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論世」到底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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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說要「知人論世」，寫文章也常會提到這個詞語（成語），但對這個詞語怎麼解釋，怎麼使用，卻有不同的說法。最近有網文談如何使用「知人論世」一詞才正確，並引了我一篇小文中的觀點，但該文觀點多有舛誤，故本文擬再談一下這個問題。

若查詞典，查百度上的各種解釋，可以歸納為兩條，一是說「知人論世」指了解鑒別人物和論說世事萬象，簡單說就是「了解人；論時世」；另一種解釋是：「了解一個人並研究他所處的時代。」第二種解釋是《辭海》的釋文。第二種解釋把「知人」也解釋為了解人物，但把「論世」解釋為研究所欲知的人物所處的時代，這與第一種解釋是不同的。第一種解釋，「知人」和「論世」之間沒有內在聯繫；第二種解釋，「知人」和「論世」有內在聯繫。

人們在使用「知人論世」這個詞語的時候，總是選擇其中一種的。在我看到的使用和解釋此詞的文章中，似乎記者、作家，多取第一種解釋，學者多取第二種解釋。第一種解釋當然不錯，但缺少歷史文脈，並非此詞的原解；第二種解釋有出典，是此詞的原解，也可視為正解。

「知人論世」一詞，源出《孟子·萬章下》的一段話：「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後人將這段話濃縮，成為「知人論世」一詞。這段話第一句說，學詩、讀書，不能不了解作者其人。第二句說，要想了解作者其人，就要研究他所處的時世，即時代、世事。《辭海》的釋文，直接由孟子這段話而來。

朱熹是注釋《孟子》的權威，他對這段話中的「論其世」三字做了自己的解釋：「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前一句說，所謂「論其世」，就是要研究和論述詩書作者在其所處的時世中的行為和經歷。後一句說，讀作品，就不能不了解作者的實際經歷，因而必須考察他的行為和經歷。

朱熹這段話，是對《孟子》「論其世」三字的闡發性解釋，實際上含有申說、發揮的成分。《孟子》的原話，主要是強調要研究作者所處的時世，而朱熹則更強調作者在某一時世中的作為和經歷。若將兩者的意思結合起來，便是：要想了解一個詩文作者，就必須知曉他所處的時世以及他在這個時世中的行為和經歷。

「知人論世」實際是一種方法論。起初，它只是一種讀書方法、文學批評方法；後來，又成為一種著述方法、一種研究人物的方法。

歷史上，許多文學批評家都把「知人論世」作為重要的文學批評方法。如南朝文學批評家鍾嶸在《詩品》中評論晉人劉琨的作品說：「其源出於王粲。善為凄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這是用劉琨罹逢厄運的經歷，來解釋其詩作何以多感慨悲憤之詞。當代的文學評論家更是自覺地運用這種方法考察作品。清末小說《孽海花》研究家王祖獻先生這樣談自己的研究：「要了解作家的生活，『知人論世』，故有必要尋覓足跡，探索一下曾樸的生活、思想歷程與創作過程。」可知，「知人論世」是王祖獻研究《孽海花》的重要方法。

鄧雲鄉先生寫過一本《魯迅與北京風土》，成為蜚聲文壇的名著，其成功的妙訣，我看緣於採用了一種「知人論世」的著述法。此書以魯迅的日記為經，以北京風土景物為緯，寓人物於時世之中，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活在那個時世中的魯迅。出版家王西野先生在跋語里說：「從魯迅接觸的特定環境來研究魯迅，於知人論世，是不無用處的。」他看出了鄧著與「知人論世」之法的關聯。

「知人論世」常被學者視為重要的人物研究法。陳寅恪先生在為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寫的審查報告中說：「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要想評說古人的思想學說，必須先弄清古人所處的時世，否則無法評說。這是陳先生教給我們的「知人論世」的人物研究法。

歷史學者朱成甲先生寫過一本名著《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用的就是陳寅恪所說的「知人論世」的人物研究法。朱成甲在後記里說：「我費了比研究李大釗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時間，去研究與之相應的背景，去研究與之相關的大量事件和人物，同時也自然地涉及到與這些事件、人物的聯繫問題和評價問題。」朱先生是想先弄清李大釗所處的時世，再用那個時世來說明李大釗的思想和行事。他這樣研究李大釗，無疑比只研究李大釗本人的材料要全面、準確和深刻得多。李新、劉桂生兩位史學名家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對作者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做了一句概括性的評價：「它不是讓歷史人物自己來解釋自己，而是讓時代來解釋人物。」這句話是對「知人論世」的人物研究法的極好說明。

在與人物有關的文獻中，人物年譜和編年文集對於「知人論世」，對於準確地了解和評價人物及其作品，有相當重要的作用。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里說，年譜記載的時事，是「譜主的背景」。意思是，要想了解譜主及其作品，必須先了解譜主所處的時事背景。梁氏舉例說，顧亭林的詩有不少是影射時事的，「假使《顧亭林年譜》不記時事，怎麼知道這詩所說何事」？近年，有人編著過一本《三曹年譜》，編例說：「略記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以便與譜主曹操、曹丕、曹植的社會活動和詩文內容互相參證。」可以看出，這位編著者是很重視「譜主的背景」的，他知道，若不知曉譜主所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是不可能深切了解三曹其人其文的。

編年文集在「知人論世」上與年譜有同樣的功能。魯迅先生說：「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且介亭雜文·序言》）一個作家的作品，若按年份編排下來，便容易和時代背景相參照，作家的思想歷程及作品風格的演變，便會凸顯出來。已經出版的《魯迅全集》有兩種編法，一種是分類編的，分小說集、雜文集、書信集等，一種是編年體的，按時間先後編輯魯迅作品。前一個編法有助於從文體上揣摩魯迅的文章，後一個編法有助於知人論世，即從歷史長河的流動中了解魯迅其人其文。

相對於「知人論世」的原解，「了解人；論時世」應算是一種別解，也可以說是對原解的一個發展，它實際已成為「知人論世」一詞的另一個義項。在「了解人；論時世」這個意義上使用「知人論世」，當然是可以的，而且有時也是必須的。

（作者為北京日報原編委、理論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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