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談判是解決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本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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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劉慧

中美貿易摩擦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在發酵。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在推特上表示：「稅收將是互惠的，雙方將就知識產權達成協議。兩國都會有美好的未來。」有美國政界人士評論：「關稅威脅只是一種伎倆，特朗普是用大棒政策作為談判工具。」

從歷史縱深的角度分析，中國成為全球貿易第一大國有其歷史必然性。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的專家表示，縱觀過去30年中美貿易史，不難發現，無論是人民幣處在貶值階段還是升值階段，對美貿易順差都在不斷擴大。因此，匯率操縱說並不成立。特朗普稱不公平貿易是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主因，是有失公允的。中國將繼續發展，即便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也無法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如果中國能作出符合特朗普所期望的讓步，則貿易爭端基本可以平息。

中國成為全球貿易大國是歷史必然

「從古至今的貿易事實不像李嘉圖的理論那麼理想化。中國自明朝開始就出現了國際貿易的大量順差，中國向其他國家出口絲綢、瓷器等，並換取銀子，但從國外進口的商品卻很少，原因是中國至少從宋朝開始，銀子就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中國持續幾百年的銀本位制應該是從明朝嘉靖時代開始確立的。」中泰證券兼中泰資管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李迅雷分析，從全球貿易史看，全球貿易起初不是因為勞動力的比較成本不一導致的分工不同而促成的。到了今天，也沒發現世界各國都能心安理得接受全球貿易格局下的「生產分工」。工業化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所嚮往的模式，發展高科技也是所有工業國的目標。即便像美國這樣服務業佔GDP比重達到80%的國家，仍然希望「再工業化」。正是因為各國產業發展目標的趨同化，才是導致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李迅雷表示，日本和韓國是二戰後兩個僅有的成為製造業強國的成功案例，這似乎很難從比較優勢說和資源稟賦理論來解釋。全球三大製造業大國——日本、德國和韓國，共同特徵是人均耕地面積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日本和韓國，不僅耕地極少，國內礦產資源也匱乏。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3畝，如今，中國國內的移民仍在持續，如東北、西北和華北的人口都在凈流出。

在他看來，一二線城市的人口會越來越多，農村人口會越來越少，原因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太多的人擁有太少的耕地。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而言，向外移民數量總是相對有限，且解決不了中國的人均資源擁有量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問題，加之移民難度在不斷提高。因此，要提高國民收入，只有發展出口貿易。從這個生存發展模式看，出口的本質就是移民替代。如果沒有國別限制，中國農民可以去美國從事農業勞動，發展精耕細作農業，或許能讓美國的農業產量再提高三分之一。

「正是因為有了國家，就有了移民限制，使得中國一直存在勞動力總量與其他資源總量不匹配的問題，只有發展外貿才能解決勞動力相對過剩問題。日本和韓國也是如此，儘管中國與日韓的經濟體制不同，但出口導向戰略卻是一致的。」李迅雷分析，2017年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全球分別排第一、第四和第六，均超過其GDP在全球的排名。

特朗普在談到中美貿易關係時稱，「來自中國的進口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事實上，這麼多年，隨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擴大，美國對中國採取了各種對抗措施。

「在10年之前，主要是對中國的紡織服裝出口設置反傾銷、反補貼及特保措施等非貿易壁壘。10年後的今天，主要針對高科技產品採取知識產權保護、不承認市場經濟地位等舉措，甚至準備加征關稅。」李迅雷分析，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限制，主要原因是美國貿易逆差過大，如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順差要佔美國貿易逆差總額的46%。至於指責中國對美貿易存在違反公平貿易的事實，其實只是由頭，如果中國能作出符合特朗普所期望的讓步，則貿易紛爭基本可以平息。

中國發展勢不可擋，勞動生產率提高才是主因

特朗普認為，中國對美貿易之所以能維持高順差，與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有關，但卻沒能找到「操縱匯率」的依據。匯率高估與否並不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主因。

那麼，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主因究竟是什麼？

李迅雷分析，研究發現，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升，才是決定出口競爭力的核心因素。構成勞動生產率的三要素是勞動力素質+資本密度+全要素生產率，中國勞動生產率提升對製造業的貢獻，主要來自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如截至2015年，美國有近40%的人受過大專以上教育，中國只有12%，相當於美國1972年的水平。儘管中美勞動力素質差距巨大，但中國勞動力素質的改善幅度卻非常驚人：2000年中國大專以上學歷者僅佔全國人口的3.6%，到了2010年上升至9.0%，相當於美國1959年的水平，即中國10年走過了美國24年的路。若以就業人數及GDP來衡量勞動生產率水平，則其增速在過去的20年里，美國的中位數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國超過了8%。

過去30多年來，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規模估計超過美國最近100年的投入量，這是中國製造業發展的根本原因，也令其他新興經濟體望塵莫及。中國工人的薪酬水平雖然上升不少，但目前仍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儘管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用工成本低廉，但產業配套、交通運輸條件和勞動力素質等方面與中國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李迅雷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特朗普說「不公平貿易」是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主因，顯然有失公允。中國經濟落後於發達經濟體，應該擁有「發展權」，即過去發達國家通過侵略和暴力來搶佔原住民的土地和財富，而後發國家只能通過移民來分享部分資源。「如今連移民都受限制，那至少給點自由貿易的權利吧？」

「回看過去40年的歷史，發現中國發展已勢不可擋。由於全球出口貿易的最大特點就是此消彼長，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出口競爭優勢黯然失色，日本在經歷連續六年的外貿逆差後，2016年才稍有順差。」他說，從1989年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恰恰都發生在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積極引進外資的過程中，如中國對美出口份額，正是從80年代末開始顯著提升的，這正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對美出口份額下降的開始。

「我不認為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高增長是奇蹟，因為最近30年的高增長起因是過去一二百年的低增長，即超跌反彈而已。所以，反彈至今，中國仍屬於中等收入國家，與同屬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差距還是非常大。」李迅雷認為，正因如此，中國將繼續發展，即便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也無法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中國不同於日本，前者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對外貿的依賴度會逐步減少。所以，中美貿易摩擦將長期持續下去，摩擦的背後，實際上反映勞動生產率增速的差異。

另一方面，從中美貿易的商品和服務看，彼此存在很大的互補性，因此，貿易摩擦的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應該是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過去40年來，中國的開放度已大大提高，故中美之間不大可能出現愈演愈烈的貿易紛爭。但從長期看，中美貿易紛爭很難化解，因為中國的發展必然伴隨著美國競爭力的下降，美國必然會為了維持霸主地位而不斷給中國設置障礙。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蔣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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