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1600公里，重走西南聯大路
西南聯大舊址內一二一慘案四君子墓地和聞一多衣冠墓。
撰文 / 楊瀟
過去幾個月我把約翰·斯坦貝克的《橫越美國》讀了兩遍，感覺是很長時間以來讀過的最好的旅行文學，比保羅·索魯和布魯斯·查特文加起來還要好。後來讀北大歷史系教授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沒翻幾頁就看到他說他也喜歡斯坦貝克的這本書，並心有戚戚地引用了它的開頭：
我幼小之時一心嚮往遠方，大人說成長會治癒這種心癢。當歲月的流逝證實我已長大成人，他們開的藥方又變成了中年。等到了中年，他們又說再大一些我就會降降溫。現在我已經五十八歲了，也許他們還會說，年老了就好了。從來就不見效。
輪船的四聲鳴笛總讓我汗毛直豎，踮起腳後跟。飛機掠過，發動機轟鳴，甚至馬蹄敲擊路面的聲音，都會令我渾身戰慄，口乾眼燥，手心發燙，令腸胃在肋骨編織的牢籠里涌動翻騰......當心神不寧的病毒控制了一個不羈之人，而且離開此地的道路顯得那麼寬闊、筆直和甜蜜之時，受害人必須首先找到一個出發的由頭。
其實，出發的由頭在我腦袋裡已經盤旋有一陣了。
發現西南聯大
將近10年前的冬天，我從滇西北晃了一大圈回到昆明，準備在文化巷附近住一晚就飛回湖南老家過年。那天晚上下毛毛雨，落在人行道上也不知是不是凍住了，滑得很。
我在一個敞開門臉的蒼蠅館子吃了份美味的、有「鍋氣」的炒米粉後四處溜達，小心翼翼地穿過雲南大學高高低低的台階，又穿過街道，進了雲南師大，校園靜謐，路燈昏暗，走了一段我看到了一塊路牌：聯大路。
順著聯大路往前，我看到了牌樓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幾個字，意識到自己撞上這所已不復存在的大學的舊址後，心裡好像被某種巨大的東西擊中或者填滿，以至於，怎麼講，非常刻奇地熱淚盈眶。
這些情感多數已經忘記，有些還記得，但因為語境無法找回也顯得非常生澀，但某種東西始終還在。前一陣我看完電影《無問西東》後又想起這個夜晚，覺得真是久違了。
《無問西東》劇照。
大一入學時在南開迎水道校區的禮堂接受校史教育，發言者說起我們和北大清華有八年的共校史——1937年戰爭爆發，平津陷落，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南遷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半年後再度西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就記得「共校史」三字，不知道他有沒有引用當年南開秘書長，後來西南聯大訓導長黃鈺生先生在聯大9周年校慶上說的話：「南開雖小，也是為聯大做了貢獻的。」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畢業後讀了不少聯大校友的回憶錄或傳記——不需要特意去讀，這些書會被當時的時代精神推送到你的眼前。
重新發現西南聯大
大約因為確實久違了，當《無問西東》上映時，媒體和自媒體紛紛「重新發現」西南聯大，我也花了一陣子才意識到，西南聯大確實需要「重新發現」，部分原因是如今的文化環境，部分原因是，我們真的還蠻健忘的。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國府11月20日宣布遷都重慶，11月24日長沙第一次受到日本軍機轟炸，12月13日南京陷落。
1938年2月，臨大師生開始分三路西遷昆明，全體女生、大部分教師和一部分男生經粵漢鐵路南下廣州，經香港到越南海防，經滇越鐵路到達昆明，一小支分隊乘汽車從湘入桂再出境抵達越南河內輾轉入滇。還有200多位體檢合格的男生，和11位自願加入的教授（包括清華的聞一多、袁復禮、李繼侗，北大的曾昭掄，南開的黃鈺生）和助教，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出發，徒步穿越湘西、貴州，全程1600餘公里，歷時68天抵達昆明。
校方對學生們提出的要求是「藉以多習民情，考察風土，採集標本，鍛煉體魄，務使遷徙之舉本身即是教育」，旅行團由黃師岳將軍率領，大管家是黃鈺生，他格外節儉，全團兩個月的開支不足一萬元（各地物價不同，舉例參考：常德，布鞋一雙3角5分；沅陵，豬肉一元4斤，一份春筍炒香乾1角），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仍有餘款——這個細節是易社強（John Israel）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何炳棣評價此書，「迄今最佳聯大校史」）中引述一個學生的匿名日記得來的。
這趟旅行留下了許多記錄，雖然一些日記遺失了，但現有資料已經非常豐富，寫成一本長沙到昆明的另類徒步手冊綽綽有餘，而陰差陽錯，中間這些市鎮我恰好一個也沒去過，既然如此，為什麼我不幹脆自己走這麼一趟呢？
1938年2月26日，西南聯大旅行團抵達常德縣中學後全體人員集合的情景。
我想知道許多事
我想知道老的湘黔公路還有沒有這樣的風景，「紅的路，紅的牆，配上綠的樹木，再加上廣漠的池沼，美麗極了」。
我想知道沅水是不是仍然翠綠，讓人「忍不住要跳下水去，來一個二百米自由式」。
我想知道鎮遠附近盤旋入雲端的「鵝翅膀」是不是還在，盤江的鐵索橋遺址是不是還有，以及，江上是否還有技藝高超的彝族老船工，而旅行團一路借宿的小學、破廟甚至飯館是不是還有一星半點的留存？
我還想知道當年旅行團團員劉兆吉先生完成的《西南採風錄》裡頭的民歌（比如，「斯文滔滔討人厭，莊稼粗漢愛死人，郎是莊稼老粗漢，不是白臉假斯文」），八十年後還有人記得嗎？如果沒有了，現在那裡的「風」又是什麼呢？
我同樣想知道在所有的日記和回憶錄之外，旅行團有沒有在沿途留下人所不知的其他痕迹，而當地史志辦或者老人的記憶里是否存有屬於他們視角的東西——這麼一群穿著軍服扎著綁腿的讀書人浩浩蕩蕩經過，還沿途發表演講參觀苗寨表演節目，他們怎麼理解這件事情？
鎮遠附近，雨後山滑。
但我最想知道的還是那群被迫流亡的知識分子的內心。
按照《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的說法，徒步團穿越內陸的想法「吸引了渴望深入群眾的民粹主義者，也吸引了準備以抗日的名義發動窮鄉僻壤的群眾的積極分子，還吸引了充滿好奇心或熱衷冒險和體能挑戰的人」。
那麼，經過這麼一趟遷徙，他們對這片土地有了哪些重新認識？他們的焦慮是增加了還是得到了緩解？他們的這次經歷，對1949年的選擇（走還是留）是否有過影響，而對那些選擇留下的人來說，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是否讓他們想起這次與「真正的中國的靈魂」的接觸？他們有過什麼感嘆？
不知是不是巧合，參加了這次旅行團的五位教授，除了聞一多先生1946年遇刺，另外四位先生袁復禮、李繼侗、曾昭掄、黃鈺生後來都沒有隨國民政府離開大陸，他們的命運也各不相同，我在黃鈺生的自傳中讀到：
」天津解放前幾天，南開大學學生亦是西南聯大學生宋淑賢給我送來即將起飛的六張飛機票，讓我全家逃走，我婉謝了。
」國民黨教育部把我列為搶救南運的大學教授之一。我和邱宗岳商量，我們不走了，事實上也走不成了，解放軍已佔領了飛機場……天津剛解放，我很害怕，以為共產黨要懲處我。聽了黃松齡同志對南大教授的講話，特別是聽了周總理在懷仁堂對平津大學教授的講話我放心了。
」可是隨即翹起尾巴來，以為，辦教育非我們不可。我對待馬列主義學習，持嘲笑態度。1950年一次，我對人說，我學馬列主義，像狗咬刺蝟，四向無門。1951年，我在津沽大學師範學院教心理學，講條件反射，說：狗見生人就狂吠，見主人就搖尾，狗的立場最堅定。」
「標榜高明，瞧不起勞動人民」的黃鈺生後來被撤銷了南開大學教授的資格，發配去天津圖書館任館長，每天天不亮就乘第一趟班車到館裡打掃衛生，還要清理全館的痰盂罐和男女廁所。
在天津讀書的頭兩年，我經常去天津圖書館門口的舊書市淘寶，在那裡淘到的第一本書是浙江文藝1991年版的《百年孤獨》，但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甚至都不知道黃鈺生這個人。
1938年，西南聯大負責人與旅行團全體教員合影。
1960年，在開始他的橫越美國自駕之旅前，斯坦貝克說：
」我住在紐約，偶爾在芝加哥或者舊金山蜻蜓點水式地稍作停留。我發現其實我並不認識自己的國家，我對所有變化的知識都來自書本與報紙，我已經有二十五年沒有感覺過這個國家了。我已經許久未曾聽說過美國說的話，沒有聞過美國青草、樹木以及下水道的味道，沒有見過美國的山丘與流水，也沒有看到過美國的顏色與光線的特色了。「
把紐約、芝加哥、舊金山替換為北京、上海、深圳，把書本和報紙替換為微博和朋友圈，你會發現我們的處境並無不同。
線上線下，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個的小圈子裡，從熱點事件、微信公號和真人秀里觀看一個支離破碎的奇觀式的中國——我想換一種觀看的方式，試試。
我計劃4月8日從長沙出發，先坐火車到益陽（長沙到益陽的水路航線早就沒有了），從那裡開始徒步，因為時間有限，我也會在某些路段選擇坐車加快行程，如果運氣夠好，我的腰和膝蓋不出問題，我希望在四月底五月初抵達昆明，這樣就能大致「追上」80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團。
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示意圖（最上線路為徒步行進線路，中間線路為乘車線路，最下線路為出海線路）。
我會每天在自己的微博（@enclavetj）發布行程和見聞，可能也會在公號「寫字兒」（writingcafe）里推送一些短圖文；謝謝騰訊穀雨計劃對本項目的支持，我的系列文章會首發在穀雨實驗室（guyulab）。
⊙ 運營編輯/ 周雙玲 校對/ 阿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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