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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之差:趙孟頫《草書千字文》險為偽跡

一字之差:趙孟頫《草書千字文》險為偽跡

元 趙孟頫書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集賢直學士、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程鉅夫奉詔前往江南搜訪賢能。四月,程鉅夫抵達建康(今南京,江南行台所在地)。此後遍歷浙東、浙西、江東、江西,開始縝密廣泛訪查遺賢,「有德行才藝者,即驛送入覲」。除了元世祖忽必烈欽點的趙孟藡、葉李外,他還向朝廷薦舉了二十餘人,其中就包括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據《行狀》,趙孟頫是當年十一月受薦,並很快北上大都。關於他何時到達大都,並沒有具體直接的資料。只是在趙孟頫《初至都下即事》一詩中,描寫他自己初到大都,恰逢「海上春深柳色濃」。說的是當時元朝中書省所在地積水潭一帶三月間的景緻。更為重要的一條史料來自《元史·世祖本紀》:

(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乙丑(四日),召麥術丁、鐵木兒、楊居寬等與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及葉李、程文海、趙孟頫論鈔法。這是趙孟頫首次出現在元朝官方記載之中。由上述資料,可以推斷出趙孟頫初次大都行程首尾時間節點——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受薦不久即從家鄉湖州北上,到達大都的時間應該在次年二月中下旬到閏二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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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趙孟頫 草書千字文卷(局部)紙本墨筆 縱二六·九厘米 橫三二四·一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在趙孟頫傳世作品中,恰好有件與這段時間相對應的《草書千字文》(上海博物館藏)。卷後董其昌辛丑年(1601年)題跋稱「吳興千文行世者甚多,未有瀟洒緊遒若此者」,評價甚高。見於《平生壯觀》等多種著錄書,曾入清內府,是公認的趙書真跡。《草書千字文》書迄,趙孟頫寫了一段題記,說明作書的原委和時間。這段題記,《式古堂書畫匯考》、《江村銷夏錄》及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都逐字過錄了:

吾甥張景亮,以此紙求書千文。屬吾有京師之行,趣迎上道。不能作楷,乃為行、草二本。時至元丙戌十二月也。次年三月,馳驛至崇德。陳君養民持以見示,始知景亮蓋為陳君求也。陳君又必欲書識其後,就館中借筆墨記而歸之。開封趙孟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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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孟頫自題《草書千字文》卷 圖片取自吉林文史出版社編《趙孟頫草書千字文》

題記中的張景亮,即趙孟頫姐夫張伯淳長子張采,其家「系出清河,支居崇德」。行、草兩本《千字文》是他為同鄉陳養民向其舅求書,可惜行書本已經散佚。由於趙孟頫早期書法作品、傳記資料都比較少見,《草書千字文》及其題記的藝術、文獻價值都非常重要。但題記所記載的北上行程,卻存在著難以解釋之處。

首先是題記本身的內在矛盾。丙戌(1286年)十二月受程鉅夫薦舉,「趣迎上道」,急於裝束以致沒有功夫作楷書,兩三個月後卻才「馳驛」到達距離家鄉湖州百里的崇德州。極不符合元朝前期官員赴任日期的規定{參考大德八年(1304年)官員赴任程限:「已除赴任官員在家裝束暇限,二千里內三十日,三千里內四十日,已上雖遠,不過五十日」。又「自啟程至到任,馬日行七十里,車日行四十里,乘驛者日兩站,百里以上止一站,舟行上水八十里,下水百二十里」。},況且此時趙孟頫自身也沒有發生什麼重大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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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中這一矛盾,應該說是不少人注意到了。外山軍治在其《趙孟頫の研究》所附年譜至元二十四年一欄中,指出題記中三月行程,與《行狀》等資料不一致,但他並沒有作出解釋。徐邦達對此的看法是:「此卷末後自稱『趣迎上道』,正在束裝待發的時候。題記又稱:『次年三月馳驛至崇德。』崇德(石門)在今浙江省,那時僅出家門(德清)一步,可謂遲遲其行了。」這個解釋並不迴避問題,實際上是很高明的。任道斌《趙孟頫系年》則提供了另外一種思路。他將題記中的行程記錄拆解開來,分為空間並不銜接的兩段,即「十二月,孟頫赴京途中為外甥張景亮草書《千字文》卷」與「三月,孟頫奉命離京馳驛至浙江崇德,為友人題張景亮去歲所屬《千字文》行草卷」。顯然是認為趙孟頫從湖州抵達大都後,又奉命從大都南返崇德公幹,在崇德應陳養民之請再題《千字文》的。且不論題記內容的理解問題,單從完成覲見皇帝等一系列行政程序同時還要在兩三個月內往返於湖州、大都,此說就不可取。

其次是題記與《元史·世祖本紀》的衝突。前文已經論證趙孟頫初抵大都不晚於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四日,考慮皇帝召見之前的行政程序,將這個時段定在二月中下旬,大致不差。《元史》本紀部分系照抄元十三朝《實錄》而成,在《元史》各部分中文獻價值最高,其可信度毋庸置疑。而《草書千字文》題記中趙孟頫至元二十四年三月方啟動北上行程,當時還在家門口的崇德,顯然與《元史·世祖本紀》記載鑿枘不合。還有趙孟頫初至大都題詩為輔證,根本沒有解釋的餘地。換句話說,如果確定《元史·世祖本紀》無誤,則《草書千字文》就是偽作。但此卷結體謹嚴、運筆遒勁,牽絲轉折處毫無停滯,從明代董其昌,再到現代張珩、徐邦達一致認可,均定其為趙書早年真跡。斷其為偽,證據單一,顯得很不妥當,的確是兩難。

一字之差:趙孟頫《草書千字文》險為偽跡

元 趙孟頫 草書千字文卷(局部)紙本墨筆 縱二六·九厘米 橫三二四·一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呢?經過仔細比對,可以發現產生上述困惑的原因是題記的錄文有誤——將「次年三日」錯錄為「次年三月」。只要把《草書千字文》趙孟頫題記中的所謂「月」字放大,可以明顯看出,這是「日」字。無論在趙孟頫本人的書寫習慣上,還是傳統的草書筆法,這兩個字的區別都比較明顯。「月」字的結構偏長,左右的撇筆豎勾是相對張開。而「日」字右豎習慣性向內收。

這樣一個明顯的著錄錯誤,為什麼會長期沿襲下來?這應是書寫者與著錄者所處情境不同,信息不對等所導致的。就書者趙孟頫來說,他寫到「時至元丙戌十二月」時,知曉求書人陳養民對他的行程很清楚,隨後的「次年正月三日」就隨手省略為「次年三日」。而且還有驛程緊迫不暇多寫的客觀因素。處在上述情境中的書者如此處理,自然並無不妥。但後來的著錄者卻按照文字表達習慣,很容易將日理解為月。同時,《元史·世祖本紀》的記載,著錄者恐怕也沒有注意到。

將《草書千字文》題記錄文的錯誤更正後,這個文本不但和《元史》等史料的記載毫不衝突,且能互相補充。藉此可復原出趙孟頫出仕元朝北上大都的行程,為研究趙孟頫早年生平,提供一份可靠的資料。

原文作者:馬順平(故宮博物院書畫部副研究館員)

原文來源:《紫禁城》2017 年8月刊《上海博物館藏趙孟頫《草書千字文》題記校讀》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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