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孟頫的政治生涯——身後之謗譽！

總第1087期；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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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孟頫生平思想簡介

作者：王連起

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是當代在中國古代書法、繪畫、碑帖三個方面都有深入研究的專家

趙孟頫，字子昂，生於南宋理宗寶祐二年（一二五四年），卒於元英宗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是宋太祖之子德芳之後裔，其高祖伯圭和宋孝宗是兄弟，始賜第湖州，故趙孟頫為吳興人。

其父趙與訔，宋度宗時為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喜愛詩文書畫並有收藏，這對幼年的趙孟頫是有影響的。據《輟耕錄》記載，子昂五歲時寫的字，就已經被人拿去賣錢了。其母丘氏系續弦。兄弟八人中他排行第七。十一歲，父卒，由其母撫育教導發奮讀書。「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元史》本傳說他「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這就是後人所謂的「趙七司戶」的由來。但實際上他根本不可能去上任，因為真州（今揚州附近儀征、六合一帶）當時已是邊境戰場，一個宗室少年是不會冒險赴任這微不足道的職位的。有一個旁證可說明這個問題：趙孟頫寫的《五兄壙志》（趙孟頫《松雪齋集》外集），言及趙孟頖也是十四歲以父蔭補承務郎，事在咸淳丁卯之前，七年後甲戌「授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未上」。這時的老五起碼已二十一歲，卻還「未上」。原因是相同的：以父蔭補個職銜，領一份俸祿，同清代宗室子弟的承恩、奉恩將軍一樣，根本不需要上任。在他二十三歲時，元軍進入臨安，南宋事實上亡國。

關於趙孟頫的生平，楊載為之所撰《行狀》（《松雪齋集》附錄）、歐陽玄為之所撰《神道碑》（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九）、《元史》趙孟頫本傳記之頗詳。今人又有系年、年譜、研究等。之所以在這裡還要作簡要介紹，是為澄清我認為必要的涉及其評價的一些問題。

宋亡後，趙孟頫在家鄉「益致力於學」，向敖繼公學習經史，與錢選等研習繪畫，並常往來於湖州和杭州之間，同聚集在杭州的著名文學家、書畫家、收藏家周密、戴表元、白珽、仇遠、王芝、郭天錫、高克恭、李衎、鮮於樞等品評書畫，研討藝文，互相陶冶。杭州不僅人物薈萃，且是當時的文物聚散中心。趙孟頫在此，既開闊了眼界，又增長了學識。其名聲也越來越大，不但名列「吳興八俊」，而且「聲聞涌溢，達於朝廷」了。

趙孟頫跋韓滉《五牛圖》卷

這時，元統一的大勢已定，元世祖忽必烈認識到統治這中華大帝國，必須要籠絡漢族士人。所以早在伯顏大軍剛入臨安時，元世祖就命人「行台江南，且求遺逸」。至元二十三年，再次命程鉅夫到江南「搜訪遺逸」。

三十三歲的趙孟頫，便是這次搜訪的首選。這同趙孟頫為宋朝宗室，是當時最重要的「統戰」對象有直接的關係。據楊載所撰的趙孟頫《行狀》和張雨跋趙孟頫書《雜書三段卷》可知，在此之前，禮部尚書夾谷之奇、道士杜道堅，都曾推薦過他而遭拒絕。這一次為什麼成行？可從他在給郭右之的信中以及他剛到大都送朋友的詩中得些線索：「昔年東吳望幽燕，長路北走如登天。捉來官府竟何補，還望故鄉心惘然。」（《松雪齋集》卷三，送高仁卿還湖州）

所謂「搜訪」，原來是帶有強迫性的。清陸心源《宋史翼》引《東陽縣誌》說得更明白：「時元主方求索趙氏之賢者，子昂轉入天台山依楊氏，為元所獲。」與趙孟頫一起被「搜訪」到的吳澄，在虞集為之撰寫的《行狀》里，也說是被「強起」的。但吳澄不願出仕，可以放還，而趙孟頫是與之不同的。所以，此時趙孟頫給郭右之的信中就有「此次應酬失宜，遂有遠役之憂，奈何，奈何」的無奈。

當然，趙孟頫自己思想的轉變還是主要的因素。正值壯年的趙孟頫，深受儒家兼濟思想影響，要做番事業，就必須走忠君體國的出仕道路。所謂「士少而學之於家，蓋欲出而用之於國，使至賢之澤沛然及於天下」。（《松雪齋集》卷六，《送吳幼清南還序》）

另一方面，趙孟頫雖為宗室，卻對南宋政權有較清楚客觀的認識而少留戀：「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松雪齋集》卷四，《岳鄂王墳》）作為宗室，這個認識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而「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謝安」（《松雪齋集》卷四，《和姚子敬秋懷五首》之三），更為南宋朝廷的偏安苟且、腐敗無能深感恥辱。

實際上，宋朝在澶淵之盟以後的二百七十多年裡，一直用百姓血汗向北方的遼金等歲輸幣帛以換取苟安，到後來更厚顏無恥到向人稱叔稱伯。當一二七五年伯顏大軍逼近臨安時，南宋朝廷還想以「尊世祖為伯父，世修子侄之禮，歲幣銀二十五萬兩，帛二十五萬匹」的故伎來換取苟安。偏安東南一隅，版圖、人口都很有限的南宋政權，要進行怎樣的壓榨剝削才能搜刮到這些財富呢！這樣毫無起碼尊嚴的屈辱腐朽政權，如不敗亡那倒是奇怪了！難道趙孟頫因為是宗室就必須為它做殉葬品嗎？趙孟頫在經過長時間的思考之後，做出了出仕的選擇。

趙孟頫 人騎圖卷 紙本設色 縱30cm 橫52cm 故宮博物院藏

元世祖一見到趙孟頫，便為之傾倒：「神彩秀異，珠明玉潤，照耀殿庭。世祖皇帝一見稱之，以為神仙中人。」（楊載《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行狀》，簡稱《行狀》）關於趙孟頫的形象神采，還有一個故事：田衍初見趙孟頫，竟是憑人說其相貌在大都街上認出的。趙孟頫正在走路，忽然有人問他：「君非子昂乎？」這就是田衍。問他何以知之，回答曰：「聞諸鮮於伯幾，趙孟頫神情簡遠，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師數年，未嘗見若人，非君其誰？」（《松雪齋集》卷八，《田氏賢母之碑》）靠人介紹能在幾千里外認出其人，若非有驚人之貌是不可能的。

當然，除了天生的儀錶美外，還必須具備各方面的極好修養，才能使氣質風度不凡，否則是不會有這樣的神采和魅力的。而這很大程度上又是優秀的民族文化滋潤陶冶的結果。這對構成趙孟頫的審美意識、藝術特徵，特別是書法的藝術風格，有著直接的關係。

從政之初的趙孟頫，認為是自己施展抱負，展示才能的機會到了，為元世祖起草詔書，他「揮毫立就」；世祖認為是「得朕心之所欲言者」。而對「至元鈔計贓論罪」的討論，不但體現了他非常關心國計民生，並且還具有卓越的政治經濟才能和見解。（姚公騫《松雪齋集教後記》，《江西師院學報》，一九七九年）其後，他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抵制元蒙統治者的政治殘暴。同劉宣一起巡查江南推行至元鈔法時，置權相桑哥的嚴命於不顧，「遍歷諸郡」，「未嘗笞一人」。並不顧地位低下，積极參加了剷除桑哥的活動。

趙孟頫的這些見解和活動，贏得了元世祖對他的寵信，也招致了蒙古權貴的嫉恨排擠。在朝五年，使他逐漸看清了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的殘酷，皇室政局的變幻莫測。認識到「豈知佐理自有材，勉強盡粹終無補」，自己並不能施展才能和抱負。所以當年邁的元世祖讓他充當耳目，似乎非常信任他時，他卻「自是稀入宮中，力請補外」。

至元二十九年，趙孟頫以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出守濟南。在山東期間，他為政清簡寬厚，平冤獄，辦學校，關心百姓疾苦。但同在朝一樣，在地方也受到蒙古官員的排擠。因此，他對官場生活更加厭倦。在《歲晚偶成》詩中寫道：「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霅水頭。老子難同非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濯纓久判隨漁父，束帶寧堪見督郵！準擬新年棄官去，百無拘系似沙鷗。」退隱思想開始佔據主導地位。

元貞元年夏，元成宗以修《世祖實錄》召趙孟頫進京入史院，他以病辭回吳興老家。在以後的年月里，他不是辭官不受，就是請假還鄉，用以擺脫朝廷的羈絆。

趙孟頫 行書萬壽曲卷（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如大德元年，朝廷任命其為太原路汾州知州，他沒有去。大德二年，召他進京寫金書《藏經》，事畢留他入「翰院」，他「力請歸」。至大二年升他為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桑事，他還是不去。至大三年，他剛被召到大都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他又「謁告歸」。皇慶二年，趙孟頫被剛即位的元仁宗召至京師，任集賢侍講學士，並推恩兩代，他還是以祭祖為名還鄉，直至半年後再次召回。

從四十二歲後每次還家，都非朝廷詔令不還。所以他並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貪圖富貴而留戀官場。他的出身地位與吳澄等是不同的。他是元朝廷用以「藻飾太平之美」的主要對象。「自知世事都無補，無奈君恩不許歸」，是很難輕易擺脫牢籠的。

這期間，他只接受了一個職位：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任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是管理學校教育、考校呈進著述文字的閑散官職，署於杭州。早在至元丁亥九月，趙孟頫就慨嘆因居官南北奔走而無暇在書法上用功，現在如願以償了。不但有時間揮毫染翰，而且又可以同老朋友牟、戴表元、鮮於樞、王子慶等品評詩文書畫（王子慶此時為元秘書庫在杭州裝裱內府書畫）、研討文藝了。並以公務之便，更廣泛地結交了各地的文人學子，各方面修養更加深厚。南北宦遊閱看了大量公私書畫，經過心摹手追，玩味升華，作為營養吸收在自己的創作中。不但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而且逐漸達到了完全成熟的階段，作品也日見增多。

趙孟頫為官三十餘年，人稱「榮際五朝」。但只有元仁宗時，才得到較高的職位。元仁宗是元帝王中接受漢文化較深的一位，做太子時對趙孟頫就很賞識。嘗詔侍臣曰「文學之士，世所難得」，並將子昂與唐之李太白、宋之蘇子瞻並論。趙孟頫由翰林侍講學士升為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再升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延祐三年七月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為從一品官並推恩三代。

張雨跋趙孟鈷《雜書三段》卷

元仁宗稱讚子昂有七件人所不及的優點，曰：帝王苗裔、狀貌昳麗、博學多聞、操履純正、文詞高古、書畫絕倫、旁通佛老。可謂褒獎之至，但沒有一件言及他的政治才能。這說明，蒙古皇帝只是把他當作文學侍從之臣看待。所以，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寫了一首《自警詩》：「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唯余筆研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即道出了內心的苦楚，說明只有藝術上的進取才能使精神上得到慰藉，並且預感到了身後之謗。

這種思想，同樣也表現在《酬滕野雲》詩中：「功名亦何有，富貴安足計。唯有百年後，文字可傳世。霅溪春水生，歸志行可遂。閑吟淵明詩，靜學右軍字……」只有退隱，才能減輕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只有詩文書畫，才能給精神帶來寄託。

延祐六年五月，六十六歲的趙孟頫再次「謁告欲歸」，並獲准還鄉。途中，他的妻子管道昇死在臨清舟中。這對趙孟頫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因為管夫人不但詩文書畫皆通，而且非常理解趙子昂，精神上給予他很大的支持和安慰，從趙孟頫給中峰和尚的信中，可見其感情之深。從此他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元英宗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六月，這位大書法家在故鄉家中「觀書作字，談笑如常時」死去。享年六十九歲。元朝廷追贈他為江浙等處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謚號文敏。

趙孟頫因藏有古琴名「松雪」，便以之署齋，並自稱松雪道人。亦曰水精宮道人。家有鷗波亭。因此，人們以齋名稱趙松雪，以亭名稱趙鷗波，以出身稱趙王孫，以地名稱趙吳興，以官銜稱趙集賢、趙榮祿、趙承旨，以追封稱趙魏公，以謚號稱趙文敏。

趙孟頫是一個有多方面成就的藝術大師，其詩文，在元代文學史上，也有相當的地位。「為文清約典要，諸體詩造次天成，不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牘能以數語曲暢事情。」還是一位文物鑒定家：「鑒定古器物、名書畫，望而知之，百不失一。」（《圭齋文集》卷九《魏國趙文敏公神道碑》）他精通音律，著有《琴原》《樂原》兩篇關於音律方面的專著。精通篆刻，著有《印史》，其序文也收在《松雪齋集》中。

他在中國繪畫史上亦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對文人畫的發展，可稱從理論到實踐都有劃時代的貢獻。董其昌稱其畫為「元人冠冕」，元四家都是由他「提醒品格」。對中國山水畫影響最大的兩大流派——董、巨和李、郭，只是在趙孟頫進行了提煉省減之後，才為元明清眾多畫家繼承發揚，尤其是董、巨是趙孟頫改造後影響了「元四家」並成為明清文人山水畫的主流。

元 趙孟頫 秀石疏林圖卷（局部）

趙孟頫曾著《古今文集注》，楊載所撰《行狀》、元朝廷的《謚文》、歐陽玄撰文的《神道碑》，都有記載或評價。可惜今已失傳，但其序尚存《松雪齋集》中。他明確指出「古文尚書」是偽書。此問題始於朱熹，至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此案才算暫時了結。今天究竟如何評價此事非本文所關。子昂所持論據，與朱至閻諸論者的異同，亦不必考究。

這裡要探討的是，他為什麼要治《尚書》。從他反對「治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為非，而以立說奇險為工」（《松雪齋集》卷六《第一山人文集序》）的傾向，而主張「一以經為法，一以理為本」（《松雪齋集》卷六《劉孟質文集序》），並提倡「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再聯繫到他雖處於理學籠罩著學術思想的時代而對之絕口不談，卻寧可對釋、道之徒持弟子禮來看，他將《尚書》分今文、古文而為之集注，應是針對南宋以來那些尚空談，不理會世事，只知講明心見性、封建倫理綱常，而視文藝為枝葉（更視書法為小道）的道學家們的。趙孟頫精研這儒家的經典《尚書》，大概是要從根本上揭露這些「不拘經義訓詁，但憑己意說經」的道學家們的虛偽。

而他「旁通佛老之旨」，且「造詣玄微」，又可映照出道學家的一些所謂學說，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如聯繫他以宋宗室出身而仕元以及剛出仕時的活動，特別是對發行至元鈔的見解綜合起來看，他的思想似受南宋浙東陳亮，特別是葉適等人的影響，是不太理會道學思想束縛而比較活躍、進取和實事求是的。當然，這種傾向比較明顯地表現在他中晚年之前。上舉三文，皆未言及子昂此書著於何時。唯元人何貞立在《松雪齋文集序》中有：「仆又嘗見公所著《書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所自寫。此又集外之文，人尤未知之耳。」因知其為盛年作。

按：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卷十六有《趙子昂重輯尚書集注序並畫像》一冊，所錄文較《松雪齋集》錄文長約兩倍，其中有 「集注始於至元十六年，中更作輟成於大德元年，今又二十餘年矣」云云。亦說明著於早年，但未見此墨跡原件，不能作為確證，附此以資參考。

趙孟頫實事求是的思想，也集中地體現在他的書法理論上。

在中國，將人品和書品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以道德倫理教育進行捆綁，從柳公權的所謂「筆諫」，到歐陽修、朱熹推崇顏真卿「忠臣字」，影響至今。但趙孟頫早在三十六歲給王芝的信中就指出，魯公字是書家變體，兒童並不宜學。指出這一點並非是短毀魯公，而應當是書學「二王」，人品學魯公。正是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使得在書學上也體現出中國人做人的品質：他看到當時人以他為榜樣，要「學書當亞子昂」，便指出「學書當追配古人，余書何足道哉」，論鮮於樞書稱其「過己遠甚」。

趙孟頫 行書二贊二詩卷 局部 紙本墨筆故宮博物院藏

趙孟頫在各種文藝領域發揚蹈厲，勇於進取，並獲得傑出成就，他的這種思想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且，趙孟頫不僅自己取得了多方面的藝術成就，還直接帶動和影響了元代一大批文藝家。不要說趙雍、王蒙、俞和、崔彥輔，就是黃公望、朱德潤、唐棣、陳琳、王淵、楊載、柳貫、虞集、康里巎巎等，也莫不得到過趙孟頫的指教、點撥或提攜幫助。

在元代這個特殊的朝代，在一個經濟文化都相對落後的民族統治了中國，中華民族固有的先進文化受到壓抑和阻礙的時候，趙孟頫通過自己辛勤的勞動創造和不懈的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藝術得到繼承和發揚光大，這個歷史的作用應當說是巨大的、不朽的。因此得到了當時及後世的高度評價。

但到明末清初，由於審美標準的改變，特別是民族矛盾的尖銳，才出現了對他的各種歪曲——從貶低他的書法藝術到編造史實污衊他的人品。而根源皆出於他以宋宗室出身仕元。但是，縱觀他的一生，可以看到：

1、趙孟頫在宋亡時，既不是持節的文臣，也不是擁兵的武將，僅是與宋帝同宗的青年，不應負這亡國的責任。他出仕元朝，是宋實際亡國十年後的事。所謂變節或投降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聯繫到與它同時出仕元朝的其他人卻不受這種指責，更可以看出，這其實是從封建家天下立場出發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宋遺民周密要比這些人明白得多，他對趙孟頫與對劉夢炎、方回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按：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嘲留忠齋」條記云：「趙子昂入覲之初，上命作詩嘲留忠齋云：﹃狀元曾受宋朝恩，目擊權奸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好將忠孝報皇元。』留以之銜之終身雲。」此事亦見楊載《行狀》，詩句有所不同。留忠齋即劉夢炎，為南宋降元之臣。《癸辛雜識》別集上「方回」條，對降元的方回也表示了極大的鄙視和無情的鞭撻。而對趙孟頫仕元，卻未見微辭，依舊保持著非常友好的關係。

2、趙孟頫仕元，從政治活動到人品，無劣跡可言，而是一個比較正直寬厚、並有相當才能和見解、關心國計民生的封建士大夫。什麼骨力乃弱，酷似其人；什麼軟媚、奴書之類因歪曲其人而貶低其書的評論，都是毫無根據的。作為藝術評論或藝術史，主要應從藝術本身的特質，從審美的角度來研究藝術家的創作，從具體的發展中估價其得失對比關係，從而確定他在本門類藝術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3、趙孟頫由於特殊的出身、經歷和環境，思想上確實常常有矛盾和痛苦。但由於他的各方面的學識和修養，他沒有因受寵而得意忘形，也沒有因失意而哀嚎暴怒，而是以藝術上執著的追求和創作成就來沖淡轉移這內心的不平。這就造成了他性格雖正直寬厚卻溫文爾雅，隱忍內向。折射在藝術氣質特別是書法風格上，就表現為意度清和、風格暇整、精審流麗、飄逸而又深沉。這就是個人性格、氣質對其審美情趣和藝術風格的影響吧。從這一點看，倒確實是書如其人。

原文作者：王連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原文來源：《紫禁城》2017 年8月刊《趙孟頫生平思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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