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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疾病,西醫是科學思維,中醫是陰陽思維

Amazing Grace

 Precious Memories Volume II

Alan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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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這是孔子面對疾病的心理反應,也呈現出他面對人生勞苦愁煩的價值觀。冉伯牛得了大病,孔子仰天長嘯,哀哭切齒。第一層意思是,一個人因為疾病而死,這是命中注定;第二層意思則是,伯牛這麼好的人,竟然得了這個大病。這句話反覆說了兩次,足見孔子的悲傷與不解。

中國人在後來的日子裡,慢慢發展出一個民間的俗話:好人命不長。這種面對疾病來臨的人生態度,事實上構成了每個中國人的觀念陷阱。人們不解,悲傷,絕望,沉默,麻木,遺忘。如此一代人送走一代人,到我們這一代,還在重複這種無意義的人生感嘆。

對於突如其來的大病,我可謂痛徹心扉,心中存有大悲傷。1989年,我的兄長患了大病,從發病開始,到去世,三個月時間。那時候我年紀太小,根本無法理解這樣突如其來的災難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完全不能接受,整天以淚洗面,茶飯不思。有時候會突然覺得這個世界太不公平,看到太陽升起,山脈泛青,我都會覺得毫無意義,想到兄長再也不能看見景色,我會有一種想和這個世界一同毀滅的衝動。有時候在街上行走,看見陌生人在風裡穿行,在陽光下微笑,我也會升起一種仇恨的心理,為什麼這麼多人可以安靜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我的親人卻必須離開。我想著我的兄長臉色生動,一表人才,才華橫溢,人見人愛,為什麼這麼好的人會提前死去,誰能告訴我,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

對死亡問題的困惑,構成了我全部的生活,我只有兩種方法應對。第一種就是不斷怨恨,像所有人一樣怨恨,好人命不長啊,這麼好的一個人,為什麼就得了這樣的大病呢。第二種就是把死亡的標籤掛在生活的細節之中,兄長去世已經半年,我的袖子上還佩戴著黑色的布匹,似乎只要這一塊黑布還在,我的親人就在。想到兄長活著的時候對我的關心,我會覺得吃飯睡覺都是可恥的,每天都在失眠狀態,再好的飯菜我也沒有胃口。一位長輩看不過去了,把我罵了一頓,他說,哥哥死了,你就是家裡的主心骨,你這麼不吃不喝的,難道你是想一起去死嗎?男子漢應該堅強,要站起來,把身體養好,承擔起這個家庭的責任,而不是悲悲切切,哭哭啼啼。我朝著這位長輩望著,說不出話來,忽然覺得他的話有道理。於是站起來,去廚房找東西吃了。

多年以後,我第一次去教會,跟著別人翻開聖經,他們帶我讀到的第一句話是,「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一種巨大的安慰涌到我的心裡,我的淚水不可抑制,但這一次的悲傷與以往有所不同,雖然心裡絞痛,但卻能感覺到一雙巨大的手在撫摸我,又好像有一位偉大的父親站在我的身邊,我可以像一個孩子一樣,靠在他的胸口。

我想說的是,關於死亡,我的淚水的屬性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大變化。過去我的淚水是流給死亡的,現在,我的淚水是流給希望的。上帝所要的祭,是憂傷的靈。我流下淚水,主耶穌幫我擦去淚水,因為我是他喜悅的孩子。

這個觀念上的跨越,實在是太重要了。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究竟應該處理我們的疾病問題,就成為一個偉大的知識命題。仰天長嘆,怨天尤人,是無意義的;停留在困惑狀態,混沌狀態更是無意義的。

一個人面對身體的疾病,首先思考的應該是如何醫治,這樣的思考,能夠不斷擴寬人類醫治疾病的方法,這構成了醫學知識的不斷發展的過程。

這是一個非常有想像力的知識湧現過程。任何時候,我們都相信主耶穌用他的鞭傷醫治我們,不僅醫治我們的身體,更醫治我們的靈魂。這種終極的醫治,使得我們的醫學知識成為可能。一部龐大的醫學發展史,就是人類的醫學家們基於對耶穌醫治的信心而展開的醫學知識的發現過程。這是一個超驗啟示,如果上帝的醫治不是真的,則人類基於理性的醫學知識就失去了終極的目標,人對醫學知識的尋找和發現就失去了終極的規律。如果是這樣,人類的醫學就會處在一種混沌和幻想的狀態。要記住聖經的話:因他的鞭傷,我們得了醫治。耶穌的鞭傷,在耶穌的身體上,而不是在哲學上。這意味著人類醫學的場域就是不斷研究和分析人的身體。西醫的方法論,就是對人的身體的不斷分析,從而構成醫學的知識體系。而中醫的方法,則是首先用一個想像的哲學框架,一個天人合一的框架,把人分成陰陽的二元結構,然後再試圖用一些中草藥來平衡人的身體的陰陽失衡。所以有人說,中醫是一個哲學課,而西醫則是科學。這個判斷,我認為是合理的。

我在以色列考察創新公司的時候,發現他們有一家嶄新的醫學公司讓人眼熱。他們的問題意識或者說好奇心來自於聖經,在創世記的時代,聖經所記載的人,通常壽命都是幾百歲,而現在的人能夠活到100歲已經是奇蹟了。所以他們認為,人類一定是在某個問題上錯誤理解了自己的身體的規律,以至於人的壽命越來越短。他們思考,或許這種讓生命長壽幾百年的密碼就在母親的子宮結構里,他們希望通過對女性子宮的科學分析,能夠發現一種藥物,使得現代人的壽命能夠有所延長。

我想說的是,這家猶太人的創新公司的問題意識是一個三一秩序的認識論秩序:

——相信人的壽命可以恢復到創世記時代的水平,至少可以恢復到亞伯拉罕的水平,亞伯拉罕活了175歲,他的妻子也活了127歲。

——立足於人的身體的結構,去分析身體,試圖發現此前我們對自己的身體未曾發現的秘密,進而發現一種新的醫學知識。

——把知識轉化為一種新的藥物。

其次,一個人面對自己的身體的疾病,也應該思考人類醫學能力的有限性。

由於人類的有罪性,人類對死亡因此不可迴避,所以人類一方面要探索醫學的新知識,另一方面必須沉思死亡問題的意義所在。人人都有一死,死亡問題是人類的共同性所在。當我們討論人性論,我們是在討論所有人都具有的共性,或者說是人性中最根本的原則。也就是說,人類的醫學知識再怎樣發達,也不可能完全解決人的疾病問題,更不可能讓人類永遠不死。因此對死亡問題的認知,就必須走向一個開闊的地方。

亞當斯密說,對死亡的恐懼,正是人性論最大的共性和最根本的原則。斯密從個人和公共的角度辨析了死亡的效用。「死亡破壞了人的幸福,卻還人類以公平。」斯密的這句話很有穿透力,死亡的確破壞了每一個個體之人的幸福生活,讓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幸福體驗戛然而止,但卻讓整個人類社會出現一種絕對的公平秩序,死亡對每個人都有絕對權力,沒有人例外,這使得一切由人的理性建立起來的差別性徹底瓦解。無論人們所理解的幸福與苦難如何看上去不同,一旦面對死亡問題,這種不同性立即不存在了。

同理,死亡讓一個個體之人進入徹底的痛苦和恐懼的情感之中,這是一種共同的情感秩序,一種死亡的同情秩序。但這種私人性質的死亡痛苦體驗的情感,最終達成的卻是整個社會的有序運行。換句話說,如果人類社會有一個人的死亡體驗不是痛苦的,恐懼的,而是歡樂的,載歌載舞的,是掌聲和鮮花圍繞的,那麼人類社會的基本秩序就失衡了。

可見死亡是人性論最大的也是最終極的命題。一個活著的人不思考死亡問題,無疑是愚蠢的,膚淺的,短視的,因而也是狹窄的,不具有一種深刻的公共特徵。在人類同情秩序的命題上,任何不思考死亡問題的人,都還處在動物的需求層面,不配享有人類的心靈。

第三,一個人面對自己的身體的疾病,需要練習直面人生苦難的能力。托爾金甚至說,死亡是上帝給予每個人的最好的禮物,而疾病則是一種對苦難的練習。所以,那些直面疾病,直面死亡,不斷思考死亡對人生的意義的人們有福了。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回頭再來看孔子對疾病問題的態度,就能看出巨大的差距。孔子看見冉伯牛生病,僅僅發出一點絕望又虛無的嘆息,僅僅表現出某種無語問蒼天的憂傷,而沒有擴展出科學的醫學體系,也沒有深度思考人類死亡的意義,這實在是太膚淺了。孔子對苦難與死亡的認識,約等於文盲村婦的水平,可是在我們的文化傳統里,孔子竟然被後人推崇為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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