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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複列名籌安會別議

導讀:在籌安會的六個人中,嚴復的態度最微妙,也最有意味。從現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不難判斷,嚴複列名籌安會是被迫的,並非他的本意。

作者: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袁世凱稱帝既是發生在民國初年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奇事。按說,袁大總統屁股下的位子已然坐得穩穩的,何以忽然心血來潮,還想要做皇帝呢?原因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主觀上,袁氏早有稱帝的居心,沒有做,是因為條件不具備,時機未成熟;所以,從民國三年(1914)改造約法時起,他就為之做了一系列的準備和安排。從後來的結果看,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形式上,他都已經做到了獨裁元首,而且有了世襲的可能,所缺少的不過是「皇帝」的稱號和一頂皇冠而已。

而客觀上,袁世凱似乎也有不得不做皇帝的理由。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自民國成立以來,始終有人在念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這本經,以為非帝制或君主立憲不能使中國擺脫戰亂,以及被列強瓜分的危險;二是共和的確沒給中國的老百姓帶來安定、溫飽的生活,內憂外患,紛擾不已,那些官僚、軍閥,更是橫行無忌,動輒舞刀弄槍,擁兵自重,為爭一己之私利,不顧百姓的死活,故有民國不如大清之說。當時,人心思治,社會上的普遍心理,是以為只有袁世凱才能撥亂反正,救亡圖存,所謂「非袁不可」,已經成了許多人的口頭禪。而袁世凱自己,大約也覺得天降大任,責無旁貸吧。

籌安會便於此刻登台亮相。按照楊度的說法,這是個研究學理的組織,「專就吾國是否宜於共和抑宜於君主」[1]進行探討。發起者六人,即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人稱六君子。這六個人,楊度既為發起人,也是其中的關鍵角色,孫、胡、李都是革命元勛,劉師培是淵博的國學大師,嚴復則是學貫中西的學者、西學的領軍人物。

嚴復(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

這裡單說嚴復。在籌安會的六個人中,嚴復的態度最微妙,也最有意味。從現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不難判斷,嚴複列名籌安會是被迫的,並非他的本意。所以,即使是在袁世凱死後,有人主張懲辦帝制禍首時,親友無不勸其遠避,而他的態度仍是「俯仰無愧怍」,泰然處之。乃至「家人強舁籃輿登火車始至天津暫避」。[2]

後黎元洪發布懲辦帝制禍首令,嚴復不在其中。《大公報》曾發表《嚴復與馮國璋書》,其中言道:「當籌安會發起之時,楊(度)孫(毓筠)二子,實操動機。其列用賤名,原不待鄙人之諾,夕來相商,晨已發布。我公試思,當此之時,豈復有鄙人反抗之址耶?近者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尚幸芝老(段祺瑞字芝泉)知其真實,得及寬政,不然,復縱百口,豈能自辯?」[3]

這是嚴復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為自己列名籌安會一事辯護。民國八年,侯毅所作《籌安盜名記》,在上海某報發表,並很快被南北各報轉載,詳述了袁世凱指使楊度強拉嚴複列名籌安會,參與活動,撰寫反駁梁啟超的文章,寫勸進書的全過程。侯毅(1885—1951),字疑始,又字雪農,江蘇無錫人,曾留學日本,在詩文方面師事嚴復。他作此文,目的是為老師辯誣。在他之前,已有許多人「摭拾舊聞,撰為記傳」,但「強半多出於附會訛傳,甚或向壁虛造」,輾轉流傳,散布坊肆,「深悉當時委細者,至今猶寥寥無幾人」。而他是嚴復身邊的見證人,「當侯官(嚴復福建侯官人)處荊棘中,籌所以應付之道,不佞蓋嘗與借箸之謀,故知之至祥且盡」,都是「信而有徵」的。所以,他才「撮其始末撰為此記,俾今後讀掌故者知所參政焉」。[4]

他在這篇文章中澄清了幾個問題。首先,楊度曾兩度登門遊說嚴復加入籌安會,被嚴復拒絕了。他的理由是:「國經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今日國體既大定,豈遂別無改善之道,君主之制所賴以維繫者,厥唯人君之威嚴,今日人君威嚴既成覆水,貿然復舊,徒益亂耳。仆持重人所共知,居恆每謂國家革故鼎新,為之太驟,元氣之損,往往非數十百年不易復,故世俗所謂革命,無問其意者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盡覆已然之局者,皆為仆所不取。」並且直言:「此會苟成立,天下恐從此多事矣。」[5]其二,未取得嚴復同意,便將其列名籌安會發起人中,並公諸報端。其三,聽從學生建議,凡會中一切活動,都稱病謝絕,始終沒有參與,直到籌安會解散,也不曾進過石駙馬大街籌安會的大門。其四,袁世凱以威逼利誘等手段,脅迫他撰寫批駁梁任公的文章,亦被他拒絕了。其五,籌安會發起者六人,五人都寫了勸進之文,只有嚴復沒寫。「侯官最以文學著稱,終洪憲之世,獨未嘗有隻字稱揚帝制也」。[6]

嚴復不是一個容易妥協的人。早年在英國留學期間,郭嵩燾先生對他的看法是「氣性太涉狂易」,擔心他「負氣太盛」,而「終必無成」。[7]但經過幾十年官場與社會的磨練和煎熬,此時的嚴復,已不復少年時的銳氣鋒芒,倒是多了些理智的思考,現實的算計和性情的涵養。不過,骨子裡那種自負、孤傲之氣並未完全消失,只是潛藏在他與朋友的通信中。因而,我們看他的公眾形象與私密形象有時會覺得不很一致。就像此時,他從楊度派人送來的信中得知,拉他作為籌安會的發起人是袁世凱的意思,「固辭恐不便」,則顯得「倉卒不知所措」,急忙打電話叫學生來商量對策。侯毅的意見:「先生既不勉強附和其事,惟有登報聲明盜名而已。」但考慮到袁世凱不會輕易放過他,他又不能「乘夜潛逸」,所以,「踟躕久之,對侯毅說:『吾年且耄而哮喘,時作張儉望門投止,殊非所堪。」[8]

嚴復此時提到張儉,或有深意存焉。張儉乃東漢名士,因黨錮之禍而被迫流亡,倉惶之中,見到人家就去投宿。黨錮解除之後,建安初年,朝廷徵召他為衛尉,不得已他接受了任命。而一旦看出曹操有篡位的野心,他便將大門緊閉,車駕也懸掛起來,表示不再過問政事。嚴復自比張儉,表面上是說,我年紀大了,又患有哮喘病,不能像張儉那樣亡命天涯;更深一層,未必不想藉此宛轉地表達拒絕與袁世凱合作的態度。

嚴復向來是以「器識閎通,天資高朗」[9]名於世的。但在洪憲帝制運動中,他卻沒有旗幟鮮明地反對袁世凱稱帝;當有人盜用他的名義為籌安會裝點門面的時候,他也沒有登報聲明,揭穿盜名的真相,反而選擇了忍辱負重,不惜身敗名裂而緘口不言。這是為什麼呢?最直接的原因,想來就是身處袁世凱的嚴密控制之下,固有不得不如此之苦衷。據說,就在籌安會啟事見於報紙的當天清晨,嚴復的家已被兩位荷槍壯士守護起來。而他在拒絕作文批駁梁啟超之後,甚至收到過以刺殺相威脅的恐嚇信。所以,為自身安全起見,楊度要盜用他的名義,他也只有聽之任之,卻並不實際參與他們的活動。雖然沒有像張儉那樣將大門緊閉,車駕也懸掛起來,對政事一概不聞不問,但「於新猷贊襄蓋寡,其慶賀朝宴,均未入場」,[10]也是士子獨善其身的一種做法。故而侯毅曾安慰他道:「明哲保身,先聖所取。」[11]

後人談起嚴復對籌安會盜用其名的隱忍,除了同情、理解他因所處環境之惡劣,不得不選擇沉默之外,也看到他的政治主張,他對中國政治現狀及特殊國情的分析,與楊度、古德諾其實並無分歧,甚至是高度一致的。這或許是他並不急於公開不肯列名籌安會的內在原因。有大量的史料可以證明,嚴復對共和、革命及政黨政治,都持懷疑的態度,認為是造成中國內亂的總根源。

武昌打響第一槍後不久,他在寫給張元濟的信中便抱怨「災禍」來了,驚呼:「吾國於今已陷危地,所見種種怪象,殆為古今中外歷史所皆無。」他擔心種族革命可能造成國家的分裂,西方列強可能乘機瓜分中國,「長城玉關以外斷斷非吾有明矣」。他明確指出,「中國之貧弱腐敗,漢人與有罪焉」,不能完全歸罪於滿人。[12]

他以一種十分遺憾的心情,目睹了清王朝的覆滅。在給莫理循的一封信中他寫道:「直截了當地說,按目前狀況,中國說不適宜於有一個像美利堅合眾國那樣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國人民的氣質和環境將需要至少三十年的變異和同化,才能使它們適合於建立共和國。共和國曾被幾個輕率的革命者如孫逸仙和其他人竭力倡導過,但為任何稍有常識的人所不取。因此,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應盡量使這種結構比過去更靈活,使之能適應環境,發展進步。可以廢黜攝政王,如果有利的話,可以迫使幼帝遜位,而遴選一個成年的皇室成員接替他的位置。」[13]

莫理循時任《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民國後曾擔任袁世凱和北洋政府政治顧問。嚴復的這封信寫於民國成立之前,此時的他,仍然心存一線希望,不忍看到清王朝就這樣被葬送。在這封信中,他甚至希望「列強採取一致行動」,來調解革命黨與清政府的矛盾,他說:「為人道和世界公益起見,他們可提出友好的建議,讓雙方適可而止,進行和解。如果聽任一些革命黨人的種族敵對情緒走向極端的話,現在滿族人確實毫無防衛能力了。」[14]據說他不剪辮子,就是想以此來表明他的主張,反對共和制,贊成君主制。有人問他,你平素是推重新學的,為什麼不肯拋棄腐敗的清政府而去呢?他回答:「嘗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況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黨未必如湯,吾何能遽去哉!」[15]

嚴復的回答是很耐人尋味的,他在這裡提到柳宗元的《伊尹五就桀贊》,除了為自己不肯放棄清王朝而「自解」,顯然還想暗示什麼。柳宗元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文中所言:「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16]這個思想貫穿於嚴復晚年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中。他看到,無論國會議員、各黨各派,還是各種地方勢力、軍閥政客,都是在為各自的私利而爭鬥,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使生靈塗炭,陷人民於水火,沒有誰把國家、民眾放在心上。

總之,嚴復的思想在晚年越發表現出理性、保守的特點,社會變革亦持漸進的態度,反對過激的革命或操之過急的改革,其出發點或落腳點即國家的統一和民眾的福祉。他對清王朝則一直保持著某種眷戀之情,雖不能至而心亦系之。所以,當楊度為籌安會列名一事向他遊說時,他是頗為糾結,而難以明言的。他並不反感「中國非君主不治」的道理,但問題是,如果回到君主制或君憲制,那麼,誰來做這個君主呢?「且果決復舊之議,又有故君新君問題」,如果是袁世凱來做,他認為沒有討論的必要,也沒有討論的空間,「自古覬覦大位者,一惟勢力是視,何嘗有待於商略哉」?[17]話說到這個份兒上,下面的話也就不便明說了。說到底,他在籌安會列名一事上的兩難,深層原因就在這裡。

有些話,對楊度不好說,對自己的門生或朋友則不妨明說。在寫給熊純如的信中,他就幾次提到不願列名籌安會的原因,是在「誰為之主」的問題上,與楊度等人有不同的看法。下面這段話說得就更加明白了,他言道:「至於去秋,長沙楊皙子以籌安名義,強拉發起,初合(會)之頃,仆即告以共和君憲二體,孰宜吾國,此議不移晷可決,而所難者,孰為之君。此之今日,雖有聖者,莫知適從,武斷主張,危象立見,於是請與會,而勿為發起。」[18]

這大約也可以解釋他為何寧肯得罪袁世凱,也不肯寫文章批駁梁啟超。在他看來,梁啟超的文章恰恰指出了這一點,即君主立憲不是不能搞,而是時機不成熟。無論梁啟超怎麼想,他似乎已從梁氏文中讀出了弦外之音。於是他說:「任甫更謂:『吾國憲政障礙,非君憲所能掃除,障礙不去,則立憲終虛。』此其言自為無棄,而鄙人則謂: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以法律言,於約法有必守之義務,不獨自變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餘人之為變,堂堂正正,則必俟通國民意之要求。」[19]在這一點上,嚴復與梁啟超可謂心有靈犀,因此,他不僅不願著文駁斥梁啟超,反而明確表示:「任公、松坡與唐、任輩倡義西南,以責洹上之背約,名正言順,雖聖人無以非之。」[20]他不滿意於梁啟超的,是袁氏死後,沒有及時安定天下,反而使國家陷于軍閥混戰和新的黨爭,所以說,「名為首義,實禍天下」

這裡也體現了嚴復的一貫思路。當籌安會初起之時,他對楊度等人及袁世凱的做法是持異議的。在他看來,「不幸有三四纖兒,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贊成,弊端遂復百出,而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竊意當時,假使政府絕無函電致諸各省,選政彼此一聽民意自由,將贊成者,必亦過半,然後光明正大,擇期登極,彼反對者,既無所借口,東西鄰國亦將何以責言。釋此不圖,豈非大錯」。[21]在另一信中,他則特別提到袁氏的錯誤:「極峰自詭,行且即真,對於群下,詞色並異,惡異己而親導諛,而事勢遂陷於不可挽救之域矣。舊日心腹將帥,自段、馮以下,皆被猜疑,晉見之時,並無實言相告,遂親戚故交,如徐如孫,皆以門面語相對付,而人心乃解體矣。夫眾叛親離,不亡何待。[22]

嚴復是個明白人,他有一番話,把民國以來的變故講得非常透徹,他說道:「夫中國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復萌,誰實為之,至於此極?彼項城固不得為無咎,而所以使項城日趨於專,馴致握此大權者,夫非辛壬黨人?參眾兩院之搗亂,靡所不為,致國民心寒,以為寧設強硬中央,驅除洪猛,而後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項城不悟,以為天下戴己,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23]

不過,帝製取消之後,在舉國上下一致要求袁世凱退位的浪潮中,嚴復又一次站到了輿論的對立面。在寫給熊純如的一封信中,他指責「中國黨人,無論帝制、共和兩派,蜂起憤爭,而跡其行事,誅其居心,要皆以國為戲,以售其權利憤好之私,而為旁睨胠篋之傀儡。」[24]他進而言道:「惟是今於取消帝制之後,復勸項城退位,則又萬萬不能,何則?明知項城此時一去,則天下必亂,而必至於覆亡。德人有言:『祖國無上。』為此者,一切有形無形之物皆可犧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勸項城退位,非有愛於項城也。無他,所重在國故耳。」[25]

這是嚴復的特點,他往往是從現實出發考慮問題,而並不在意看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他曾這樣說過:「可知邦基隉杌,其能閎濟艱難,撥亂世而反之正者,決非僅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謂道德者,有以集事。當是之際,能得漢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劉裕、桓宣武、趙匡胤,亦所歡迎。蓋當國運漂搖,干犯名義上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荑頑梗,使大多數蒼生環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但是,這種態度往往不被輿論所接受,他說深知這一點的,所以他說:「此語若對眾宣揚,必為人人所唾罵。然仔細思量,更證以歷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26]

這幾乎就是嚴復這類知識分子的宿命,在歷史轉型時期,雖然他們的預言常常變成了現實,但沒有人想到當初做出預言的人,而吸取教訓,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人們仍然願意為虛幻的理想而犧牲現實,儘管理想一再地欺騙他們。這恐怕便是人類歷史不斷上演悲劇的根源。

註:

[1] . 侯毅《籌安盜名記》,蘇中立、塗光久主編《百年嚴復——嚴復研究資料精選》,14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2] . 同前,145頁。

[3] .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724—725頁,中華書局1986年1月版。

[4] . 侯毅《洪憲舊聞》,見楊壽(楠)輯,寧志榮點校《雲在山房叢書三種》,110—111頁。

[5] . 同上,112—113頁。

[6] . 同上,115頁。

[7] . 孫應祥《嚴復年譜》,3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8] . 侯毅《洪憲舊聞》,見楊壽(楠)輯,寧志榮點校《雲在山房叢書三種》,114頁。

[9] . 孫應祥《嚴復年譜》,48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0] .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629頁,中華書局1986年1月版。

[11] . 侯毅《洪憲舊聞》,見楊壽(楠)輯,寧志榮點校《雲在山房叢書三種》,114頁。

[12] . 孫應祥《嚴復年譜》,376—37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3] . 駱惠敏(澳)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785頁,知識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14] . 同上,785—786頁。

[15] . 孫應祥《嚴復年譜》,38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6] . 吳小林主編《唐宋八大家品讀詞典》(上卷),352頁,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3月版。

[17] . 侯毅《洪憲舊聞》,見楊壽(楠)輯,寧志榮點校《雲在山房叢書三種》,113頁。

[18] ,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636頁,中華書局1986年1月版。

[19] .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627頁,中華書局1986年1月版。

[20] . 同上,652頁。

[21] . 同上,629頁。

[22] . 同上,635頁。

[23] . 同上,631頁。

[24] . 同上,630—631頁。

[25] . 同上,631頁。

[26] . 同上,6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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