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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大將孫承宗要清君側嚇哭魏忠賢

為什麼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沒一個反的?乃至統兵打仗的臣子,也沒有敢對皇帝說個「不」字呢?請欣賞本人新作《東林沉浮》選19—

東林大將孫承宗要清君側嚇哭魏忠賢

早在魏忠賢捕捉東林六君子時,他就擔心一個人會反。

這個人就是掌兵的東林系官員孫承宗。

東林大將孫承宗要清君側嚇哭魏忠賢

孫承宗,河北保定人,相貌奇偉,聲音渾厚,文武全才,忠烈剛勇,是見證晚明敗亡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是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初授翰林院編修,而後轉拜中允。萬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孫承宗出任應天鄉試主考官,因試題上引用了自己語錄而遭到黨同伐異的保守同僚忌恨。我們知道,明朝實行保守封建制度,科舉考試範圍嚴格限定於四書五經,儒生只能為聖人代言,豈容你自我標榜自由發揮。孫承宗用自己的語錄命題,這不是對聖人不敬嗎?於是保守官僚們想通過幹部考核將孫承宗逐出京師。危難之際,孫承宗得到了東林黨人的幫助,大學士劉一燝力保孫承宗,孫承宗得以相安無事。於是,從此與東林結下不解之緣。

天啟元年即1621年,孫承宗官升詹事府少詹事,給皇帝朱由校講課,相當於准帝師。他講課通俗易懂,很得朱由校欣賞。這一年,後金入侵遼東,遼東全線吃緊,朝中大臣認為孫承宗知曉兵事,推舉孫承宗主持遼東防務。朱由校於是拜孫承宗為兵部尚書,併兼任東閣大學士。 天啟二年,廣寧慘敗,熊廷弼被罷免後,孫承宗請求親自前往遼東決斷。朱由校同意了他的請求,加封孫承宗為太子太保。

孫承宗到達山海關後,親自鎮守關門。擴充軍備,整肅軍紀,遼東前線面貌煥然一新。天啟四年即1624年,就在東林與閹黨決戰年頭,遼東前線卻一片利好,孫承宗威望日盛。孫承宗坐鎮遼東的四年,史書評價,「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也就是說,朝廷不再為遼東擔驚受怕了,前線相對安定。

因為孫承宗的威望與能力,急於擴張勢力的魏忠賢也一直想拉攏他,曾派親信向孫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但孫承宗一聲不響,沒有任何回應。魏忠賢熱臉貼冷屁股,因此忌恨孫承宗。魏忠賢迫害朝中大臣,將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驅逐出京時,孫承宗正在巡視薊州一帶,得知東林受迫害,他想為東林人喊冤,但擔心上疏皇上未必會親自閱覽,他了解到天啟帝要過萬壽節,於是以賀壽為由請求入朝,希望面陳意見。

天啟四年即公元1624年十一月,擁兵數萬兵馬的遼東督師孫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賀皇上萬壽節。

這是不是要「清君側」?魏忠賢得知此訊非常緊張,在天啟帝邊上直打轉,急得直哭。可見,壞人也是怕不要命的,誰敢對魏忠賢動刀動槍,他也害怕。

天啟帝對魏忠賢言聽計從,不由也擔心孫承宗此舉會出亂子,於是命閣臣擬旨,下了一道十分嚴厲的聖命:「無旨離汛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沒有聖旨,不能私自離開前線陣地,否則嚴懲不貸,並由兵部連下三道命令,由飛騎連夜送出,嚴令孫承宗停止前進,立即返回駐地。

孫承宗接到聖旨和兵部令時,雖已到通州,但他最終還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賢此時也得知,孫承宗此行並沒有帶什麼人馬,原來是虛驚一場,忠烈之臣,打死也不敢反,於是又把跳出來的心放進了肚子里。態度變得強硬起來,命令守城部隊:如果孫承宗違抗聖命,踏入京城九門一步,就地抓捕!

此刻,留給孫承宗的就兩條路:遵旨,造反。

本來,孫承宗此行的目的,就不是兵諫,而是上訪告狀。是魏公公想多了。不帶一兵一卒,這樣一個大帥,有什麼籌碼和東廠提督乃至皇帝抗衡呢?

為什麼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為什麼沒一個反的?乃至統兵打仗的臣子,也沒有敢對皇帝說個「不」字呢?

這個問題值得好好說一說。

我們知道,明朝是一個君主極度集權的朝代。朱元璋設計的帝國運行模式是一整套君主專權下的僵化文官制度。這個制度中,文官處於主導地位,武將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沿襲兩宋的崇文抑武制度設計,保證了皇家政權穩定,沒實權的武將很難造反。

宋朝軍隊的戰鬥力很差,就和他們的兵制有很大關係。兩宋時期,軍隊的招兵,統兵,調兵是分離的。宋朝的開國者趙匡胤原本是後周一武將,發動兵變做了皇帝,為了避免別人重演自己的故事,他開創宋後,在軍事上搞三權分立。兵部招兵,三衙統兵,樞密院調兵,他們都對皇帝負責,確保兵權在皇帝手上。但是,卻不能確保軍隊強大。更不能保證軍事人才輩出。

明朝的情況與宋朝大同小異。明軍最多時常備軍即有二百萬之眾,但究其實質,這是一支沒有作戰能力的隊伍。明朝的軍制實行軍戶制,即常備軍由全國約兩百萬軍戶提供兵源,這兩百萬戶人家,每戶出壯年男子一名從軍,世世代代相因不變。朱元璋當年制定此策,不過是為了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局面,以避免軍人擁兵自重的後果。終明朝一世,文官總是以總督或巡撫的高級職位處於衝鋒陷陣的武將之上。甚至後來,皇帝派出親信的太監出任監軍。太監指揮武將作戰,地位也在武將之上。一個戰功顯赫的武將,在皇帝眼裡,還不如一個只會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如此制度環境下的武將,縱然想反,反得成么,能有多大作為呢?

我們看後來明朝的將官,在危機時刻,有向外敵投降的,但卻沒有獨立起兵造反的,就是這個原因。什麼名將大帥,君主一出場,他們便唯命是從。

而東林黨受迫害,情況也是這樣。同黨遭難,前方統兵的孫承宗望而卻步。比起前輩岳飛來,孫承宗甚至都不算個武將,只是個懂軍事能領兵的文臣。這樣的臣子,受到三綱五常束縛頭腦和朝廷掣肘的程度更嚴重。

我們不妨試想,假如孫承宗繼續向北京進發,而且也帶著足夠人馬的話,朝廷後來的局面是否仍會這樣慘烈,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對於像孫承宗這樣的文臣,難以想像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來。儒家忠君思想和軍制上的束縛,令孫承宗這樣的儒將早已斷了反抗朝廷的血性之脈。

當時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賢控制著天啟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應該明白聖旨中難免摻了魏忠賢的水分,甚至有些聖旨就是魏忠賢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殘留的東林黨人中竟沒有一個人對此提出過質疑,始終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們抱著只要是聖旨就須無條件執行的絕對信念。或許也正是如此,魏忠賢便能如此狐假虎威,為所欲為。

孫承宗回到駐地之後,耳聽著東林血案釀成卻無力回天,與張居正一倒戚繼光亦倒一樣,不久,朝廷的彈劾便開始指向了他。魏忠賢兩大馬仔崔呈秀和徐大化分別上疏,說孫承宗有狼子野心,客氏的親隨御馬監塗文輔也前來助陣,說孫承宗結黨營私,是很多不法之徒的總後台。

天啟五年即公元1625年十月,孫承宗憤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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