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貧民窟

從2007年11月到2011年3月，普利策獎得主凱瑟琳·布（Katherine Boo）用了3年多時間在印度孟買做了一個貧民窟採訪。她想要寫一本書，描述印度的低收入者，是如何在全球化時代生存的。在此之前，凱瑟琳在美國的記者工作，就是報道美國的貧窮小區，探討如何在美國這樣一個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消滅貧困。

凱瑟琳說，她看過許多描寫印度的書。畢竟，印度被當作是下一個經濟騰飛的國家，可能複製中國的經濟奇蹟。但是，那些描寫印度的書，要不就是寫印度的軟體企業家如何成功，要不就是寫那些道德高尚的窮人是如何陷在貧困中等待救援，要不就是寫幫派和毒梟的傳奇故事。

她認為這不是印度的真實狀況。她要想回答的問題是：在印度，什麼是機會的基礎設施？市場和政府的經濟社會政策，對於改變窮人命運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要通過什麼樣的方式，才能讓那些骨瘦如材的孩子富裕一些？

這些問題都非常大。而且，當一個人面對印度的貧困時，很容易陷入兩種危險：第一種是，你的同情心會逐漸被消磨。凱瑟琳自己也承認，面對印度貧困狀況的辛酸照片，她「很快變得不耐煩」。然後就會對貧窮和悲慘熟視無睹。

第二種危險是，很快變得憤怒，認為這個國家的貧窮問題正在陷入一種無可救藥的狀況，必須通過某種激烈的方式才能加以改變。

凱瑟琳·布採用的是一個記者能做的最好的方式：去記錄。

她並沒有直接回答那些大問題：究竟該如何提供機會給窮人，該如何減少貧窮。畢竟，這些問題經過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們的長期討論，也並沒有得到合適的解答。她只是單純地把事實呈現出來。用她的話說：「當我們對平凡的生活了解更多時，才可能建立更好的論點，甚至更好的對策。」

她選擇了孟買機場附近的一個貧民窟安納瓦迪。這個地方有兩個優勢。第一是它的位置，從機場旁邊的五星級酒店君悅的窗戶，就能看到這座貧民窟，它就站在印度經濟騰飛的象徵的旁邊；第二是它規模小，這讓一個記者可以挨家挨戶進行調查和採訪。

於是，在凱瑟琳最後寫成的書《地下城》里，我們能看到：一個殘疾女人因為嫉妒和鄰居發生爭吵，然後採用了自焚的方式，這個舉動把她的鄰居推到了生活的絕境，鄰居一家有好幾個人都被監禁；貧民窟內部的階層劃分，為了脫離貧民窟，一個窮人可以採用犧牲和欺騙其他窮人的方式；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垃圾回收價格下降對貧民窟以此為生的拾荒者的沉重打擊；無處不在的剝削窮人的腐敗，而諷刺的是，腐敗者本身也是受害者。

凱瑟琳·布不想回答問題。但是她卻讓人看到幾個殘酷的事實：

首先，不熟悉貧窮的人，往往對貧窮有一種浪漫的想像。比如貧窮會讓人更有同理心，窮人會互相幫助。但事實卻相反。「 無能為力的個人會由於自己的匱乏，而責怪無能為力的其他人。有時，他們試圖摧毀彼此；有時，他們在過程中摧毀自己。運氣好的話，為了改善自己的命運，他們會蠶食其他窮人的生活機會」，「窮人並未團結起來，反而為臨時性的微薄收益而彼此激烈競爭。」

其次是對政府的浪漫想像。凱瑟琳·布在書里描述了十個年輕的恐怖分子在孟買發起的恐怖襲擊，然後讓包括貧民窟在內的整座城市陷入恐慌。然後，她描述了政府機器的緩慢反應：警察不知道該如何使用自己的武器，軍方突擊隊花了8個小時才抵達孟買的金融中心，因為沿途的基礎設施實在太差了。用她的話說，你可以說恐慌是因為恐怖分子策劃嚴密，也可以說是因為政府機構沒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像私人攤販一樣在運作」。

印度的政府像個理想的小政府一樣運行。結果是，富人們已經習慣於自己為自己提供服務，他們有除了民主之外的其他方式，來保障自己的社會和經濟利益。精英們反而對政治失去了興趣。於是，在不穩定已經成為常態的當下，「理想情況下，政府可以減緩不穩定；然而很多時候，弱勢的政府卻會讓不穩定加劇，比起培養人的能力，它擅長滋長腐敗。」

然後，是對腐敗的認知。凱瑟琳·布說，腐敗最容易被忽視的危害，其實不是對經濟增長的損害，而是它造成的對道德空間的傷害。

腐敗會腐蝕人們生活的環境，「對他人的苦難無動於衷，這無關乎輪迴，更無關乎生性殘忍……環境使他們與生俱來的道德蒙上陰影。」

而且，這裡的道德，並不是要求人的自我犧牲，只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在幼兒園裡會接受到的教育。比如，當別人遇到困難時伸出援手。但是，在凱瑟琳描述的貧民窟內，「幫助一個鄰居，等於拿你的養家能力，有時甚至是你的自由來冒險」，「在貪腐當道的底層城市，疲憊的民眾在貧乏的地帶，為了微薄的東西互相競爭，在這些地方想當好人，是極為困難的事。」

她並不提供解決方案，但卻讓熱衷於提供解決方案的人看到可能忽視的問題。

以上就是普利策獎得主凱瑟琳·布對一個印度貧民窟的報道，以及她通過描述表達的對貧窮問題的看法。希望對你了解這個問題有幫助。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