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小說家？這裡有30萬元獎金和一盆冷水

用30萬元獎金來尋找45歲以下的傑出中文作家，在台灣文學評論家唐諾看來，「這個獎金，以台灣的標準來講也非常高。」

三月末，理想國宣布啟動「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邀來閻連科、金宇澄、唐諾、許子東、高曉松組成評委團。策劃人梁文道說，這個文學獎是要在中國文壇的小說領域「發掘出真正有潛質、有長期創作的自我預期和動力，並且有相當成就的青年作家」。

在知乎上，有人提問，「寫小說要做好哪些準備？」這個看似空泛的問題，引起數百位文學愛好者回復與熱烈討論。

依唐諾來看，想要寫小說，首先要做好忍耐孤獨的準備，「文學是非常清苦的行業。馬爾克斯曾說，文學是最孤獨的，這種孤獨不是在孤島上，而是落水的人在跟大海大浪搏鬥，只有你自己，誰也救不了你。這才是文學的常態。」

高額獎金、五位評委齊聚一堂，製造出一種繁榮景象。為尚在成長中的青年作家設立一個文學獎，在當今世界範圍來看，都是具有非凡意義的。作家奈保爾、庫切和石黑一雄在年輕時，都曾獲得布克獎，直到成熟期才贏得世界矚目的諾貝爾獎。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村上龍，也是在青年時代獲芥川獎肯定，由此一生堅持寫作。

但唐諾卻警示青年作家，「文學獎的現場是一個嘉年華，卻不是文學的基本事實。」文學創作從來都是一條寂寞、漫長的自我鬥爭之路。

45歲以後才是小說家的巔峰

文學評論家許子東15歲「下鄉」，讀到一本被翻爛的油印手抄本讀物，這本啟蒙之書，他多年後才知道，是茅盾的早期小說《幻滅》。

小說家閻連科直到20歲以後，才第一次讀到外國小說。他仍記得，那本《飄》的封面，是好萊塢明星費雯麗的劇照。

在高曉松的中學時代，寫詩的人最受追捧，「當年詩人的地位放在今天都無法想像，就相當於今天的小鮮肉。」他還記得，一位詩人受邀到學校來演講，「全校女生就瘋了。」班上團支書寫一首小詩發表在《北京青年報》上，「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信，我們大家都幫著看。」

在不同年代，受不同環境的影響，他們的寫作之門，神秘而輕巧地開啟。

高曉松把「藝術」拆解為兩個概念——「藝」是手藝，是文學的專業性，是一扇門；「術」是門內的魔鬼，是那個通常被稱為靈感的東西。他認為，大部分有寫作天賦的少年，很早就發現門開了一道縫兒，雖然寫作手藝生澀，但內心的憂傷情感卻如魔鬼般，噴薄而出。

「但當你變成專業的、靠這個吃飯的作家，這個門縫越開越大，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靈感）不是噴出來的，那個勁兒沒有了。這是很痛苦的階段，門縫終於開了，魔鬼在哪裡？手藝特好，坐在那兒沒得可寫，心裡不再有那麼大的魔鬼。」

唐諾認為，「文學書寫這個東西，大概不是太早熟、太早慧的行業。文學是一個專業，必須要有很長時間的學習與鍛煉，需要一段足夠長的時間。」他相信，詩人的巔峰期確實來得早，拜倫、雪萊、普希金都是早熟的，「詩的唯我性必須帶著某種吞噬性，某種非常霸道的呈現，適合年輕時候的身體和心理狀態。但小說不是，小說的『我』必須要放在時間裡，放在人群中，跟這個世界相處，才能沉靜地一樣一樣去發現，去感受，去獲取，去證實，去了解。」

「小說家的巔峰期，一般不會來得太早。應該會在40歲甚至45歲以後，才慢慢走到書寫的巔峰。如果你在25歲就自認為寫出了人生最好、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除了你可能早慧以外，也可能代表你有一個虎頭蛇尾的書寫人生。這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唐諾經常奉勸台灣青年作家，不要太強調和看重自己年輕時的作品。20多年前，作為台灣文學界有名的出版人，他曾冒出一個想法，把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的早期小說結集起來，出版一本小說集，「那時候我連文字都想好了，大概是說，如果你想寫小說就放心寫，你看他們曾經都把小說寫成這樣，你還怕什麼呢。但因為張大春不肯就範，這本書始終沒有編出來。」朱天心寫第一篇小說《梁小琪的一天》時，只有17歲。朱天文在高中二年級就寫了小說。唐諾認為，這些早慧的例子，從今天的眼光再來看，都遠遠不中年之後的作品有厚度與思考。

為什麼要寫作

48歲的高曉松自嘲，當初寫詩、寫《同桌的你》和《萬物生》，全憑荷爾蒙噴薄的直覺寫青春與生命，「我大概在30多歲時，有那麼一兩年，寫了一些比較長的，比如四幕小歌劇《彼得堡遺書》。」在那個勁兒過去之後，他發現，寫作的慾望很久不再浮現，「已經完全沒有那個能量密度了。」

從十幾歲開始寫詩到今天，高曉松能粗淺地感覺到自己整個寫作的痛苦過程，「『藝』和『術』什麼時候能交叉出最好的能量密度？就是當那個門的縫隙正好的時候，魔鬼的力量正好的時候。（靈感）出來時，那種幸福感是什麼都不能替代的，而且也不能還原和恢復。」

對唐諾而言，寫作則是自我的修鍊，「如果你打算進入寫作世界，只要心思正確，早開始是可以的。當你寫作的時候，是在重新思考自己生命所經歷過的，你會找到需要補充的東西，這很有意義。」在他看來，一個人一旦投身寫作世界，剩下的任務，就像那些玩滑板、打籃球的人一樣，需要日復一日地練習，磨礪。寫作的道路對他來說，不是靠靈感，而是靠著手工藝人一樣的執著，沉浸其中，每日做功課一樣地打磨。

「寫作是人生中所能找到的最專註、最焦點思考的時刻，筆會帶著你進去。如果你用書寫的形式與時間相處，你生命的每一個時刻，記憶會遠比不寫的人要深刻。對於你當初所在的世界，你所相處的人，你所面對的處境，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唐諾說。

「據我所知，現在在大陸，書寫者的待遇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唐諾認為，無論歐美、日本，或是中國台灣地區，作家的生活水平，都遠不如大陸作家。儘管閱讀形式的改變對文學有很大衝擊，但內地出版業的增長率仍達到13%，「但是從長期的文學生態來看，我自己的判斷是，好日子不會很久。」

雖是最優沃的文學環境，唐諾卻沒看到相對好的文學作品，「我這幾年來大陸，有時候覺得太舒服了。都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上一代人寫自身的苦難，下一代人寫他父母的苦難。我們的文學老是停留在第一個階段的書寫。」

梁文道認為，中國絕大多數文學書寫者都是默默無聞地寫作、出書、消失，「默默無聞才是文學的真相。因此我們想辦一場嘉年華給他們，我覺得有些人需要被看到，不是他已經寫出了很了不起、很偉大的作品。重要的是，他將會看到這條道路可以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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