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考古】包頭地區史前文化與農業
原標題：【朔方考古】包頭地區史前文化與農業
摘要：內蒙古中南部的包頭地區自仰韶時期出現了定居農業，農業的出現是與仰韶大暖期的氣候條件密不可分。到了龍山時期的西園三期文化，包頭地區的史前文化隨著農業的發展達到鼎盛期；同時，由於氣候變得乾涼，區域人口的增長，為了爭奪生存資源，防禦性石城出現。隨著宗教儀式的發展，社會內部進一步複雜化，酋邦國家形成。龍山後期，這一地區的氣候越來越不適合農業的發展，原有的定居農業消失,生計方式也由農業走向游牧化。
關鍵詞：仰韶;龍山；定居農業;氣候;酋邦；游牧
包頭地區位於內蒙古中南部黃河沖積平原上，從現代氣候來說它屬於半乾旱中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區，降水量在400毫米左右，並不是細作農業的理想區域。但在距今8500年開始的全新世大暖期時，包頭地區的氣候條件比現在好得多。本文通過對包頭地區史前文化和農業的研究，對這一地區從史前到青銅時代的生計方式進行探討，初步揭示這一地區從農業走向游牧的過程。
一、仰韶時期包頭原始農業的開始
距今8500-3000年是全新世以來氣候最佳適宜期，此時期也稱為「仰韶溫暖期」，距今8000年時，東亞地區暖溫帶闊葉林帶向北推移了三個緯度，同時被譽為農牧業分界線的400毫米等降水線分布也向北推移。陳勝前先生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的結果是：距今8500-7000年的新石器早期是原始農業初步形成的時期，與新舊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零星發現相比，這個時期考古遺址表現出一種「湧現性」，即出現成規模的聚落和完整的村落結構，新石器早期文化似乎突然繁榮起來，[1](p148)隨著氣候變暖黃河中下游和遼西地區的溫度和濕度變得適宜農業生產，新石器時期大量的考古學文化在這些地區突然大量出現，河北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崗文化、內蒙古東部的興隆窪文化等新石器早期文化興起。
包頭地區地處蒙古高原南段，海拔1065米，這一地區有自己的氣候特點，據楊志榮等在烏蘭察布調海角子所做的孢粉研究表明，在距今6850-6330年是陰山一帶氣候最適宜期，降水量比現在至少高150-200CM，氣溫比現在高2-3度[2]。包頭、烏蘭察布緯度相差無幾，這一時期包頭地區的氣候條件應該與烏蘭察布差別不大。
與黃河中下游和內蒙古東部新石器文化蓬勃發展相比，內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文化產生的較晚，內蒙古中南部最早出現的文化遺址是在岱海地區，岱海文化中的石虎山類型的距今年代約6700年左右，這比黃河中下游及內蒙古東部地區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文化晚的多；從岱海地區具有後崗一期文化因素的紅台坡下類型被半坡-廟底溝過渡類型的王墓山文化因素所取代看，岱海地區的農業文化並不是自生的，而是仰韶文化中不同的文化類型傳播的結果；後崗一期文化類型西進的結果是產生了包頭西園和H32那樣的考古學文化。[3]蘇秉琦先生認為在距今5000年前後，黃河河曲東西兩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特徵如下：尖底瓶末期和尖底腹斝的存在共生，形成了自己的陶器類型尖底腹斝、三足瓮等，這種文化特色地域包括黃河河曲、山西、陝西和河北北部地區，為北方游牧青銅器文化發源地之一[4]，包頭地區正處在這一文化區域的北部。
從廟底溝文化等典型的仰韶文化類型看，仰韶文化的農人保持著游耕的生計方式，《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5]（卷一P6），根據古史紀年黃帝距今約5000年，處於仰韶文化末期，「遷徙往來無常處」暗示著黃帝並沒有固定的都城，這種生活狀態不僅是政治的需要，而且很可能反映黃帝從事游耕的生計方式。仰韶時期的游耕比起新石器早期狩獵採集農人的流動性已大大降低；仰韶人已經開始馴化以粟為主的農作物和豬、羊等畜類，並建立季節性的聚落定居下來。碳13所測定仰韶文化人群的食譜中，粟、黍佔到食物比例的百分之四十八，到了距今4500-3900年龍山陶寺文化時期這個比例佔到百分之六十七，[6]食物比重中植物產品的比例越高，暗示著農業經濟越發達。
根據人類學家的研究，人類在舊石器晚期已經能夠進行有效的捕獵，狩獵採集經濟一直到新石器文化早期在經濟生活中佔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在一定的地域範圍內，可供狩獵採集的資源是有限的，在活動區域不變的情況下，人口的增長，必然會給狩獵採集為主的生態環境造成壓力，只有分散群體規模，尋找新的生存地域，才能減輕人口壓力。一定區域內人口密度越高，社會組織的複雜性越強，人們對自己的生產領域越注重，邊界意識越強，不斷的尋找新的區域就難以為繼，狩獵採集為主的生計方式漸漸難以承受人類的需要。與此同時氣候環境的變化也影響到一定區域動植物種類的變化，只有加強對自己所在區域資源的利用程度才能保證群體的生存，即加強可利用食物的廣譜適應。但在一個區域內狩獵採集能夠提供的資源畢竟是有限的，隨著對一個物種或幾個野生高產物種的馴化，種植業比採集狩獵更能提供穩定的食物來源，半定居的生活逐漸代替了狩獵採集的遊動生計方式，農業也開始產生。[1]（p42-44）
新石器時代的早期農業採取粗放型的游耕方式，在沒有施肥的情況下，種植旱地作物的耕地幾年間地力就會耗盡，必須不停地尋找新的耕地才能維持生產的繼續，新石器早期人口的稀少也為這種游耕方式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陳勝前先生的研究表明新石器早期遺址中往往會有成套的生產工具留下，如遼西的白音長汗遺址（距今7040±100年）和邯鄲的磁山遺址（距今10300-8700年），磁山遺址甚至保存有糧食，從遺址形成的過程分析，這些工具是有意留下，這說明這個地方的居民只是暫時離開；新石器早期的居民定居能力不強，人們經常離開居住地去耕種新的土地或採集一些季節性的食物，正因為史前農人所具有的流動性，新石器時期文化才能廣泛傳播。[1](p152-155)
距今6850-6330年是陰山一帶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仰韶半坡文化（距今6800-6300年）農人由於人口的壓力或者其他原因沿著黃河向北人口稀少的地方擴散，這是包頭地區的第一批農業拓荒者。6500年前後，太行山東側的後崗一期文化人群沿著張家口、岱海來到包頭地區，在西園遺址第一期文化中和包頭阿善遺址H32出現具有後崗一期特徵的小口壺、紅頂缽、夾砂弦紋罐，這兩種文化在前套平原的清水河縣喇嘛灣東北相遇，產生出白泥窯子F1這樣的文化類型；5800年左右冀北豫南的大司空文化和來自東部的紅山文化與前期進入內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本地化產生的新文化融合，出現了海生不浪文化，從文化內涵看海生不浪文化阿善類型受大司空文化的影響很深。[3]從包頭地區仰韶文化晚期的阿善二期和西園三期所展現出的社會形態看，農業佔了很大的比重，阿善二期用於農業生產的大型石制生產工具比例佔到了51%，陶器佔到22%，陶器在生產工具中佔據的比例較大可以反映定居農業的發展。考古遺存中出現了窖穴，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來儲藏採集、漁獵、糧食生產的剩餘品，它的出現暗示農業經濟達到了一定高度。
二、龍山時期包頭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
包頭地區新石器文化發展的高峰出現在龍山時期的阿善三期，這一時期西園三期已經衰落，阿善三期無論在規模上還是文化堆積厚度和出土遺物豐富程度，都超過周圍的文化遺址，從它的祭壇規模超過周圍遺址內的祭壇來看，阿善三期可能為這一區域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中心。阿善三期早期偏晚未經樹輪校正的兩個木炭標本碳14測年為（距今4330±80年，4240±80年），[7]其年代和龍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中期接近。包頭地區以南的龍山文化晚期朱開溝文化一期孢粉分析顯示此時的降水量在600毫米以上，為森林草原景觀，阿善三期的繁榮正是建立這樣的氣候條件之上，森林草原景觀物種的多樣性和阿善二期以來農業技術的積累，是阿善三期農業經濟繁榮的基礎。
阿善三期出土的生產工具已經相當成熟，石斧主要用來砍伐樹木，石鏟、石刀等一整套工具有翻土、播種、收割的功能，石棒、石磨盤用來加工糧食及一些採集品；窖穴數量較多，這與人口數量和生產剩餘的增長有關；豬、羊、狗等家畜骨頭的大量出土可以看出畜牧業有相當的發展；石鏃、魚鉤、骨角矛及野山羊、鹿、狍、魚、鳥類遺骸的出土顯示漁獵經濟在生計方式中佔有重要地位；從骨針、骨錐、紡輪以及其它骨制工具和磨製工具的工藝水平看，應該有一個專業的手工業群體從事這種工作；在距離不遠年代接近的西園三期發現有陶窯，陶器生產的也走向專業化。阿善三期大型石器在出土遺物所佔的比例中減少，細石器和骨角器的比例卻在增加，這是阿善人群對仰韶大暖期向龍山乾涼期氣候改變的一種適應性策略。龍山時期的降溫使包頭地區的農業條件不如仰韶時期，阿善三期中農業大型生產工具的減少表明了農業的退化，細石器與骨角器的增加暗示著狩獵與畜牧經濟成分的比例加大，阿善三期的比起阿善二期的人群來更加依賴動物性資源。
西園三期和阿善三期晚期出現了石牆等防禦性設施，其年代早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石牆，與河南登封王城崗龍山時代夯土古城年代接近。從外部環境看石城的出現與氣候變化有關，烏蘭察布調角海子取樣研究結果是：距今4000年左右氣候變冷，3700-3500年變干，這種氣候現象標誌著全新世大暖期結束。[8]位於阿善遺址以南伊金霍洛旗的朱開溝文化（4200-3500）第一期年降水量在600毫米以上，呈現森林草原景觀；第二三期年降水量在400-600毫米之間，喬木植物稀疏，為灌木草原景觀；第五期木本植物以耐寒的松、杉為主，草本植物主要種類是耐旱的蒿、藜。[9]（p287）
在氣候乾冷的條件下阿善三期居民可利用的資源比以前減少，要想保持群體的生存只能採取以下幾種方式：第一，加強食物的廣譜適應性，尋找以前被忽視的食物資源，提高單位面積糧食生產率；第二，尋找領土內的經濟資源比如鹽、青銅等，以此作為貿易物品；第三，通過武力對周圍生活人群進行掠奪；第四，擴大資源的利用範圍，尋求更廣闊的領土；第五，放棄原來的生活環境遷移到到更適宜生存的地方。在農業生產力沒有大的發展時提高單位面積糧食生產率是很難實現的，加強食物的廣譜適應性，在一定範圍內食物資源畢竟是有限的；包頭地區缺少鹽、青銅等經濟資源；第三、四、五種方法是產生戰爭的根源，移民相對容易的高山、森林、荒漠、半乾旱草原等無人區不適合農耕，領地周圍的人群又有自己的固定界限，擴大資源的利用範圍和移居到新的適宜農業生產的地區容易因爭奪資源發生戰爭，這種移民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在資源緊張的壓迫下，為了爭奪生存空間，掠奪與被掠奪成為常態，石城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從社會內部看，石城的出現是聚落髮展到一定階段後社會內部複雜化的產物，在聚落中祭壇普遍出現，宗教群體的產生強化了部落首領對部眾的控制力，部落首領最初的權利由普通部眾賦予，接受部眾的監督，而巫是溝通神與人的一個媒介，部落首領可以通過巫借神的旨意駕馭部眾，部落就變為首領和巫的聯合統治，但從早期的政治實踐看，部落首領和巫多集於一身。建造城牆、祭壇等大規模設施，是超越基本家戶組織的行為，其勞動力可能有一部分來自周圍聚落，社會上層有能力從周圍聚落中調集人力，這預示著酋邦社會的初步形成。[10](p104)包頭的阿善三期遺址、莎木佳遺址、黑麻板遺址都發現有祭祀遺址，這些祭祀遺址都建在面對河川的崗樑上，阿善三期遺址祭壇的規模最大，南北排開約51米，祭壇南面共有三道石牆，祭壇到第一道石牆之間有一片開闊地，石牆到祭壇的距離29.4米，可能為祭祀時公共活動的地方。[11]
《國語》有這樣一段關於巫的記載：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月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犠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12]（卷十八p512-515）
在古代社會中要成為覡、巫的人必須敬重神明並對神保持忠誠，他們亦擁有非凡的才智和高尚的品德，只有具備這些美好的特質，神才能把知識傳授於他們,覡、巫掌握了天文、地理、禮儀、牒譜等知識。覡、巫作為氏族社會中知識的傳承者，具有「絕地通天」的能力，即作為神和人之間溝通的橋樑。從覡、巫擁有的眾多知識來看，他們是最早的知識分子階層。覡、巫通過對掌握的儀禮等知識的制度化，在氏族社會建立起制度和倫理規範，並在氏族內形成共同的思想觀念，以協調氏族內成員的關係，從而為氏族社會向酋邦社會過渡奠定基礎。
在傳說的五帝時代，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5]（卷一p11-12），帝嚳「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鬱郁，其德嶷嶷」[5](卷一p13-14)，五帝中的顓頊、帝嚳都擁有覡的一些職能，可見在早期社會部落領袖和覡、巫為一體，部落成員成為首領之前必然經過漫長的學習，只有掌握了眾多的知識，才有資格作為部落的首領。覡、巫在學習的過程中有時會去遠方遊歷，這種遊歷兼具學習和外交的功能，一方面可以使未來的首領學習到在本部落沒有的知識，另一方面也是建立部落聯盟的需要。
在早期社會，古代的技術、藝術、宗教禮儀、天文地理知識、歷史知識等向遠方傳播，與這種遊歷有著密切的關係，內蒙古中南部石築圍牆及祭壇正是在部落交往過程中受到東部紅山文化影響下產生。[3]，當然遠距離的部落文化交流並非是直接交流，更有可能是次第傳播，通過波浪形的傳播方式，相距很遠的不同文化類型中都會出現相似的文化因素，仰韶文化的彩陶技術和龍山文化的黑陶工藝的擴張即與這種遊歷有關。由於遊歷，覡、巫所掌握的宗教禮儀和社會倫理逐漸為大範圍的區域所接受，在這種統一思想基礎上形成了以宗教為中心的酋邦社會，阿善三期祭壇的規模在周邊遺址中是最大的，這暗示著阿善三期可能是酋邦社會一個區域性的中心。
從包頭阿善三期遺址及與它同時代龍山時期城址中出土的大量工具看，[7]設防聚落通常是手工業生產的中心，具有較強的經濟功能。隨著聚落經濟功能、政治功能和宗教功能的進一步增強，逐漸形成聚落分級，以阿善三期遺址為中心，西邊的轉龍藏遺址，東面的佳木莎遺址，黑麻板遺址，組成中心聚落的二級聚落，聚落群則逐漸演變為酋邦社會的初級階段，在酋邦社會中，雖然早期酋長與普通氏族成員一樣參與生產勞動，但由於其壟斷了各種自然和社會知識以及遠距離的對外貿易，氏族社會中逐漸產生了階層分化，這種階層分化從龍山時期的墓葬規模和隨葬品數量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三、包頭史前農業文化的衰落
距今4000左右包頭地區氣候向乾冷化發展，這一地區的氣候條件變得不適合農業生產，阿善三期之後這一地區的考古學遺存呈明顯減少態勢，僅發現屬於客省庄文化（距今4300-4000）類型的西園四期文化[13]。西園遺址距離阿善遺址距離五公里，這說明阿善文化衰落之後，西園文化人群佔據了它的生存空間。在早期農業時代，沒有大規模的水利設施，氣候對原始農業的影響是很大，為了分散農業失敗的風險，阿善遺址的先民們採用了多樣化的生計方式，從出土的工具和動物遺骨看，這一聚落存在農業、採集、畜牧、狩獵、漁獵等多種生產方式，在領地資源得到最大強化之後，如果仍然不能保持群體的生計，文化的衰落是必然。根據阿善三期陶器組合和風格的類型學分析，可知它與陝西綏德小官道遺址、清水河的白泥窯子（白III）、朱開溝文化的H7008組屬於同一文化系統[3]，白泥窯子IV文化層疊壓在相當於阿善三期的白III之上[14]，寨子塔第三期文化墓葬打破屬於阿善文化三期的層位[15]，白泥窯子IV和塔子寨第三期文化都屬於永興店文化系統，從分布地域上看，這些遺存都位於阿善三期以南原屬阿善文化區域的南部，從房址和陶器類型上也可以看到阿善文化的影響[16]，阿善三期文化整體衰落之後，其後繼文化有南移的趨勢，寨子塔遺址持續年代的下限可能晚至早商階段[15]。 阿善三期以後包頭地區的文化遺址變得稀疏，在阿善遺址的發掘簡報中提到II區有少量青銅時代的遺存（阿善四期）[7]，這一時期包頭一帶不再是宗教、經濟、政治的中心，聚落也較為稀少，僅在包頭以東薩拉齊的納太遺址發現阿善四期遺物較多[11]。
阿善四期文化遺址沒有正式發掘，其經濟形態不得而知，這一時期，阿善四期南面的伊金霍洛旗朱開溝文化經過第三期（相當於夏代早期）鼎盛期之後，農業也開始衰落。田廣金先生通過朱開溝文化五期中的房址、陶器、青銅鏃、青銅鼎、青銅爵等與周邊同時期文化的器物類型學對比，認為朱開溝文化五期相當於二里崗文化上層文化，下限不會晚於殷墟一期[9](p285)，二里崗上層文化圓木的C14測年（BC1408-BC1392）[17]（p64)），如果年代推測準確，那麼朱開溝文化、阿善文化、永興店文化（以塔子寨遺址為下限）的農業衰落應與4000-3500年氣候變得乾冷有關。
朱開溝文化第四期（相當於夏代晚期）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第一期出土家畜骨骼豬、羊、牛骨的比例是1；0.45：0.36，到第四期時已變成1：1.15：1.15，畜牧業的比重在明顯上升，第五期文化時房址明顯減少，豬骨的比例僅占牛羊比例之和的二分之一，墓葬中殉牲種類和數量也比前幾期減少，只見羊下頜骨，與農業經濟形態相關的陶器器型減少或消失，與游牧經濟關聯的蛇紋鬲、砂質帶鈕罐數量增多，成為隨葬品組合中的主要成分；多數墓葬中的隨葬品以刀、短劍、銅牌飾、鍪、戈、項飾、綠松石、蚌珠等北方青銅器系統的隨身武器和裝飾品為主，這種喪葬習俗與桃紅巴拉、毛慶溝等游牧文化墓葬面貌相似。[18]
位於清水河縣的西岔文化是朱開溝文化之後包頭地區以南為數不多的定居農業文化，主要有西岔遺址、四座塔、撲油塔遺址、碓臼溝遺址，其範圍比先前的農業文化規模大為縮小，它的時代是晚商至西周時期。從西岔遺址看，這種文化類型的房屋為長方形半地穴式，出土器物中農業工具較常見，有石斧、骨鏟、石刀、石鏟、石研磨器等，出土陶器有高領罐等盛儲器，鬲和甗為主的炊器，以及豆、盆、缽、鼎等，均為手制[19]，西岔文化墓葬中出土有北方青銅器系統的空首斧、小刀、管銎斧、銎內戈、耳環（彈簧式和一端砸扁式兩種、錐、扣七種，灰坑中發現有短劍、空首斧、管銎斧等陶范[20]，由此可知這種文化中又融入了一些北方游牧文化要素。西岔遺址提取的孢粉研究結果顯示，西岔文化晚期孢粉取樣II-1層（距今3000年左右）農耕活動停滯，這時的氣候偏干，呈草原植被景觀[[21]。距今3100-2400年烏蘭察布調海角子的孢粉濃度為10000年以來的最低點，喬木在陰山一線消失，植被稀疏與現代荒漠草原相似，[2]西岔文化的下限是距今3000年。
西岔文化衰落後，這一區域與農業有關的遺存是春秋早期准格爾旗西麻青墓地，此文化類型墓葬為豎穴土坑墓，無葬具，仰身直肢或曲肢葬，隨葬品主要為陶鬲、罐、盆的組合，此外還有彈簧式耳環、玉玦、銅帶扣等，彈簧式耳環是受到西岔文化的影響，墓葬中有羊肢骨殉牲的習俗，西麻青墓葬的文化內涵顯示它不屬於西岔文化系統，而是西周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19]按《史記.匈奴列傳》三家注所記，白狄春秋早期活動在神木窟野河至洛水上游之間，准格爾旗西麻青墓地在窟野河東北不遠處黃河東岸，很有可能為春秋早期白狄遺存。從文獻記載看，狄人雖然畜牧業比較發達，但其生計方式並不是游牧經濟，西麻青墓地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製品，暗示著這一墓地的人群還有農業存在，但這種農業可能並非西岔文化以來本地農業延續，而是一種外來移民帶來的農業。
春秋早期西麻青墓地之後包頭地區以南的定居農業遺址消失，這與3100年以來這一地區呈現草原或者荒漠草原的形態有關。在河谷眾多的包頭所在前套地區雖然具有農業發展的有利條件，但是如果沒有水利設施的興建，農業也難以發展，這時包頭及其周圍聚落相當稀疏，在龍山時期發展起來的酋邦社會早已衰落，並不具備興修水利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和國家具有的社會組織能力。在農業經濟和半定居的農牧兼營的畜牧經濟衰落之後，另一種形態的生計方式游牧經濟興起。
田廣金先生將內蒙古中南部春秋中後期以來出現的游牧性質的遺存分為包頭的西園類型、鄂爾多斯的桃紅巴拉類型，涼城的毛慶溝類型[22]（p210），王立新先生基本沿用了這種劃分模式，又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一個崞縣窯子類型；西園類型，其分布範圍分布大體在前套平原一帶，包括和林格爾新店子墓地、包頭西園墓地、清水河陽畔和西嘴子墓地，時代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23]
包頭西園墓地共清理墓葬七座（M1-M7），祭祀坑兩座（J1、J2），墓葬形製為長方形豎穴偏洞室墓，墓坑中有二層台，墓葬沒有葬具，葬式有三種，分別為側身直肢、仰身屈肢和仰身直肢葬，有單人葬和合葬墓兩種，墓葬中有殉牲習俗，有牛和羊兩種，殉牲數量從4-46具不等，整齊的擺放在二層台上，隨葬品中沒有出現陶器、生活用器和馬具，兵器也很少，多為裝飾品，佔到隨葬品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中青銅扣飾、管形和環形飾居多，此外有骨、石制璜形項飾、青銅帶扣、動物形牌飾、青銅鈴、笄、青銅帶鉤、石串珠項鏈、綠松石佩、青銅耳環等，兵器有鏃、弓弭，銅刀，箭鏃多骨質，銅質的少；這片墓地周圍沒有發現居住遺址，墓葬中沒有出土反映與農業定居生活的陶器和生產工具，葬俗中流行牛、羊殉牲，但並沒有馬具及馬的遺骸，殉牲中豬的骸骨也未見，從葬俗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析，此地居民生計方式應為放牧牛羊為主的游牧經濟，馬並沒有大規模的飼養。[24]
常娥等人對西園墓地進行DNA測定的結果顯示，現代雅庫特人與西園墓地人群遺傳距離最短，現代蒙古人次之[25]，現在唯一保存完好的M6（一個8、9歲左右男孩）顱骨，與現代北亞類型人群接近[26]，這種體質不同於朱開溝人群的古華北類型，也不同於西麻青人群的古中原型，與同屬於西園文化類型的和林格爾新店子、清水河陽畔墓地人群的體質接近[27]。
包頭地區新石器以來居民體質多為古中原和古華北類型，春秋中期以來長城沿線出現的以圓顱、闊面為特徵的人群是北方人群南下的結果[20]。北方游牧人群的南下，帶來了歐亞草原流行的游牧經濟技術，這些游牧人群與長城一帶進行畜牧經濟的族群結合，逐漸形成了游牧部落，在游牧部落的競爭過程中，通過兼并、武力掠奪等方式，促使了游牧政權的形成。
四、小結
在全新世大暖期，隨著農業的發展，仰韶文化的人口數量得到了迅猛的增長，仰韶農人為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而向周邊移民，包頭地區的農業正是在仰韶農人北上的背景下產生。從考古遺址的規模和數量來看，到了龍山時期的阿善三期，包頭地區的農業文明達到鼎盛，隨著農業、畜牧業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產生了區域性的經濟、宗教中心，同時由於為爭奪資源產生的衝突增多，防禦性的石城出現。隨著4000年以來氣候變得乾冷，這一地區變得不適合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業文明因為氣候的變冷而衰落，逐漸被另一種生計方式游牧經濟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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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李榮輝，男，博士，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北方邊疆考古與歷史研究；李春雷，男，碩士，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邊疆考古。本文原刊於《農業考古》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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