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安達，作家奈保爾嘴中「未來來了又去的地方」

盧安達種族屠殺肆虐的那段歷史至今已過去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年輕一代正在設法前行，新一波的野生動物旅遊也正在將遊客以及樂觀精神注入這個鼓舞人心的東非國家。

從 Bisate Lodge望出去的景色，可一直看到Sabyinyo、Gahinga，和Muhavura火山。

「我覺得生命和人，人的那種真實的宗教信仰，

悲傷和榮耀，都充滿了神秘。」

幾個女人正在基加利和火山國家公園之間的路上行走。

我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爾機場（Schiphol Airport）的地下一層，乘上了前往盧安達基加利的航班。機上的乘客形形色色：有美國的傳教團，各大組織的人道主義工作者，印度和非洲的生意人，回國的家庭，還有幾個看大猩猩的人，比如我就是。飛到中途，來自俄克拉荷馬的常駐烏干達的牧師站起身，沒等別人是否同意，便開始在機艙里宣講起了上帝之愛。

「他深愛著我們，為我們而死，」他慢吞吞的話語在機艙里發出刺耳的聲音，「但他不會一直保持死亡之身......」

一片靜謐，然後機艙的幽暗處傳來一個孤獨的聲音「：你怎麼知道？」我看了看是誰在說話。是一個年輕女人，皮膚有點淺棕色，顴骨高高的，正緊盯著牧師。 「哦，我知道！」他的語調有那麼點泄氣「，我當牧師已經有三十年了。」

女孩翻了翻白眼；我笑了起來，於是我們就交談了起來。昌塔爾?巴塔姆里扎?姆里米讓我第一次了解到在盧安達凡是超過一定年紀的人身上肯定都有故事。

昌塔爾是圖希族人。1961年，胡圖族第一次襲擊她的部族時，她父親便逃離了盧安達。她是在基桑加尼，是在沒有家園、流離失所的狀態下長大成人的，基桑加尼是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一個新興城市，奈保爾在《大河灣》中對那地方作了虛構，說那兒「是個未來來了又去的地方」。

我對使盧安達四分五裂的那場暴行只是略有耳聞。我知道圖西族和胡圖族早在現代化之前就已紛爭不斷。圖西族人養牲口，胡圖族種地。據說圖西族擁有阿比西尼亞人的相貌，類似於昌塔爾的長相。胡圖族人個子更矮，膚色更深。但兩個部族也彼此通婚。他們信同樣的宗教，講同樣的語言。事實上，他們彼此很相像，有人還開玩笑說只要收成不好，圖西族就能變成胡圖族，下場雪，胡圖族就能變成圖西族。

所有這一切都在歐洲的殖民統治下發生了改變，事情是從1884年德國的東非殖民地開始的。20世紀初，歐洲人一直念念不忘的是種族的純粹化。他們推測圖西族是北方文明種族的一個塵封的種族，黑皮膚之下是白色的靈魂。胡圖族則體現了野蠻非洲這一永恆的概念。一戰後，比利時成為當地主宰，不到十年，便給兩個種群頒發了身份卡，從而永遠分割了盧安達社會。後來依照分而治之這一古老的殖民信條，他們就讓圖西族來統治胡圖族。於是，流動的疆域就被強行固定成了一個無法逃離的社會事實。這片大地隱現了暴力的萌芽，到1962年國家獨立時期來了個大爆發。那就是昌塔爾家族遭到驅趕的原因。

但她為什麼又要回去呢？

她說「：種族大屠殺後，我們回去都是為了父母，盧安達是個希望之地。但我對它的記憶卻苦澀摻半。」

昌塔爾所說的種族大屠殺無論從速度還是規模上來看，其殘暴程度在如今的記憶中全球都罕有其匹：1994年4月至7月，僅僅100天里，就有100萬人被砍刀和其他粗製的工具殺害。胡圖族的准軍事組織聯攻派（Interahawe）橫行街道，所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全被一刀割斷。胡圖族丈夫殺死自己的圖西族妻子，神職人員殺害信眾，老師殺害學生。只是到了由胡圖族溫和派與昌塔爾那樣的圖西族流亡者組成的軍隊從毗鄰的烏干達介入進來，大屠殺才結束，當時那支軍隊的頭領也就是現在的總統保羅?卡加梅。這個1200萬人口的國家在過去二十年里一直在忙於修復這段恐怖的歷史。

昌塔爾如今住在蘇格蘭，她說「：我對『斬新盧安達』 的提法並不是特別買賬。」飛機開始在基加利的上空降落。舷窗外，一條銀色的天空平整地躺落在一道煤炭色的雲層上方。雨季馬上就要來了。突然，昌塔爾問我是不是要去看大猩猩。

「我第一次看見它們就哭了，」她說「。它們比我們更像人類。確實是這樣。」

談論大猩猩的人性有些奇怪，畢竟我們當時剛剛談論過人類的人性。但大猩猩確是一種象徵，希望的象徵，回歸正常生活的象徵。它們是盧安達再次面向世界的面孔。就像千山非洲旅行社（Thousand Hills Africa）的老闆Manzi Kayihura說的：「我們有兩件事最出名：大猩猩和大屠殺。」

基加利的白光刺破了幽黑、多山的地貌。我們降落在海拔1500米的高地。機場的空氣清冷繚繞，令我想起了印度北部冬季剛開始時的氣息，那兒是我成長的地方。

酒店早餐供應當地生長的百香果和樹番茄

大猩猩確是一種象徵，希望的象徵，

回歸正常生活的象徵，盧安達再次面向世界的面孔。

銀背大猩猩是一種成年的雄性山地大猩猩，他正在火山國家公園內自己的家裡。

「歡迎來到天堂，」在基加利的第一天清晨，我反覆聽見這個說法。從天堂酒店（Heaven）望出去，能望見紅色的山脈和紅色的坡頂，以及點綴於紅色塵埃中的寬闊的主幹道。這是一家很棒的精品酒店。任憑我怎麼想，那種紅色仍然會令我想起詹姆斯?鮑德溫說及喬治亞州紅銹色土地的那句話「：我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想法，那就是這片土地的顏色源於鮮血，那是從土地上的樹木中滲出來的鮮血。」

昌塔爾提醒我別在基加利討論大屠殺，但那很難做到。這是這座城市吸引遊客的主要興趣點。我的司機亨利?姆武瓦內扎是個學生氣的年輕人，穿著亮綠色的T恤，我們還沒離開機場時，他就說到了大屠殺。盧安達有大屠殺紀念碑和紀念館。H?tel des Mille Collines是拍攝《盧安達大酒店（》Hotel Rwanda）的地方，離天堂酒店不遠。還可以去參觀哈比亞利馬納總統座機的殘骸，1994年4月6日，許多人都認為他的座機是被胡圖族叛軍擊落的，由此便開啟了長達100天的大屠殺。

亨利冷冷地說起了那段時期，他的態度掩蓋了大屠殺的記憶仍舊鮮活這個事實。盧安達大屠殺和納粹的大屠殺不同，並不是由面目不清的國家機構實施的。許多人都相信多達100萬的人參加了這場屠殺。正如菲利普?古里維奇在他那本里程碑式的著作《特此告知你們和家人明天會被殺死》（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w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中所寫：很少有盧安達人的「親戚朋友沒有殺過人或者被人殺害。」儘管經過了幾十年的審訊和懲罰，那場罪行的規模仍然很龐大，很難做到真正的正義。於是就出現了一場紀念儀式：每年4月至7月，舉行為期100天的哀悼儀式。

紀念儀式也是繼續向前的一種方式。國家還很年輕，79%的人口不到35歲「。這是我們的時代，」年輕的電視主持人弗萊迪?詹姆斯說，我是一天下午在基加利和他相遇的「。我們被歷史拖了後腿，」他說「，現在得往前走。」大屠殺開始的時候，弗萊迪只有三歲，住在烏干達，那時的烏干達充斥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所說的「軍事樂觀主義」。他說他想去理解「成人眼中透出的痛苦，」但他對古老的部落制很沒有耐心。卡加梅政府廢除了身份卡，而且凡是問對方是胡圖族還是圖西族的，一律非法。弗萊迪是目光向前看的保羅?卡加梅那一代人的典型，他說「：這種事沒什麼好關心的。我們需要工作，我們需要買地、造房子、買車。」

如今，基加利正在蓬勃發展。有新建的酒店，新建的餐廳，大量的遊客。有像Sundowner和Repub Lounge這樣的露天酒吧，有嶄新的會議中心。這座城市讓我最喜歡的是馬路上那種輕鬆隨意的氛圍。永遠包裹於午後閑散氛圍之中的啤酒吧、美髮院、穿著亮色弔帶衫的帶孩子的女人抱著胳膊閑逛的年輕男人。這座城市努力想變得富有活力，並沒有開羅和孟買的那種瘋狂喧囂的氣息。在非洲，盧安達的社會指標最好。有篇報道說它是非洲大陸上最安全的國度，全球這樣的國度共有九個。議會裡的女性比哪個國家都多；大學畢業生的數目自大屠殺之後增長了14倍。

亨利現在正在讀碩士，正像他所說的「：1962年我們贏得獨立，1994年我們獲得重生。」

恢宏的中央大廳里兩側都生著火，有書，

有小地毯，還有獸皮，酒吧里美酒無限。

客人聚在Bisate Lodge的餐廳里。

大猩猩棲息於該國西北部的火山國家公園（Volcanoes National Park）內，在烏干達與剛果的邊境。亨利和我沿著一條蜿蜒的公路驅車往北駛去。不到幾分鐘，基加利就落到了後方，我們發現周圍都是漂亮的梯田、桉樹林和香蕉林。沿途看見的村落都是由泥磚砌起，近日連下傾盆大雨，斜坡屋頂正蒸發著水汽，還看見了鐵紅色喧騰的溪流。綠色與 鐵鏽色的百衲布偶爾會被深紅色的九重葛或尖利的刺桐打斷，這種刺桐有時會被稱為烈性撲克花。

我們在Nyirangarama這座簡陋的小鎮停車吃午飯，這座小鎮是因盧安達最有名的商人希納?傑拉德（Sina Gerard）才出名的。希納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辣椒油帝國，叫做Akabanga。這個辣椒醬巨頭留著鬍子，舉止高冷，帶著居高臨下的教皇態度歡迎了我，似乎還想舉起手讓我親吻。我禮貌地拒絕了，然後跑到一邊的自助餐台給自己盛米飯豆子、牛肉木薯。這是我在盧安達吃過的最好吃的食物。昌塔爾曾說過當地有種燉菜叫isombe，是用木薯葉燉的，和她說的一樣，每一口都很美味，尤其是淋上幾滴Akabanga的極具放射性的辣椒醬，就更好吃了。

接下來，我們繼續往前趕路。雨下了又停了，泥土變成深紅色，有種火山熔岩的模樣。低壓的雲層變成了幽深陰沉的綠色。我覺得自己正在遠離基加利的人類領域，緩緩地步入了大猩猩的世界。但即便在這兒，深入非洲的這一小塊腹地，四周環繞著五座火山，大屠殺仍以令人驚異的方式重新浮出水面。我們剛來到Bisate Lodge酒店，亨利就說「：你有沒有注意到盧安達沒狗？」 這我倒沒注意，可他說得沒錯：我確實沒看到一隻狗，也沒聽到一聲犬吠聲。這是怎麼回事？

他的解釋令我不寒而慄：狗吃死人，1994年，士兵因為它們對亡者的不尊重而把它們全給宰了。狗也是人類戲劇的犧牲品，它們永遠不應該迎合這種慾望，所以必因臣服於這種慾望而受到懲罰。

晚上，Bisate Lodge的黃色燈光透過雨霧照射進來，猶如熱帶地區的星球大戰。別墅群就建在山側，藍本是已故國王在盧安達南部地區的尼揚扎（Nyanza）的行宮，茅草苫頂的別墅看上去好似一群巨大的織巢鳥搭出的手工藝品。在用火山岩造的樓梯底下，我們遇見了酒店的荷蘭總經理英格里德?巴阿斯和一群好客的盧安達員工。樓上恢宏的中央大廳里兩側都生著火，有書，有小地毯，還有獸皮，幾片綠色玻璃在吧台上曼妙地舞動著，美酒無限。

我們現在的海拔是2400米。空氣稀薄。我房間里的雙面爐火可以散射到浴室和卧室。南非建築師尼克?普魯曼（Nick Plewman）設計的巨大的房間相當奢華，讓人恍如回到兒時，想起連環畫里置身鯨腹的故事。但鯨腹里還有大浴缸，柔軟的床，無敵的景觀。極盡舒適之能事的別墅是一個很好的觀測點。這兒主要的賣點是火山：Bisoke火山，以及更遠處的Karisimbi火山。冬季，山頂上終年積雪。兩座紫色的山峰的另一側山坡都落入了剛果。我覺得它們莊嚴肅穆，猶如壓在我胸口的巨石。天空暗了下來，Bisoke火山腳下閃現著稍縱即逝的粉色光芒。然後，夜色徐徐落到大地上，閃電便在天空之中胡亂地穿梭起來。

Bisoke火山是戴安?弗西（Dian Fossey）研究大猩猩棲息地的所在地。弗西在盧安達前前後後住了有18年，直到1985年遭到神秘謀殺，謀殺很有可能是偷獵者所為，因為她一輩子都在保護大猩猩。弗西是一個傳奇，但現在也有人認為她的態度太堅決，不允許遊客進入公園，可這對大猩猩有害無益「。她希望大猩猩都只屬於她，」一個當地人對我說，「它們是戴安?弗西的大猩猩。」 靈長類動物在最近幾年有所增長，盜獵正在下降。現在正在規劃擴大公園的面積，以適應不斷增長的大猩猩的數量。

樓下是一座大廳，客人都聚在那兒喝雞尾酒。天氣陰冷潮濕，爐火燃得很旺。菜單上有一道菜叫kuku paka，就是椰汁咖喱雞，吃起來有點像非洲的印度菜。這兒有南非的葡萄酒和盧安達的咖啡。這些都很不錯，但只能容納12名客人的酒店的氛圍卻偶顯沉悶。無論是公共晚宴，日常交流照片，還是有關大猩猩的故事，我總覺得自己像是擅自闖入了一場感恩節的晚宴，或莫名其妙地進入了其他人家的聖誕節晚宴現場。

它迫使你在許多對立的觀念中保持平衡：

希望與絕望，死亡與重生，人性與獸性，剝削與機遇，悲傷與榮耀。

Bisate Lodge內，茅草苫頂的別墅建在山側

從酒店驅車前往不到一小時，我們這群追蹤隊伍一俟經過火山國家公園邊緣地帶由鬆散的石塊壘砌的低矮石牆，便是森林的天下了。前面一分鐘，我們還置身於泥坯屋和除蟲菊的田野中，這種白色的花朵可以製作殺蟲劑；接下來，我們就已經進入了陽光不透的山口，濃密的森林環繞著Bisoke火山的上層山地。我們正在搜尋巴勃羅大猩猩群，這個家族是由兩頭銀背大猩猩領頭，戴安?弗西以前常去那兒。山路很陡，600米的攀登花了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得艱難地穿行於蕨類植物和蕁麻之間。有個客人產生了高原反應，不得不待到一邊休息。

森林愈來愈暗，愈來愈糾葛。豹紋般的點點陽光在頭頂閃耀。山口的參天巨樹環繞著我們：那兒有哈根屬的樹木，樹皮猶如捲煙紙一片一片的，似蕨的樹葉頂著噴泉狀的華蓋，還有金絲桃樹的樹叢，這種枝幹纖細的樹木有著長長的樹枝，上面掛著松蘿地衣，看上去好似某種鐵蘭。我們時不時地還能遇到壯觀的半邊蓮叢，這是一種巨大的蕨類植物，大猩猩就是用這種植物的葉片來建造家園的。

追蹤者走在前方，我們跟在後面，人手一個對講機，很快對講機里就傳來說話聲，說他們找到了巴勃羅的棲息點。這也就意味著大猩猩就在附近。我們經過一片幽深的半邊蓮叢，蓮葉覆蓋住了大猩猩新鮮的糞便。森林變得越來越密實，到處都是蕁麻，即便大砍刀都很難清出一條小徑來。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一片緩坡的草坪處，但在那兒根本找不到落腳點，差點踩到壯碩的銀背大猩猩。他四仰八叉地曬著太陽，正在給一頭小猩猩梳毛，我數了數，家族裡的其他成員有23頭，全都昏昏沉沉地躺在他的身後。

團隊里傳來了一陣純粹的近乎於宗教的狂喜。我們欣喜若狂地雙手叉腰，既害怕，又敬畏。大猩猩明顯是在享受午休時光，他們看著我們的眼神充滿了好奇和輕蔑，星相師、醫生和先知在對待前來見他們的朝聖人群時就是這種態度。然後，他們又自顧自地忙自己的事了，伸伸懶腰，打打哈欠，撕撕莖稈，給弟兄光滑的黑毛捉蟲子。我們待的時間越是長，他們就越活躍。他們笨拙地翻著筋斗，嬉戲著躍下山坡，輕聲發出咕噥聲，表示他們現在心情很好，願意容忍我們這些人的在場。

當地人告訴我們別和大猩猩發生目光接觸，但這一點很難做到。他們的臉很古老，又很睿智。昌塔爾說得沒錯：他們那黑色和琥珀色的眼眸中有著無限的人性，即便在僅有六個月大的小猩猩Uruyange的臉上也能看到這種深切的認同感，當時為了給小猩猩取名，國家還辦了一個盛大的授名儀式。待一天1500美元，最近價格又翻了倍，大猩猩成了硬通貨的來源，要看到他們對大多數盧安達人來說顯然是不可能的。但他們是某種復原的象徵，是對喪失的人性的堅守。人類犯下了野獸都不可能犯下的滔天罪行，系統化地將另一個群體徹底根除，給人類歷史留下了一塊獨特的污點，可正是他們使國家發生了改變。

盧安達是個困苦的國家。它迫使你在許多對立的觀念中保持平衡：希望與絕望，死亡與重生，人性與獸性，剝削與機遇，悲傷與榮耀。將目光從表面之下深藏的東西那兒移開很有誘惑力，來了又走最好不過。但對矛盾的思考也正是旅行所能帶來的真正的益處。

在盧安達的那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昌塔爾。後來，在基加利待的最後一晚，發生了一件極有意思的巧合。我當時正在機場外排隊，這時一輛車子停在我身邊：竟然是昌塔爾！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好像是我用魔法把她給召喚出來似的。我們倆都走了出去，對如此奇異的心靈相通讚嘆不已。我問昌塔爾是否也要飛走，她說不是的，是來這兒送一個朋友，但她幾天後也會離開。她說話的時候，眼中瞬間閃過一絲悲哀。我到家後，昌塔爾自行出版的回憶錄《我的人生旅途》（The journey of my life）已從盧安達寄出，正在等待著我「。非洲還是有希望的，」她這麼寫道，對自己的家園從滿目瘡痍變成活力重生充滿了驚奇之感。昌塔爾在自己的生命中就用了這樣的點金術，她穿透痛苦，來到了一個滿是力量與情感智慧的地方。據說往昔從來就不會死亡，而在盧安達，歷史投下的陰影比我去過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長。但我也發現凡是像昌塔爾那樣勇敢地直面往昔，就能擺脫羈絆，重獲自由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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