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滑鐵盧」

1870年5月，曾國藩突然接到了朝廷調任他為直隸總督的聖旨。

很顯然這並不是對他裁撤湘軍、自斷羽翼的嘉獎。天津出大事了，數國軍艦海上示威，武力威脅清政府。當地民眾也群情激奮，抗議威脅。朝廷中的嘴炮們也是主張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這不是他們第一次打嘴炮了，但是情勢卻比前幾次更為嚴重，因為七國同時出兵還是第一次，顯然事態萬分危急。為禍十三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平於他手，一手培植起來的私人武裝在他一聲令下盡數解散。此時他的聲望已然達到政治生涯巔峰。清政府仰仗他的政治能量去平息此事、民眾指望他的軍方背景去給他們一個合理的交代。這個燙手山芋無論他要還是不要，他都不得不接下。

曾國藩像

聖旨下發給曾國藩前不久，天津的士紳、商民、學生正走向望海樓天主堂的路上。他們被徹底激怒了。割地、賠款、通商、設廠、傳教一樣一樣不停地打擊著他們作為天朝上國臣民的自尊心。最近又聽一個匪徒武蘭珍說：「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並且供出了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外國鬼子長期強壓在身上的這口惡氣眼看著就要噴薄欲出了。

風言風語和一個無賴的信口雌黃成為了清朝官僚和士紳民眾回應長期欺壓他們的洋人勢力的根據。士紳、學生、商人無一例外都加入了這場謠言的傳播隊伍。他們肯定不會都信這謠言，但是現在，他們都願意說服自己去相信。自從洋人依靠他們背後的軍隊強行介入他們的生活之後，語言不通本就是一種很容易引起誤會的根源，平日里作威作福，發生衝突時狗仗人勢等種種姿態實在讓他們骨鯁在喉。洋人洋教都是主張一神論，這與百姓們參拜各路神明的做法大相徑庭。這種文化層面的對立更為潛移默化，他們不自覺地把洋人視為一種來自異域的、不可名狀的異族。這種形象的根深蒂固與近來洋人專門誘拐孩童挖心剖肝製作藥材的謠言相結合，洋人洋教形象的妖魔化在所難免。

天津教案遺址

當知縣劉傑等人押著匪徒去到望海樓後，發現該堂並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席棚柵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 故證明，以為對教堂和仁慈堂的誤解誤會，但此時群眾已經無從分辨真假。數千群眾包圍了教堂，教堂人員與圍觀的人群口角起來，引起拋磚互毆。事態嚴重化的速度很快超出了知縣和領事的控制，憤怒的群眾如洪水猛獸不停地衝擊著洋教堂和洋人。法國領事豐大業開槍成為了這起事件的一個爆破點，無法控制的民憤殺死了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

天津教案舊址

來到天津的曾國藩深知處理此事件的棘手之處，稍有不慎，便會跌落萬丈深淵。他從當時局勢出發，不輕言戰事，不願與法國開戰。因此，曾決定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經他調查之後，確認洋教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此事來龍去脈實系民情被居心叵測之人幕後操縱、加以控制，在一個特殊的節點爆發。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已盡」，慘遇生涯「滑鐵盧」。

教案問題由來已久，此類事件的不間斷髮生證明其不是樁樁件件的普通案子。曾國藩深知其中險惡，但是他在戰爭與妥協之間的痛苦抉擇亦不為政府所支持、不為民眾所理解。他的苦心經營、忍辱求全反倒成為了殺害民眾、討好列強的賣國行為。這樣的交涉結果極大地損傷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於朝廷臉面也無益，直隸總督也由李鴻章接替。當然這又成了為無能的滿清政府背的鍋，任是曾國藩這樣的政治強人也難以處理，足見滿清國力已經衰落到何種境地。曾國藩本人也陷入「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之責，一年後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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