是行政機關。所以，當時的債務主要是這種政策形成的，因此處理債務的方法就是由政府拿錢，劃撥不良貸款，到資產剝離公司。或者是由中央銀行再貸款，是用政策型的方法解決。

收購不良貸款不是按現價收購，是按照原價，所以一句話是政策性解決，債權和債務人都是國家的，國家的銀行，國家的企業，所以處理債務是政府處理。我們國家的債務形成有很大的原因，是經濟發展從高速發展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這樣就造成了很多行業，企業，產品都被淘汰了。所以說，是用市場經濟的方法淘汰它。債權人是商業銀行，上市銀行，債務人是上市的企業。

他們的債務處理不能再是政府的辦法，必須實行市場化，法制化的辦法處理。所謂市場化，法制化的辦法處理，就是殭屍企業堅決讓它淘汰，讓企業承擔一定的責任。大部分的債務是通過雙方協商來解決，所以我建議要成立債務處理條例，讓它有法可依，一部分用債轉股，一部分是國家注入資本金。高質量發展和債務發展是比較輕的，是可以承受的。

另外我們的債務，政府的債務和居民個人的債務在國際上都是比較低的，就是非金融企業債務，所以我是大聲疾呼，要發展投資也好，金融機構有兩種，一個是商業銀行，一個是投資銀行。我們國家的投資銀行太弱了，所以把投資銀行太弱了，要把投資銀行增強，完善股票市場，提高它的水平，這樣它的債務水平就會下降。對於現在用市場化，法制化處理的債務我還是非常有信心的。

宋馬丁：謝謝戴相龍行長，我們現在花了很多時間探討這個問題。我們都考慮到了系統性風險的管理和結構性改革。在中國我們也可以，其實中國是一個非常好的國家，印度其實也在處理債務問題上，結構改革上做了長遠的努力。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