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擴大開放新舉措是「迫於貿易戰壓力」？笑話

在4月10日的博鰲亞洲論壇開幕演講中，習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擴大對外開放舉措，全球矚目。毫無疑問，這些措施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長期正面影響，全球市場對此反應也頗為積極。

但今天，有聲音說，中國主動擴大開放、降低關稅、放寬准入等措施，是在美國對華貿易戰壓力下「認慫」，是「被迫」。

這顯然說不過去。其實，只要審視這幾年來中國曆次黨代會、兩會報告和一系列新制定的政策措施、文件就會知道，這些擴大對外開放措施是中國從自身利益出發自主醞釀、推進已久的，與外部強加的「貿易戰壓力」無關。

安排

我們可以先看時間。

本次中美貿易戰打響，始於美國東部時間3月22日中午、北京時間23日凌晨，特朗普按照事前宣布的日程簽署了一份針對中國「經濟侵略」的總統備忘錄，宣布將就中國在鋼鐵、鋁貿易和知識產權方面的行為向5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同時限制中國對美直接投資。

而在此之前半個多月，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第三章就明確列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進一步拓展開放範圍和層次，完善開放結構布局和體制機制，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其中，除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外，屬於擴大開放的內容包括——

「加強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對接，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全面放開一般製造業，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養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開放……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限制，放寬或取消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全面複製推廣自貿區經驗，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積極擴大進口，辦好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下調汽車、部分日用消費品等進口關稅……以更大力度的市場開放，促進產業升級和貿易平衡發展，為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

可以看到，習近平在論壇上講的幾點，事實上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基本都已經有所體現，說明是中央層面早已確定並且已經排上日程。

如果把時間和目光再放遠一點，我們可以看看黨代會。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第七章專門講「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明確表示：「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以開放促改革」。

注意，是「以開放促改革」。本著這一原則，《決定》提出了一系列擴大對外開放的主張，包括「放寬投資准入」、「推進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進一步放開一般製造業」、「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等等。

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對外開放的字眼也多次出現。比如，「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的一部分；「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這類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多次提到的字句，也出現在「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等多個章節。

限於篇幅，島叔在這裡只是縮略提到。有興趣的島友，以及帶著偏見和用心的域內外人士，可以好好地再去細讀一遍上述黨和國家重要文獻。對了，就保護產權這件事，2017年9月發布的保護企業家精神的中央文件就已提到，中國這幾年改革過程中的知識產權法院、新成立的知識產權局等，也早已彰顯這一精神。

所以，輕信「博鰲宣布的擴大對外開放舉措是美國對華貿易戰壓力」這樣論調的人，應該增加一些對中國決策體制的常識。

再講件事。在這種雜音之外，竟還有言論稱，中國實行雙休日制度，也是美國人在入世談判中逼迫中方接受的。島叔科普+澄清一下：五天工作制研究，是原國家科委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1986年開始、1987年底課題完成的，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具有縮短工時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條件」，建議國家立即制定有關方案逐步推行。

之後，經過小範圍試行、探討立法、數年試驗，1994年3月，全國試行「隔一周五天工作制」；1995年3月，國務院令決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實行五天工作制。同年7月，《勞動法》正式出台，這一制度寫入法律。這一切，跟美國人沒有絲毫關係，而是在克服外資企業強烈反對後才得以實施的。

認真研究是個好習慣，雖然「精神跪族」經常做不到這一點。

內因

中國為什麼要擴大對外開放？這當然不是什麼貿易戰的壓力所致，而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內在邏輯、內生需要。

中國需要全球化。歷史上，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與國際市場隔離，清朝時的中國經濟方才喪失了連續至少兩千餘年的世界領先地位；為了重新以平等、獨立自主地位進入世界市場，我們的先輩經歷了浴血奮戰、突破東西方陣營全面貿易封鎖的不屈不撓努力；也正是依託全球市場，中國方才得以創建數十年來的「中國奇蹟」。

社會主義經濟本質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種開放經濟。特別是對於資源稟賦談不上充裕的中國而言，倘若不能充分利用外部市場和資源，中國的眾多人口就是負擔；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外部市場和資源，中國的眾多人口就是巨大財富和力量之源。在「人口老齡化衝擊」已成熱門話題之際，我們更需明白，倘若沒有開放經濟的長足發展，我們恐怕根本就沒有可能去議論計劃生育造成的勞動力缺口問題，而是還在焦頭爛額應對就業機會不足。

十餘年來，國內外主流聲音一直要求中國改變過度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次貸危機和近年的「反全球化」浪潮，進一步凸顯了這種轉變的緊迫性。但我們推行的這種轉變不應誤入歧途，不能把「更多地依靠國內市場」混同於「高度依賴國內資源」，「價值形態的低外部依存度+物質形態的高外部依存度」，才是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標。

事實上，中國積極主動擴大對外開放，可以說正當其時。中國開放經濟發展，也由此第一階段的「以平等身份進入國際市場」、第二階段的「以國際市場求發展」，進入第三階段的「引領全球化市場」。

為什麼習近平會在博鰲上強調進一步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

這首先是因為我們在前兩個階段已經極為出色地完成了工業化「趕超」任務，絕大多數產業部門，已經不是昔日需要一定保護的幼稚產業，而是已經成熟；不需要繼續高度保護，而是需要引入新的更多競爭壓力，以求保持其活力。

就拿這次習近平談到的降低汽車進口關稅來說吧。

1989年，島叔從當時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唯一直屬高校武漢工學院（今武漢理工大學）畢業。當時，中國汽車年產量不過58.35萬輛；2017年，中國汽車產量已達2902萬輛，銷售2888萬輛，遠遠超過汽車問世以來便連續把持汽車產量、銷量世界冠軍百年之久的美國（2017年銷售1720萬輛）。

在此情況下，對汽車產業繼續保持以前的保護程度實無必要，反而有可能導致形成不思進取的利益集團，重蹈明清漕幫壟斷南北漕運、淪為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吸血鬼」的覆轍。

見微知著。進一步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也是因為我們需要擴大利用廉價、高品位的國外原料、能源，以保持國內製造業和其它產業的成本競爭力。

作為一個資源稟賦並不充裕的國家，中國工業化成就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國內原料、能源日益喪失成本競爭力，再與國內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趨勢結合，對中國製造業和其它下游產業成本競爭力的打擊日益凸顯。中國國民經濟基礎是下游製造業，而不是上遊資源產業。要保持下游現代製造業成本競爭力，我們就需要儘可能消除上游原料、能源投入成本高出國際市場的部分。

進一步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更是我們引領全球市場的需要。

進口能力便是權力。如果沒有進入中國大市場的利益，別國有何動機與中國規則接軌？如果沒有可能喪失中國大市場的風險威懾，外國跨國公司為什麼要接受中國的裁決？

當我們為歐洲、日本等外國跨國公司服服帖帖接受美國司法懲處，繳納數以億計天價罰款而震撼時，要明白，美國對這些外國跨國公司行使強制權力的基礎，在於這些公司承受不起被美國市場「開除」的代價。對中國，同理。

貿易戰

擴大對外開放與應對貿易戰並行不悖。

中國積極主動擴大對外開放，願意與貿易夥伴分享發展繁榮機會，不是對貿易夥伴沒有任何要求。習近平主席在論壇上的演講中就提出——

「我們鼓勵中外企業開展正常技術交流合作，保護在華外資企業合法知識產權。同時，我們希望外國政府加強對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

「我們希望發達國家對正常合理的高技術產品貿易停止人為設限，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

就當前這場中美貿易戰而言，島叔此前的文章也說過，與中國爆發貿易衝突，將導致美國企業將在華市場份額拱手讓人。2015年，美國企業在華銷售收入高達5170億美元。如果特朗普執意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些美方的巨額利益都將可以成為中方反制的武器，而其它各國企業將很樂於拿走這塊巨大的蛋糕。

同時，與中國爆發貿易衝突，還將導致美國企業無法享受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舉措，無論是降關稅，還是放寬外資准入。無論此次中美貿易戰結果如何，都不會動搖中國決策層進一步大幅度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意志。但是，倘若美國決策者一意孤行，非要把中美經貿關係推向全面摩擦的境地，那麼，美國汽車等產品生產商、美國大豆等產品生產者，就只能坐視上述中國市場機會落入別國同行之手。

坐在美國總統的位子上，特朗普當然希望解決財政、貿易「孿生赤字」痼疾，改善宏觀經濟失衡，這可以理解。但是，我們絕不可能接受違反WTO規則，以美國國內法採取單邊行動；絕對不可能接受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削減貿易逆差指令性計劃；絕對不可能接受、成全外國政治家拿中國為了自身需求而自主採取的擴大開放措施，當作自己發動貿易戰施壓的「戰績」而收割國內政治果實——比如，把中國上述一以貫之的擴大開放、主動作為，說成是在自己的「壓力」下達致的。

換言之，有沒有特朗普，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不會停滯，這是我們發展和進步的內生需求，中國也願意向世界各國企業更大程度地打開大門。但是，要不要先把自己罰出場外，就看山姆大叔自己的選擇了。

（梅新育，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文源：俠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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