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父親姜守遷先生

文史 04-11

原標題：人物 | 父親姜守遷先生

先生簡歷

姜守遷先生，名春年，字受倩，又號史友遷。1897年古歷正月十四出生于山東平度七里河子村。先生的父親景仙公，幼年入私塾，十七歲娶妻後棄學持家，善經營，家中略置田畝房屋，為鄉里殷實之家。與妻育有兩男四女，先生為長子。景仙公並不要求兒子守著家產在自己身邊過日子，他為了讓兒子們做個有用之人，毅然賣掉部分土地和一間臨街商鋪，供他們外出讀書。先生早年在故鄉讀私塾，1917年報考萊州山東省立第九中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正在省立九中讀書並任學生會會長的先生，思想受到很大的觸動，立即投入運動中，書寫傳單，主辦牆報，並寫出一篇篇戰鬥檄文，聲討曹汝霖、章宗祥的賣國行徑。幾天後，他被大家推選到煙台開會，從此走向社會，奔走於煙台、青島、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到處聯絡青年學生。他曾作為山東代表，赴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半年後，他到萊州大李家小學任教，邊代課，邊補習耽誤的學業。 1922年秋，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國立師範大學。 1928年先生在北師大畢業，先後在吉林第一師範、山東省立一中、山東第四師範學校（青州）、山東第八中學（煙台）、青島大學、山東省立第十三中學（諸城）、萊陽鄉師等學校任教任職。

抗日戰爭爆發後，先生放棄了優裕的生活，毅然投身革命，曾先後任平度縣民主政府參議長、膠東行政公署行政委員、膠東區參議會駐會常委和西海公學平度分校校長、膠東公學校長等職。 1948年濟南解放，先生隨軍入城，於百廢待興的城市中，著手籌辦學校，歷任濟南市立第一中學校長，山東省立濟南第二中學校長和濟南市教師進修學院院長等職。這期間，曾當選為濟南市第一屆至第六屆人民代表；第一屆至第五屆政協常委；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委員；濟南市書法家協會委員。先生對書法、歷史和考古有獨到的研究，自1952年起，長期兼任濟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山東文史研究學會理事。 1959年，任濟南市博物館館長，直至1969年退休。

剛解放時，濟南是「濟南特別市」。這是當時濟南特別市教育局的委任令。

濟南二中最早原稱謂是「山東省立濟南第二中學」。這是山東省主席康生簽署的任命書。

國文教師姜先生

戰前，先生大多是在中學任國文教員。那時的先生風華正茂，十分講究儀錶，在學校中總是衣冠齊整，夏季常常是一套筆挺的白西服，配白皮鞋系黑領結，秋冬季則是深色西服。如果偶然穿長衫，則必著馬褂戴禮帽。因此，在學生中素有「西服架子」的雅號。

先生教學也像他的為人，一絲不苟，極受學生愛戴。國文課上，他旁徵博引，深入淺出，引經據典，先生講得生動，學生聽得入神。至今有許多當年的學生提起他來，都讚不絕口，皆曰：有幸得先生為師，受益匪淺。

抗戰時期的姜先生

1939年初，先生在故鄉守慈母喪，目睹縣城淪於敵手，四鄉擾攘，悲憤難耐，於是設法與地下共產黨聯繫，結識了喬天華、羅竹風、白筱易等有志之士，進而四處奔走，大力宣傳抗日，利用自己的聲望，征借富人家長短槍支，組織抗日武裝，還經常往返於篷、黃、掖三縣，與八路軍游擊隊聯絡，彙報平度縣的工作情況。因此惹怒了縣裡的敵偽頭目和區鄉的漢奸走狗，先生不斷接到了恐嚇信，叫他「小心腦袋」。對此，先生一笑置之，繼續為抗日奔走。

城裡的漢奸教育局長，是位清末舉人，也是先生幼年的私塾老師，曾輾轉捎信給他，以師生情誼勸阻他不要當八路。先生對這位局長的卑劣行徑不屑一顧，工作更加積極。有一天清晨，漢奸來砸先生家的門，先生心知有異，情急中，他爬上牆頭，一連翻越了鄰居數道院牆，在敵人眼皮底下成功脫逃。 1940年，平度縣開始建立民主政權，先生當選為縣參議會的參議長。此後，先生名譽雀起，名噪膠東半島。1943年春天，先生當選為膠東行政公署的行政委員，後兼任膠東公學校長。這所學校是仿照陝北延安辦的培養青年幹部的學校，後來被稱為膠東半島上冶煉青年的洪爐，為建設根據地而培養和輸送了數以千計的革命幹部。

抗戰期間，先生風餐露宿，席不安寢，將生死置之度外，在敵人的搜捕包圍中，數次脫險。有一次，先生與好友羅竹風閑談，羅問他抗戰勝利後最想做什麼時，先生的回答居然是「最想安安穩穩的睡一覺。」

反右期間的姜先生

反右期間，姜先生任教師進修學院院長，眼看著他信任培養的教師們一個個被打成右派，他很不認同，他說，「這些人兢兢業業的工作，有很多還是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老同志，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來一個新社會，怎麼會反黨反社會主義？怎麼能一起鬨就隨便打倒？這很難說服我，我不相信。」

由此，先生落了個包庇右派的罪名，但這並沒能阻止他從精神上到物質上對那些教師的支持。學校有位老師被打成右派後，經濟拮据，先生連續多年每月從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給他補貼家用。正是因為這一「右傾」的表現，從此不被重用。

書法家姜先生

先生是位很有造詣的書法家，擅長隸書，其書法蒼勁瀟洒，獨具一格，作品曾在1964年中國對外友協舉辦的書展上，被選送日本、香港展出。濟南千佛山留有他題寫的「峰迴路轉」坊，歷城四門塔也留有他的「千佛崖」題記。說起先生寫字，還有一段佳話。當年先生在北京師大讀書，有位朋友結婚，想討他幅墨寶。當時先生總覺自己眼高手低，不敢寫字送人，認為拿不出門。在朋友的再三央求下，他有點心動，於是寫下了一幅中堂，但還是沒有勇氣拿給朋友。這天，他去琉璃廠閑逛，就特別留意那些名家字畫，看過一遍之後，暗自揣度，所謂大家也不過如此。於是信心大增，覺得自己的字並不次於他們，方將寫好的中堂給朋友送去。朋友大喜，張掛起來，逢人便講是先生題贈。先生治學嚴謹，在書法上更是精益求精。時任省文化局局長的魯特先生，曾是先生當年在膠東公學的同事，二人私交甚篤。某日，先生應邀為魯特寫了一幅字。魯特將字拿走後，先生想來想去，認為寫得不理想，於是重新寫了一幅，令小兒子拿去將那幅不滿意的換回。小兒子去到魯特家中，說明來意，魯特很高興，並表示，先前寫的就不要拿回去了，他一併收藏。先生的兒子回家如實彙報，誰想先生大不悅，說，寫得不好的字決不能拿出去。執意讓小兒子再去魯家，討回原先那幅並同時毀掉。先生的書法名聲很高，對書法理論的研究也很深，有許多獨到之處。他認為，寫字有兩個階段，第一是「寫進去」，第二是「寫出來」。所謂「寫進去」，是看帖、摹帖，背著帖寫，寫熟了，寫象了，這是寫進去了。而領會到帖的精神，寫出帖的神韻，寫出自己的風格，又不離帖的宗旨，這才叫「寫出來」。只能「寫進去」而不能「寫出來」，只能叫「寫字匠」；只有「寫進去」後又「寫出來」，才能稱得上是書法家。

先生一生剛直不阿，從不媚顏事權貴，尤其反對那種對所謂「權威字」的吹捧，他說，「有些人不是用眼睛看字，而是用耳朵聽字。看到一幅字，先問是誰寫的，聽說是名人名家，就人云亦云地跟著說好，不懂裝懂，這叫用耳朵聽字。」五六十年代搞的一些書法展上，對那些字寫的水平不高，但是官職卻較高的人特殊照顧，主辦方往往將這類字擺在顯著的位置上。

先生對這種歪曲藝術標準的風氣十分厭惡，因此每當書法展請他當評委時，他大都謝絕。當時有些高官或大人物，平日與先生沒有什麼交往，卻會時常派秘書送上一卷宣紙，紙上標明是某某「長」，請先生寫字。對此先生一般不予理睬，直至先生去世，書架上還有十幾卷這樣的宣紙。大家都說姜先生的字難求，這也是如今市面上先生的字很少見到的原因。

收藏家姜先生

先生酷愛金石書畫古硯，收藏頗豐，尤其是古硯的收藏聞名遐邇，多時其精品達120餘方。其中有清朝高鳳翰刻硯銘的「唐天鵝硯」和「蟲蛀硯」；金冬心的「梅硯」；王漁洋的「獨漉所遺硯」；屈翁山的「松皮硯」；明代御賜「玉堂硯」等，均為國家一級藏品。先生愛硯成癖，將自己的居室命名為「斯珍館」。對於「斯珍館」這個名字的由來，先生是這樣解釋的：「因東坡硯銘曰：『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余有硯癖，因以『斯珍』顏吾廬。」各處搜集購買硯台，讓先生費了不少精力。解放初期，濟南的山水溝有個破爛市，賣些故衣、文玩、舊傢具之類的物件，先生在工作之餘常常去那兒尋寶，往往能碰到些價廉物美的字畫、古籍、硯台、章料。那時還是供給制，先生每月只有很少的一點津貼，家中有妻子和五個兒女需要供養，因而手頭十分拮据，但這從未影響他搜購文玩、硯台的熱情。

有一次，剛剛發了津貼，妻子想給他買一件上衣，於是他們來到山水溝小市，轉來轉去，妻子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件染過的舊中山服，想給先生買下，經討價還價，談妥價格起身向先生要錢時，卻不見他的蹤影，只好放下衣服去找。遠遠地見先生雙手捧了一隻抄手硯，喜滋滋地迎面走來。原來，趁妻子挑衣服時，他踱到古董舊貨攤上，一方別緻的「抄手硯」讓他眼前一亮，問價格時，小販說：「這麼沉的東西，我挑著來回跑了好幾個集都沒人要，你看著給吧，給錢就賣。」先生掏出身上的錢，充滿歉意地說：「我就這些錢。」小販接過錢，雙手把硯台遞了過來，連說：「拿走拿走！」姜老認為這方硯台的價值要遠遠高於這個數，執意要小販留下地址，說日後再給他送錢。妻子聽他說明原委，不忍掃了他的興，只好放棄那件已經講好價的衣服。待又領到津貼時，先生拿了要給小販送去，妻子埋怨他說：「有點錢你就想著買硯台，你不看看你這件衣服還能穿得出門嗎？」先生低頭望一眼滿是破洞的棉衣，故意把破洞上的棉花再拉出一點，風趣地說：「這叫百花齊放。」

在收藏界，曾有一個「姜老怒斥康生」的傳言，其實這是大家熟知先生個性而在原事件基礎上杜撰的。事實的真相是這樣的：康生曾在山東任省長，到北京任職後也時常回山東來看看。有一年，康生來濟時到翠寶齋（濟南市文物店前身）閑逛，見到一塊高鳳翰的嶗山綠石，愛不釋手，要買下收藏。這塊綠石原是濟南市博物館的藏品，當年庫房不寬敞，於是放在翠寶齋，也有為店裡裝點門面的意思。聽到康生要買，當時的經理一口答應，並說好，康生回京時到店裡來取。經理向先生彙報時說到這件事，先生一聽便生氣了，他說：「這是博物館的館藏，在你店裡放放，豈能隨便賣給別人？」經理賠著小心說：「康生是中央來的，不好駁這個面子吧。」這時先生的倔勁上來了，說道：「不管他是哪兒來的也不能賣。他在北京，要是看著故宮的東西好，也能拿錢去買嗎？」這下可難壞了這位經理，他已經滿口答應下來了，怎好出爾反爾，再對康生說不能賣？於是他找到省文化局的領導，請他們從中斡旋此事。領導知道先生的脾氣，只好將事情的原委對康生直言相告。康生倒也表示可以理解，只是提出，能否用等價的字畫來交換，領導當時沒置可否。待康生再次來濟時，果然帶來四幅古畫交換那塊綠石。在省文化局領導的勸說下，先生看過後，認為這四幅畫很有收藏價值，為了豐富館藏，權衡之下，他同意交換。這次，康生才帶走了那塊心儀的嶗山綠石。

先生素來崇尚實事求是的做人法則，曾特意對家人說起此事，說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不能因後來康生的宦海浮沉而隨意歪曲事實。

博物館館長姜先生

先生在濟南市博物館任職期間，主持開展了著名的大汶口遺址的發掘工作和無影山漢墓發掘工作。同時，徵集了數以萬計的文物藏品，使博物館的藏品日漸豐富起來。

在先生的呼籲下，濟南市博物館分別於1959年和1961年，先後在趵突泉和大明湖公園建立了李清照、辛棄疾紀念堂，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北京大學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高度評價說：「姜老主持工作期間，是濟南市博物館的黃金時代。」

高風亮節的姜先生

先生於1982年因患腦血栓病醫治無效在濟南逝世，終年八十五歲。先生生前曾將多件所藏文物及抗戰期間的革命文物贈送濟南市博物館，並囑其夫人子女，身後要將自己多年所收藏的硯石精品、善本書籍等悉數捐獻。他曾說過，「我購買收藏這些東西，並不是想據為已有，而是為了不讓本該屬於國家的文物散失。」 1987年，姜夫人去世後，子女們便根據先生遺願，向濟南市博物館捐贈古硯十方，名人墨跡四件，碑帖十一種，書籍三十六種一百二十冊。其中便包括前面提到的許多件國家一級文物。先生從政為官多年，清廉正直，兩袖清風，唯有剛直不阿的高貴品質留給了我們，成為讓我們享用不盡精神財富。我們為有姜守遷先生這樣的父親而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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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凌：老爸的任命書

6月8日晚上，弟弟突然心血來潮，把老爸當年的任命書給掃描曬到了微信上，看到這些，心中的感慨油然而生。

我的父親是中國第一代工農幹部，解放前，他因為逃壯丁逃到了廈門，就在廈門醬油廠當工人。解放的時候，他積极參加解放運動，成為了工人骨幹，廈門一解放，他就成了廈門總工會的副主席，由此，仕途生涯一輩子。五十年代，他當過廈門市勞動局的副局長，六十年代，他是開元區委書記。文革當然是走資派，我們一家從幹部家庭陷入走資派的深淵。當然，在那個年代，我們家不是最慘的，因為工人農民把父母親都保護起來了，讓他們沒有被打得渾身是傷。

那時候，幾乎天天來抄家，我們家本來就是無產階級，本來就沒什麼資產，抄走的，無非就是些我的集郵冊，還有一些書等等，父母親一個是區委書記，一個是工廠的黨委書記，家裡沒有什麼太值錢的東西，以前的幹部就是這樣！這些珍貴的委任狀，也不知媽媽是怎麼把它們藏下來的，一直到後來搬家，收拾東西，我才看到老爸的一大摞任命書。

看到這些，淚濕雙眼，一輩子當了不止一次的第一把手，老爸留給我們的就是這些，他退休時甚至沒有積蓄，因為平常還要資助老家的親戚。

可是，作為家中的長女，我卻有機會看到父親在處理工作，特別是在引水工程當總指揮的時候，我也在工地當廣播員，那時候，一有事情，他半夜都是第一個衝出去，每次工程有什麼事，肯定可以看到老爸的身影。

可是，他卻從來沒有為自己謀過一絲利，引水工程結束後，他成了水利局的局長，他為水利局的辦公樓，宿舍樓，跑斷了腿，去爭取到地和資金，可是我們家卻住在兩房一廳的舊市委宿舍，一直到他退休，也沒給自己家和孩子爭得什麼好處！

我們三姐弟沒有得到老爸的任何蔽護，因此現在也坦坦蕩蕩。可是，看到這些老爸當年的輝煌，還是感嘆他為黨為國奉獻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