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列名籌安會別議

導讀：在籌安會的六個人中，嚴復的態度最微妙，也最有意味。從現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不難判斷，嚴複列名籌安會是被迫的，並非他的本意。

作者：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袁世凱稱帝既是發生在民國初年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奇事。按說，袁大總統屁股下的位子已然坐得穩穩的，何以忽然心血來潮，還想要做皇帝呢？原因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主觀上，袁氏早有稱帝的居心，沒有做，是因為條件不具備，時機未成熟；所以，從民國三年（1914）改造約法時起，他就為之做了一系列的準備和安排。從後來的結果看，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形式上，他都已經做到了獨裁元首，而且有了世襲的可能，所缺少的不過是「皇帝」的稱號和一頂皇冠而已。

而客觀上，袁世凱似乎也有不得不做皇帝的理由。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自民國成立以來，始終有人在念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這本經，以為非帝制或君主立憲不能使中國擺脫戰亂，以及被列強瓜分的危險；二是共和的確沒給中國的老百姓帶來安定、溫飽的生活，內憂外患，紛擾不已，那些官僚、軍閥，更是橫行無忌，動輒舞刀弄槍，擁兵自重，為爭一己之私利，不顧百姓的死活，故有民國不如大清之說。當時，人心思治，社會上的普遍心理，是以為只有袁世凱才能撥亂反正，救亡圖存，所謂「非袁不可」，已經成了許多人的口頭禪。而袁世凱自己，大約也覺得天降大任，責無旁貸吧。

籌安會便於此刻登台亮相。按照楊度的說法，這是個研究學理的組織，「專就吾國是否宜於共和抑宜於君主」[1]進行探討。發起者六人，即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人稱六君子。這六個人，楊度既為發起人，也是其中的關鍵角色，孫、胡、李都是革命元勛，劉師培是淵博的國學大師，嚴復則是學貫中西的學者、西學的領軍人物。

嚴復（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

這裡單說嚴復。在籌安會的六個人中，嚴復的態度最微妙，也最有意味。從現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不難判斷，嚴複列名籌安會是被迫的，並非他的本意。所以，即使是在袁世凱死後，有人主張懲辦帝制禍首時，親友無不勸其遠避，而他的態度仍是「俯仰無愧怍」，泰然處之。乃至「家人強舁籃輿登火車始至天津暫避」。[2]

後黎元洪發布懲辦帝制禍首令，嚴復不在其中。《大公報》曾發表《嚴復與馮國璋書》，其中言道：「當籌安會發起之時，楊（度）孫（毓筠）二子，實操動機。其列用賤名，原不待鄙人之諾，夕來相商，晨已發布。我公試思，當此之時，豈復有鄙人反抗之址耶？近者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尚幸芝老（段祺瑞字芝泉）知其真實，得及寬政，不然，復縱百口，豈能自辯？」[3]

這是嚴復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為自己列名籌安會一事辯護。民國八年，侯毅所作《籌安盜名記》，在上海某報發表，並很快被南北各報轉載，詳述了袁世凱指使楊度強拉嚴複列名籌安會，參與活動，撰寫反駁梁啟超的文章，寫勸進書的全過程。侯毅（1885—1951），字疑始，又字雪農，江蘇無錫人，曾留學日本，在詩文方面師事嚴復。他作此文，目的是為老師辯誣。在他之前，已有許多人「摭拾舊聞，撰為記傳」，但「強半多出於附會訛傳，甚或向壁虛造」，輾轉流傳，散布坊肆，「深悉當時委細者，至今猶寥寥無幾人」。而他是嚴復身邊的見證人，「當侯官（嚴復福建侯官人）處荊棘中，籌所以應付之道，不佞蓋嘗與借箸之謀，故知之至祥且盡」，都是「信而有徵」的。所以，他才「撮其始末撰為此記，俾今後讀掌故者知所參政焉」。[4]

他在這篇文章中澄清了幾個問題。首先，楊度曾兩度登門遊說嚴復加入籌安會，被嚴復拒絕了。他的理由是：「國經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今日國體既大定，豈遂別無改善之道，君主之制所賴以維繫者，厥唯人君之威嚴，今日人君威嚴既成覆水，貿然復舊，徒益亂耳。仆持重人所共知，居恆每謂國家革故鼎新，為之太驟，元氣之損，往往非數十百年不易復，故世俗所謂革命，無問其意者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盡覆已然之局者，皆為仆所不取。」並且直言：「此會苟成立，天下恐從此多事矣。」[5]其二，未取得嚴復同意，便將其列名籌安會發起人中，並公諸報端。其三，聽從學生建議，凡會中一切活動，都稱病謝絕，始終沒有參與，直到籌安會解散，也不曾進過石駙馬大街籌安會的大門。其四，袁世凱以威逼利誘等手段，脅迫他撰寫批駁梁任公的文章，亦被他拒絕了。其五，籌安會發起者六人，五人都寫了勸進之文，只有嚴復沒寫。「侯官最以文學著稱，終洪憲之世，獨未嘗有隻字稱揚帝制也」。[6]

嚴復不是一個容易妥協的人。早年在英國留學期間，郭嵩燾先生對他的看法是「氣性太涉狂易」，擔心他「負氣太盛」，而「終必無成」。[7]但經過幾十年官場與社會的磨練和煎熬，此時的嚴復，已不復少年時的銳氣鋒芒，倒是多了些理智的思考，現實的算計和性情的涵養。不過，骨子裡那種自負、孤傲之氣並未完全消失，只是潛藏在他與朋友的通信中。因而，我們看他的公眾形象與私密形象有時會覺得不很一致。就像此時，他從楊度派人送來的信中得知，拉他作為籌安會的發起人是袁世凱的意思，「固辭恐不便」，則顯得「倉卒不知所措」，急忙打電話叫學生來商量對策。侯毅的意見：「先生既不勉強附和其事，惟有登報聲明盜名而已。」但考慮到袁世凱不會輕易放過他，他又不能「乘夜潛逸」，所以，「踟躕久之，對侯毅說：『吾年且耄而哮喘，時作張儉望門投止，殊非所堪。」[8]

嚴復此時提到張儉，或有深意存焉。張儉乃東漢名士，因黨錮之禍而被迫流亡，倉惶之中，見到人家就去投宿。黨錮解除之後，建安初年，朝廷徵召他為衛尉，不得已他接受了任命。而一旦看出曹操有篡位的野心，他便將大門緊閉，車駕也懸掛起來，表示不再過問政事。嚴復自比張儉，表面上是說，我年紀大了，又患有哮喘病，不能像張儉那樣亡命天涯；更深一層，未必不想藉此宛轉地表達拒絕與袁世凱合作的態度。

嚴復向來是以「器識閎通，天資高朗」[9]名於世的。但在洪憲帝制運動中，他卻沒有旗幟鮮明地反對袁世凱稱帝；當有人盜用他的名義為籌安會裝點門面的時候，他也沒有登報聲明，揭穿盜名的真相，反而選擇了忍辱負重，不惜身敗名裂而緘口不言。這是為什麼呢？最直接的原因，想來就是身處袁世凱的嚴密控制之下，固有不得不如此之苦衷。據說，就在籌安會啟事見於報紙的當天清晨，嚴復的家已被兩位荷槍壯士守護起來。而他在拒絕作文批駁梁啟超之後，甚至收到過以刺殺相威脅的恐嚇信。所以，為自身安全起見，楊度要盜用他的名義，他也只有聽之任之，卻並不實際參與他們的活動。雖然沒有像張儉那樣將大門緊閉，車駕也懸掛起來，對政事一概不聞不問，但「於新猷贊襄蓋寡，其慶賀朝宴，均未入場」，[10]也是士子獨善其身的一種做法。故而侯毅曾安慰他道：「明哲保身，先聖所取。」[11]

後人談起嚴復對籌安會盜用其名的隱忍，除了同情、理解他因所處環境之惡劣，不得不選擇沉默之外，也看到他的政治主張，他對中國政治現狀及特殊國情的分析，與楊度、古德諾其實並無分歧，甚至是高度一致的。這或許是他並不急於公開不肯列名籌安會的內在原因。有大量的史料可以證明，嚴復對共和、革命及政黨政治，都持懷疑的態度，認為是造成中國內亂的總根源。

武昌打響第一槍後不久，他在寫給張元濟的信中便抱怨「災禍」來了，驚呼：「吾國於今已陷危地，所見種種怪象，殆為古今中外歷史所皆無。」他擔心種族革命可能造成國家的分裂，西方列強可能乘機瓜分中國，「長城玉關以外斷斷非吾有明矣」。他明確指出，「中國之貧弱腐敗，漢人與有罪焉」，不能完全歸罪於滿人。[12]

他以一種十分遺憾的心情，目睹了清王朝的覆滅。在給莫理循的一封信中他寫道：「直截了當地說，按目前狀況，中國說不適宜於有一個像美利堅合眾國那樣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國人民的氣質和環境將需要至少三十年的變異和同化，才能使它們適合於建立共和國。共和國曾被幾個輕率的革命者如孫逸仙和其他人竭力倡導過，但為任何稍有常識的人所不取。因此，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應盡量使這種結構比過去更靈活，使之能適應環境，發展進步。可以廢黜攝政王，如果有利的話，可以迫使幼帝遜位，而遴選一個成年的皇室成員接替他的位置。」[13]

莫理循時任《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民國後曾擔任袁世凱和北洋政府政治顧問。嚴復的這封信寫於民國成立之前，此時的他，仍然心存一線希望，不忍看到清王朝就這樣被葬送。在這封信中，他甚至希望「列強採取一致行動」，來調解革命黨與清政府的矛盾，他說：「為人道和世界公益起見，他們可提出友好的建議，讓雙方適可而止，進行和解。如果聽任一些革命黨人的種族敵對情緒走向極端的話，現在滿族人確實毫無防衛能力了。」[14]據說他不剪辮子，就是想以此來表明他的主張，反對共和制，贊成君主制。有人問他，你平素是推重新學的，為什麼不肯拋棄腐敗的清政府而去呢？他回答：「嘗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況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黨未必如湯，吾何能遽去哉！」[15]

嚴復的回答是很耐人尋味的，他在這裡提到柳宗元的《伊尹五就桀贊》，除了為自己不肯放棄清王朝而「自解」，顯然還想暗示什麼。柳宗元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文中所言：「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16]這個思想貫穿於嚴復晚年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中。他看到，無論國會議員、各黨各派，還是各種地方勢力、軍閥政客，都是在為各自的私利而爭鬥，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使生靈塗炭，陷人民於水火，沒有誰把國家、民眾放在心上。

總之，嚴復的思想在晚年越發表現出理性、保守的特點，社會變革亦持漸進的態度，反對過激的革命或操之過急的改革，其出發點或落腳點即國家的統一和民眾的福祉。他對清王朝則一直保持著某種眷戀之情，雖不能至而心亦系之。所以，當楊度為籌安會列名一事向他遊說時，他是頗為糾結，而難以明言的。他並不反感「中國非君主不治」的道理，但問題是，如果回到君主制或君憲制，那麼，誰來做這個君主呢？「且果決復舊之議，又有故君新君問題」，如果是袁世凱來做，他認為沒有討論的必要，也沒有討論的空間，「自古覬覦大位者，一惟勢力是視，何嘗有待於商略哉」？[17]話說到這個份兒上，下面的話也就不便明說了。說到底，他在籌安會列名一事上的兩難，深層原因就在這裡。

有些話，對楊度不好說，對自己的門生或朋友則不妨明說。在寫給熊純如的信中，他就幾次提到不願列名籌安會的原因，是在「誰為之主」的問題上，與楊度等人有不同的看法。下面這段話說得就更加明白了，他言道：「至於去秋，長沙楊皙子以籌安名義，強拉發起，初合（會）之頃，仆即告以共和君憲二體，孰宜吾國，此議不移晷可決，而所難者，孰為之君。此之今日，雖有聖者，莫知適從，武斷主張，危象立見，於是請與會，而勿為發起。」[18]

這大約也可以解釋他為何寧肯得罪袁世凱，也不肯寫文章批駁梁啟超。在他看來，梁啟超的文章恰恰指出了這一點，即君主立憲不是不能搞，而是時機不成熟。無論梁啟超怎麼想，他似乎已從梁氏文中讀出了弦外之音。於是他說：「任甫更謂：『吾國憲政障礙，非君憲所能掃除，障礙不去，則立憲終虛。』此其言自為無棄，而鄙人則謂：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以法律言，於約法有必守之義務，不獨自變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餘人之為變，堂堂正正，則必俟通國民意之要求。」[19]在這一點上，嚴復與梁啟超可謂心有靈犀，因此，他不僅不願著文駁斥梁啟超，反而明確表示：「任公、松坡與唐、任輩倡義西南，以責洹上之背約，名正言順，雖聖人無以非之。」[20]他不滿意於梁啟超的，是袁氏死後，沒有及時安定天下，反而使國家陷于軍閥混戰和新的黨爭，所以說，「名為首義，實禍天下」。

這裡也體現了嚴復的一貫思路。當籌安會初起之時，他對楊度等人及袁世凱的做法是持異議的。在他看來，「不幸有三四纖兒，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贊成，弊端遂復百出，而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竊意當時，假使政府絕無函電致諸各省，選政彼此一聽民意自由，將贊成者，必亦過半，然後光明正大，擇期登極，彼反對者，既無所借口，東西鄰國亦將何以責言。釋此不圖，豈非大錯」。[21]在另一信中，他則特別提到袁氏的錯誤：「極峰自詭，行且即真，對於群下，詞色並異，惡異己而親導諛，而事勢遂陷於不可挽救之域矣。舊日心腹將帥，自段、馮以下，皆被猜疑，晉見之時，並無實言相告，遂親戚故交，如徐如孫，皆以門面語相對付，而人心乃解體矣。夫眾叛親離，不亡何待。」[22]

嚴復是個明白人，他有一番話，把民國以來的變故講得非常透徹，他說道：「夫中國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復萌，誰實為之，至於此極？彼項城固不得為無咎，而所以使項城日趨於專，馴致握此大權者，夫非辛壬黨人？參眾兩院之搗亂，靡所不為，致國民心寒，以為寧設強硬中央，驅除洪猛，而後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項城不悟，以為天下戴己，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23]

不過，帝製取消之後，在舉國上下一致要求袁世凱退位的浪潮中，嚴復又一次站到了輿論的對立面。在寫給熊純如的一封信中，他指責「中國黨人，無論帝制、共和兩派，蜂起憤爭，而跡其行事，誅其居心，要皆以國為戲，以售其權利憤好之私，而為旁睨胠篋之傀儡。」[24]他進而言道：「惟是今於取消帝制之後，復勸項城退位，則又萬萬不能，何則？明知項城此時一去，則天下必亂，而必至於覆亡。德人有言：『祖國無上。』為此者，一切有形無形之物皆可犧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勸項城退位，非有愛於項城也。無他，所重在國故耳。」[25]

這是嚴復的特點，他往往是從現實出發考慮問題，而並不在意看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他曾這樣說過：「可知邦基隉杌，其能閎濟艱難，撥亂世而反之正者，決非僅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謂道德者，有以集事。當是之際，能得漢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劉裕、桓宣武、趙匡胤，亦所歡迎。蓋當國運漂搖，干犯名義上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荑頑梗，使大多數蒼生環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但是，這種態度往往不被輿論所接受，他說深知這一點的，所以他說：「此語若對眾宣揚，必為人人所唾罵。然仔細思量，更證以歷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26]

這幾乎就是嚴復這類知識分子的宿命，在歷史轉型時期，雖然他們的預言常常變成了現實，但沒有人想到當初做出預言的人，而吸取教訓，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人們仍然願意為虛幻的理想而犧牲現實，儘管理想一再地欺騙他們。這恐怕便是人類歷史不斷上演悲劇的根源。

註：

[1] . 侯毅《籌安盜名記》，蘇中立、塗光久主編《百年嚴復——嚴復研究資料精選》，14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2] . 同前，145頁。

[3] .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724—725頁，中華書局1986年1月版。

[4] . 侯毅《洪憲舊聞》，見楊壽（楠）輯，寧志榮點校《雲在山房叢書三種》，110—111頁。

[5] . 同上，112—113頁。

[6] . 同上，115頁。

[7] . 孫應祥《嚴復年譜》，3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8] . 侯毅《洪憲舊聞》，見楊壽（楠）輯，寧志榮點校《雲在山房叢書三種》，114頁。

[9] . 孫應祥《嚴復年譜》，48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0] .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629頁，中華書局1986年1月版。

[11] . 侯毅《洪憲舊聞》，見楊壽（楠）輯，寧志榮點校《雲在山房叢書三種》，114頁。

[12] . 孫應祥《嚴復年譜》，376—37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3] . 駱惠敏（澳）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785頁，知識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14] . 同上，785—786頁。

[15] . 孫應祥《嚴復年譜》，38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6] . 吳小林主編《唐宋八大家品讀詞典》（上卷），352頁，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3月版。

[17] . 侯毅《洪憲舊聞》，見楊壽（楠）輯，寧志榮點校《雲在山房叢書三種》，113頁。

[18] ,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636頁，中華書局1986年1月版。

[19] .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627頁，中華書局1986年1月版。

[20] . 同上，652頁。

[21] . 同上，629頁。

[22] . 同上，635頁。

[23] . 同上，631頁。

[24] . 同上，630—631頁。

[25] . 同上，631頁。

[26] . 同上，652頁。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