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都搞錯了！李敖在台灣早就邊緣化，連作家都不算
撰文 / 高龍 編輯 / 王怡波 王波
李敖已逝，但他的書仍擺在台北最大書店的顯眼位置。
不遠處，是誠品書店信義店的台灣文學史書架。翻看書架上的台灣文學史，我均未見李敖名字。
他著述達1500餘萬言，為何在主流文學界未有一席之地？
李敖去世後，台北某書店顯著位置堆滿其生前作品。
「我的人生未嘗不是一場悲劇，可是我盡量把它演成喜劇，並且愈演愈變成獨幕劇與獨白戲。」離世21年前，在回憶錄臨近結尾處，李敖少有地嚴肅起來。這部回憶錄的大部分篇幅，被冷嘲熱諷、玩世不恭、自由與牢獄和女人的大腿縈繞。
它更像是李敖提前寫就的墓志銘，機敏的外殼下潛藏著悲涼的內省。
「他的生命過程是那樣龐雜而複雜。」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這樣概括李敖。
「大陸人有一個錯覺，以為李敖在台灣呼風喚雨，其實不是。李敖是一個蠻寂寞的知識分子。他的思想跟主流社會無法共鳴。」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負責人陳曉林這樣評價老友李敖。在他們認識的三十多年裡，「李敖心中始終憤憤不平。當權派對付他，在野者也否定他，誣陷他。他在台灣是被完全邊緣化的，邊緣化到文學史上沒有他的名字，作家名錄上也沒有他的名字」。
李敖心有奇寒，畢生遊走在各種極端之間。
邊緣與偶像
我試圖了解李敖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有些意外。
三月下旬，在台灣政治大學百年樓的台灣文學研究所前，我碰到了陳芳明。他曾在2011年出版了50萬字的《台灣新文學史》，裡面沒有提到李敖和瓊瑤。「他們很受歡迎，但並非文學作家。」他給出了簡潔明了的判斷，並解釋，「他們都是很好的作者，但是寫久了之後，變成一種固定的體式。文學的藝術價值，在於作者不斷在文字上求變，也不斷在風格上求變。」
與在主流文學史的缺席強烈對比的是，李敖是跨時代的大眾偶像。
台灣戒嚴時代，李敖在《文星》雜誌發表眾多有自由主義觀點的文章，針砭時弊，積累了大批青年粉絲，包括前妻胡因夢。鋃鐺入獄更增添了他的英雄色彩。
台灣民間團體藍天聯盟主席武之璋讀高中時就看李敖的文章，「非常崇拜他」。李敖的書那個時候大部分是禁書，賣得特別貴，但武之璋幾乎都看。他常常湊錢到台大對面的幾個書店去買。「那時思想管制，言論不自由。像他這樣敢挑戰政府或者批評政府的人比較少，文章也比較少。我們一方面很新奇，一方面把他當英雄看。」武之璋回憶。
1980年至1983年，因在海外主辦政治性刊物，陳芳明被列入黑名單，直到1989年才返台。這段經歷令他與李敖產生了共鳴。「對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李敖的影響非常巨大。他所提倡的自由主義精神，為我們的時代開啟了巨大的思想出口。在戒嚴時期，他的發言就是我們的榜樣，也是我們所嚮往言論自由的典範。」
他與李敖只有一面之緣，但印象非常深刻。「他的強學博記，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勤勞工作，真的讓我開了眼界。李敖不是一天造成的，他所受的國民黨迫害，反而使他的批判力道更為強悍。」
陳芳明後來反對國民黨，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便是受李敖影響。「他後來的生命軌跡已經改變，但不能否定他在封閉年代為我們衝決網羅的領導。」
李敖晚年的許多言行，陳芳明「當然不敢苟同」。但他強調，「不能忘記他早年為我們所做的冒險與探險。」
李敖曾演講暢談和文星雜誌的淵源。來源/飛頁書餐廳
電視媒體時代，李敖大量在香港和台灣做電視節目，幾乎每天都上鏡，繼續保持著很高的受關注度。李敖的師兄臧英年在美國，會收看師弟的節目，有感想還會寫東西。「在電視節目上，他的風格是把一大摞資料放旁邊，講給別人聽。」臧英年在台中一中讀高三時，李敖讀初二。1993年，他們在台灣李敖家中第一次見面。
2005年，李敖在大陸三所高校演講，轟動一時。臧英年全程聽了李敖在北大的講演，然後坐上李敖的專車去午餐。李敖半開玩笑半自豪地說，「英年，你看我有警車開道！中國的讀書人受氣太多了。這次給我這麼好的待遇，也算替他們出出頭吧。」
敵與友
李敖身上類似的幽默，曾被台灣輔仁大學新聞系教授習賢德留意，並留下一件憾事。
李敖公開談論自己的病情後，習賢德想寫一本《記李敖》，希望李敖看得到並授權。寫作念頭緣於對李敖的好奇。在台北孫立人故居的茶館內，習賢德告訴我，「李敖有一陣子很幽默。他說台灣現在缺被告。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寫《記李敖》的原因。這是一個謎：他告過多少人，和多少人和解。」
一生大部分時間居於台島，兩次入獄，繁複的愛戀，以及與敵人在法庭和媒體上的無數廝殺，構成了李敖生命的底色。他的一大信條是「有仇必報，有恩必報」。
2001年，李敖66歲。在生日宴現場的郭冠英回憶，宴會成為「算賬」的場合。有人提議在座者吐槽李敖，細數被他所害之事。台獨派謝聰敏等三四個人站出來「控訴」。「你們都被李敖害了，有的還被李敖害得坐牢，我比你們了不起，我是害李敖坐牢的。」謝聰敏說。
1971年，警備總部逼謝聰敏編李敖台獨的罪名。結果李敖被他亂編成了台獨五個中常委之一，被關押判刑。
這次牢獄之災，極大地改變了李敖的性情和人生軌跡。
李敖入獄10個月後，收到女朋友小蕾來信，說不再等他了。李敖「捧信凄然，畢竟為之淚下」。熟悉李敖的郭冠英提到，老師吳俊才去看望獲釋的李敖，希望他不要恨國民黨。李敖講了一句，「大頭不恨小頭恨」，意指國民黨粉碎了他的愛情。
這次離別塑造了李敖無常的愛情觀，「不愛那麼多，只愛一點點，別人的愛情像海深，我的愛情淺。」在回憶錄中，他自嘲用「類似登徒子的玩世態度，洒脫的處理了愛情的亂絲」。
政治兇險使李敖缺乏安全感。郭冠英後來了解到，1984年，台灣安全部門計劃謀殺李敖。結果那段時間李敖閉門寫書，計劃落空。特工轉而殺了在美國出版《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郭冠英和李敖見面時，開玩笑要用這個信息敲他一筆錢。李敖說，只值果汁一杯。言下之意，他對暗殺早有預感。
「李敖有一種圍城心態，老覺得被人家圍剿。」陳曉林描述，「李敖後來和胡秋原打筆墨官司，成為論敵。到後來胡秋原年齡那麼大了，他還是咬住不放。」回憶錄中，李敖提到與胡秋原的官司勝訴，「我痛快極了」。在另一個場合，他則用的是「我太兇悍」。
勝利的快感映射出李敖內心的孤獨感。「李敖交友甚廣，但又很孤獨。」臧英年和李敖聊天，發現很少有人給李敖打電話。
「生錯了時代，弄錯了地方，使我這西天取經的人物，淪落成東海佈道，並且布得天怒人怨。」李敖曾發出這樣的喟嘆。
他晚年的一些言論，並不討喜。「李敖是後『五四』時代的人物，在他身上能看到『五四』時代兩個精神的發展和矛盾，一個是自由主義，一個是愛國主義。」陳曉林分析，李敖身上的這些特質，很容易衝撞不同的群體，而「『五四』本來就有兩個不同的面相」。
1979年，陳曉林負責籌辦《工商時報》副刊，和李敖深談。他設計了約七個美女寫的「七好」專欄，其中一個是當時大紅大紫的電影明星胡茵夢。她寫了《特立獨行的李敖》，對李敖表示敬意。後經陳曉林介紹，李敖和胡茵夢相識、相愛並結婚。三個月後，兩人閃電離婚。
這段短暫婚姻被李敖調侃為「百日維新」。兩人關係亦隨之破裂。離婚後，多年之內，在書中、電視上，李敖對胡茵夢有諸多諷刺。
但兩人的最後一次街頭偶遇，往日揶揄狀態已然不見。李敖在最後一部回憶錄中寫道，「兩人相擁，Terry（指胡茵夢）淚下……我拍著她的背，長擁而別。」
寬恕並不多見。臨終前，李敖公開宣布要和仇人一起錄製節目和解，但應聲者寥寥。
早在二十多年前，李敖已洞見了自己的孤獨處境。「我的悲劇是總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義的、狂飆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與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這種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話，還得有賴於環境與同志的配合，而二十世紀的今天台灣，卻顯然奇缺這種環境與這種同志。」
精明與仗義
強烈的不安全感下，李敖將經濟自由作為安身要務。
有人曾問哲學家方東美，如何評價李敖。「他當然是個奇才，可惜生在這個時代。最好有一個百萬富翁能夠欣賞他，然後資助他環遊世界，充分去看，但有個條件，不要急於發表。」方東美言外之意，李敖的發表欲太強。李敖得知後說，「當時我找不到百萬富翁，所以我現在自己努力成為百萬富翁。」
李敖賺錢有獨到手法。除了稿費，打官司和收藏是兩大路徑。
陳曉林回憶，郁慕明辦的《秋海棠》雜誌里有一篇文章對李敖有不敬之詞。李敖就告要參選市議員的郁慕明誹謗。郁托陳曉林講和。李敖提出，把林肯大廈值200萬新台幣的房子賣給郁慕明。李敖通過賣房賺了一筆。「他有很強烈的不安全感，所以他一直想要在經濟上能無求於人。他經常有一些理財。」陳曉林說。
李敖有一套歷史檔案資料，很少示人。一位見過資料的人士回憶，這套資料被李敖存放在長約二尺、寬和高約一尺的箱子里。有關人士看了後，對資料的真實性很肯定。但李敖開價要賣2億元人民幣?雙方後來沒有談妥。
臧英年透露，李敖的收藏主要是名人書畫，也有些雕刻。其中有北宋書法大家周越唯一存世的墨跡。此外，李敖的稿費也很高。李敖的十三本書交給大陸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時，臧英年替他出面交涉，李敖得到殷實的版稅。
生命晚期，李敖依然犀利，但言辭透出一些涉世之深的圓滑。臧英年形容師弟李敖「聰明絕頂」「熱情奔放」。「有非常正直坦率的一面，但算盤也打得很精，也有斤斤計較的一面。他在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運作方式。」臧英年說，「但是他的目的有三個：第一是把他的話講出來；第二是對自己的利益沒有損害，第三是基本保持自己的原則。所以他是非常多面性的一個人。」
李敖曾給臧英年講過一個笑話，「我看見屠夫，就說我喜歡吃豬肉，看見麵包師，就說我喜歡吃麵食。」臧英年問他，「那屠夫跟麵包師在一起怎麼辦？」李敖回答，「我就講我喜歡吃三明治。」
200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新黨提名黨外人士李敖為新黨候選人。參與者介紹，「因為代表新黨才不必出報名費，報名費很貴的，如果個人出來，還要3000萬台幣，還要很多人連署，這個連署就要花很多時間。但是你如果代表政黨就不用。當時李敖的聲望高，雖然引起爭議，但可以表達理念，新黨就決定要提名他，宣傳新黨的理念：促進統一，反對台獨。」
聽聞李敖參選，臧英年問他，「這不是搗亂嗎？這是把國民黨的票分走一部分。」李敖回答，「正好相反，我對首投族有吸引力。首投族大多數傾向民進黨。我能拉過來一部分票。」
李敖發表競選演講時，往往人山人海。李敖在高雄演講完，主持人把觀眾提問的紙條遞上主席台。李敖一面念問題一面回答。有人在紙條上只寫了三個字：王八蛋。李敖反應很快，馬上反擊，「這個朋友沒有提問題，只寫了他的名字。」觀眾哄堂大笑。
演講過程中，李敖隨身帶一把匕首防身。那段時間，他經常接到恐嚇信或者恐嚇電話，對方揚言要把他幹掉。
李敖未期望自己當選，只把競選當作一次政治理念宣傳機會。開票當天，李敖沒在電視機前，而是約了朋友去誠品書店。
後來李敖和搭檔競選的馮滬祥通電話，兩人經常玩笑相稱。馮滬祥說「"總統"好」。李敖則問「"副總統"最近怎麼樣」。
2000年，李敖和馮滬祥搭檔競選。
李敖自詡為「善霸」，即有力量的好人。臧英年介紹，台灣慰安婦跟日本人打官司時，對方想以錢換不起訴。結果李敖拿了100件收藏的文物賣了100萬美金，把錢交給慰安婦說，「你們拿這個錢，對日本不要放棄訴訟的權利。」
郭冠英曾任台灣「新聞局駐多倫多新聞組組長」。2009年，他因「二二八」言論被撤職?回台灣後，郭冠英被台獨暴民追趕，在山中一朋友家躲了一個月。李敖公開支持郭冠英。郭冠英下山後，李敖責備他不早來找自己，執意捐給郭冠英3萬台幣?
陳曉林感受到李敖的仗義，是在整理出版古龍作品時。李敖有位律師同學，手上有一些登記的古龍著作權。李敖聽說陳曉林要做的事情後，就讓他去找那位律師購買著作權，同時還告訴律師同學，陳曉林是他好朋友，陳曉林的話就代表李敖的話。
博學與偏激
臧英年的父親臧啟芳曾是國立東北大學校長。東北人李敖對臧啟芳很尊重，便對臧英年說，「英年老兄，你能不能把你父親的日記給我看看？」「我父親日記上講的都是真話，不會有虛偽。因為他是一個早年的非常有素養的中國知識分子典型。」他告訴李敖，「但他有的真話沒有講出來。」李敖聽了頗為興奮，連聲說，「這個好，這個好，我要記下來。」他就拿卡片記下了那部分沒講出來的內容。
李敖勤學已為公論，標誌性的舉動是隨身帶一張卡片，把別人聊天時有意義的話記下來。
他有一次在飯桌上講一個山東民間有些「黃」的順口溜。講到一半，被朋友打斷，說他講得不對。朋友講起正確版本。李敖則拿出卡片，專心記了下來。
細心治學，雖然造就了李敖遠超常人的淵博，但並未減少他的偏激之語。「李敖的缺點是，在強烈證明自己觀點時，對有些客觀事實忽略了，對一些合理的解釋抹殺了。他很強勢，老挑別人毛病，一般人在旁邊沒辦法說話。他以壓倒性的方式讓人啞口無言。」臧英年對此感受強烈。
臧英年到「立法院」和時任「立法委員」李敖聊天，李敖說，「大陸跟蔣介石去台灣的，都是狗腿！」臧英年反駁，「你爸爸也是狗腿嗎？你在台灣多年，皮發無損。」李敖沒有爭論。1949年，李敖父親李鼎彝攜全家到了台灣。
當年崇拜李敖的武之璋，長大後喜歡歷史。大概30年前，武之璋對李敖的歷史研究方法和結論產生懷疑。「他停頓在罵大街的階段，沒有一套自己的東西。」武之璋認為，「李敖寫一些文章的動機是為了報仇，不是為了學術。他因為恨蔣介石，把整個國民黨的歷史完全否定，過頭了。」
「李敖的爸爸抗戰初期當過淪陷區太原禁煙局局長。禁煙局是日本人的鴉片供賣局。所以李敖有弒父情結。國民黨逮捕他後，他就完全把弒父情結轉到蔣介石頭上。」武之璋分析。他後來出版了《原來李敖騙了你》，對李敖系統批評。書出版後，很多李敖和武之璋共同的朋友讓李敖告武之璋，李敖笑而不答。
有人問李敖，「你為什麼這麼憤世嫉俗？」李敖說，「我不是憤世嫉俗，我是遊戲人間。」
生前，李敖和臧英年聊到了壽命。他說，「英年，我們打個賭，我會比你活得久。我們誰要活得久到對方墳上撒泡尿。」
如今，所有的激憤和調侃都隨著李敖的逝去煙消雲散。
三月下旬，我去了台北敦化南路探訪李敖書房。金蘭大廈十二層，地板上放著一簇花，旁邊那扇未有門牌號的藍色門，緊鎖著。
運營編輯 / 周雙玲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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