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是任何人無法擋住的，此時，我們為什麼還可以堅持樂觀

天下 04-11

「有時候，關鍵的不是去改變世界，而是去解釋世界。」

在某個關鍵時刻，關於如何解釋這個世界，如何與未來相處，我們需要聽聽睿智、獨立的聲音。

我們邀請了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傳播學等領域的 20 余位專業人士，回答了我們的問題。

正在崛起的中產階層，如何看待他們對於財富和教育、就醫等稀缺資源表現出的焦慮；

因為北京文科狀元的一個訪談，引發的階層流動與固化的擔憂；

如何看待城市化過程中，低端就業人口與高端城市定位之間的矛盾；

改革開放 40 年，我們如何看待過去的成就，未來是否可持續；

在更長的時間段內，我們如何面對歷史，比如文革；

農村變得凋敝，東北失去活力，這會折射出我們未來的停滯嗎；

公共事件出現以後，越來越多的發聲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如何營造一個理性的公共話語空間；

中產階級對於這個社會究竟意味著什麼，它們會被寄予現代化轉型的希望嗎；

如何看待越來越嚴重的民族主義情緒，未來我們如何帶著「中國」的標籤與世界相處；

政府的強勢，民間社會的缺失，一個缺乏的彈性的社會隱藏什麼樣的危機……

問題紛繁而且複雜，但與年輕一代的未來生活息息相關。被訪者希望，留給未來年輕一代的這個世界運轉良好而且文明進步；在複雜而且迷茫的世界中，保持獨立與理性。

以下為第二篇。它涉及我們如何看待目前我們所處的階段，即使問題多多，我們為什麼還可以保持樂觀。

1.為什麼我們不用害怕全球化眼下在全球範圍內的勢微？

特朗普、法國民粹、英國脫歐等反全球化行為在幾百年全球化歷史中只是「小漩渦」

雷頤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我覺得從全球化來說，我們現在通常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作為全球化的一個開始，這五六百年，你看整個是越來越強。它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會有一種很強烈地反全球化的東西。但是，你看因為經濟的發展、科技的發展，它已經是從大的範圍來說是無法遏制的。當然，它一個小漩渦作為我們一個人生，恐怕就在這一個漩渦中過去了。

但是，畢竟你想想現在的程度，比如說包括英國脫歐，這是很大的大事。但是，你放在歷史上看，歐盟的建立是很難，幾乎從前是不可想像的。包括我們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和國家利益之間的交往越來越緊密相連。那都是為了利益，就可以打一場那麼大的戰爭，覺得必須有一個國際性的機構來協調管理，就成立了一個機構，叫做「國聯」。「國聯」的權威是很有限的，幾乎可以說任何權威都沒有，美國又沒參加，是它發起的，但是它國會就通不過，更不要說它有任何其他的權威了。你像日本侵略了中國東北，「國聯」調查，雖然譴責了日本，你也毫無作用。並且日本一憤怒，我退出「國聯」。你譴責我，我退出，結果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快結束的時候，就覺得恐怕得有一個更強有力的國際機構——「聯合國」。「聯合國」它有種種問題，但你比較「聯合國」和二十多年前的「國聯」，它的權力要比「國聯」大得多了，有維和部隊，國際間還成立了一系列的金融機構。現在哪個國家發鈔發得多了，甚至都會受到其他國際金融機構，什麼國際貨幣組織的管束。按照從前觀念，我發鈔發多發少，完全是我一個國家的主權。現在你都不能不顧及到了。

（實際上，你覺得像美國、英國、法國這些情況可能都只是小漩渦？）

當然了。但這個「小漩渦」，對於我們一個人來說，可能你的一二十年，甚至你的幾十年、半輩子就過去了。但是從全球化來看，這個趨勢來說，我覺得是（不可阻擋的）。與全球化相關的，它下面那套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也是一樣的。

歐美憲政體制上總體是健康的，發展過程當中的搖擺不用過度解讀

張千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全球化有所退縮。特朗普當選只是一個現象，它會反映出一些更加深刻的原因。歐洲主要就是反移民，比如說為什麼「德國另選」（AFD）會一下子得到 13% 的選票，就是因為這些選民厭倦了基督教民盟和社民黨代表的主流選擇，而是要另闢蹊徑。這個「蹊徑」基本上就是要回到排外和種族主義的老路上去。去年底大選，它可以說大獲全勝。奧地利現在也是保守黨組閣，所謂的「保守」對於他們來講好像有點要走納粹老路的意思了。但這只是一個端倪，距離納粹很遠，沒有什麼可能性。主要也是受到某些事件激發，比如說移民一下過多，默克爾可能是太猛了。這樣就會造成一些社會問題，然後再引發一些社會情緒。等到平息之後，它又會恢復正常。畢竟，德國的 AFD 也就是得了 13% 點幾的選票，離納粹當年得到百分四十幾還差得很遠。就跟人體一樣，不僅各種病毒細菌都存在，甚至癌細胞也都存在，就看你體內的免疫力有多少？你的健康的細胞有多少？活力有多大？

應該說，歐美的憲政體制總體上仍然是健康的，川普面臨的各種制度約束和監督就是很好的證明。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當中免不了會左右搖擺，包括中國也是這樣。今年變得好一點，明年可能差一點，但它不會改變憲政民主的大趨勢，所以不要對這種暫時現象做過度解讀。

為什麼全球進入到一個保守主義時間段？

洪濤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20 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理想主義的世紀，當然，也是一個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世紀。到了 1970 年代，情況發生變化。西方大概是在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開始走向保守。中國晚一點，差不多要到 21 世紀，大家都開始告別革命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我沒有做全面的研究。想來經濟或許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資本主義的整套經濟機制不僅普遍化了，而且固化了，不論你號稱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聲張什麼樣的文化，都不得不融入其中，因為只有這樣你才有利益，作為國家才能富強。這個力量非常強大。它所產生的一系列後果：技術工業的發展、理性官僚制、消費主義等等，都易於使每個個體陷於無奈而順應的格局之中，可以這樣說，理想主義的衰落和保守主義的興起，乃是資本主義這一「堅殼」降臨於人類的一個結果。

當然，「保守」這個問題本身很複雜，從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保守」。從權力的角度來說，「保守」意味著秩序主義和服從。權力者總是希望老百姓能夠聽話，我們經常從各種不同類型的官僚嘴裡，聽到對老百姓不夠聽話的抱怨。他們最好是要你怎樣，你就怎樣。不僅是說要你怎樣，你就怎樣；而且是不說要你怎樣，你也能怎樣。權力者就是這樣，你能怎樣？這是「保守」的一種。古往今來的所有政權，古今中外的所有統治者，都是這種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他們當然不會喜歡激進。

還有一種「保守」，源於對現代性的反思，是一種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它對現代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如技術控制的意識形態、世俗主義、國家主義等等，有不同的看法，主張對其進行反思。

這兩種「保守」很不一樣。前者認同現代秩序乃至一切秩序，後者不滿足於現代秩序，而是主張對現代秩序進行反思。前者是政治上的，後者是文化上的，兩者要作區分。

向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發展，符合現代邏輯。現代性的核心觀念，便是管控。對人的管控，其政治形式，便是現代官僚制。官僚制把人的生活、人的工作、人的行為納入嚴格的固定軌道，其極端形態便是使整個社會官僚化。長期習慣於在軌道中生活的人，自然容易成為「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無論是經濟上，還是在社會生活方面，都如此。

2.為什麼說城市化本身是不可逆的？

因為城市化本身孕育著巨大的增長可能性，沒有人能忽略它

何帆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

你要是說最宏大的影響，2017 年肯定是十九大，但是我覺得，我們看歷史要拉長去看。拉長去看的話，你把十九大放在一個宏大的歷史裡面去看，我覺得其實是一個未來兩年和未來 20 年。

未來兩年就跟政策相關。因為從現在到二十大，最重要的一個年份就是 2020 年。2020 年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以你可以設想，從現在到 2020 年之前，主要的工作基調肯定還是穩中求進。解讀一下，就是說好消息是不會發生大的變化，壞消息是不會發生大的變化，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保持平穩增長。

然後，從三個主要任務來看，無論是防範風險，還是精準扶貧、環境問題，其實都是在治理原來發展模式中存在的問題。目前來看，還沒有看出來新的動能和新的動力主要出現在哪裡？可能還要再等待一些更大的改革。

如果你要是看更遠，未來 20 年的話，我覺得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我把它叫做「你一旦打開，然後回不去」的趨勢——工業化、城市化和創新。你說起來，這些東西都已經發生了至少十幾年，然後也很平淡無奇。

所以，你要這麼去想的話，其實對中國未來的經濟應該是不用擔心的。因為它有幾個趨勢：工業化，中國的製造業肯定會進一步升級換代；然後城市化，儘管你有一些逆城市化的政策，驅逐XX就業人口什麼的，但是總體來看，城市化肯定還是要發展的。二線城市發展速度甚至超過了一線城市，沿海地區出現了灣區、城市帶、都市圈。未來如果政策有鬆動的話，可能農村會有很大的變化，會出現分化；創新也是，中國的市場規模、原來的基礎設施以及現在擁有的這些「過度」教育的人口紅利——就我們的科學家、工程師、海歸的數量很多，這都是家庭付出了巨大成本，最後收益（它有正的外部性收益）被企業收割，所以這些是停不下來了。

所以，我覺得經濟倒不擔心，風險可能在於，我們現在已經從一個單維社會變成一個多維社會。過去你只要看經濟增長就行，政府的合法性就有了，老百姓的生活就過得好了。但現在就很多了，除了關心經濟增長，還要關心民生，關心環保。而且各項目標之間，很可能是互相衝突的，像煤改氣這個事情，環保、民生和經濟增長之間，實際上是有衝突的。

3.為什麼說世界化過程這個潮流是擋不住的？

中國近代道路就是一個「世界化」的過程，最近幾十年的成功說明潮流的正確，而不是相反

馬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我們最大的期待就是說，不要出大的挫折，不要發生戰爭衝突，不要發生國內大規模動蕩衝突。當然，我們是從一個善良的願望講，就不要發生，但是真的發生，也許就破局了。

那麼，不要發生的原因，我們講一個自然規律。對自然人來講，生命的存在就是一個過程。它總會往你們這一代人去轉變，一代一代總是這麼要度過。你遇到歷史的節點，這時候怎麼辦？那就毫無辦法了。所以，可能我分析的這一點既不好明確，但是至少我可以感覺到，沒有任何好樂觀的東西，這都是靜靜的（改變）。在這樣一種過程當中，每一個人都學會自我保護，每個人都學會不要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

那麼，知識人我覺得可能更重要的是要認清方向。究竟這個方向（是什麼）？我想我們可能有一個問題要認識到，就是近代以來，人類發展的這種潮流有沒有逆轉？過去 500 年來工業革命所走過的路徑，有沒有因為我們這幾十年的經濟增長而逆轉？思考了這些年後，我覺得可能還沒有，沒有逆轉人類工業革命之後的這麼一個方向，而且也沒有逆轉中國的近代道路。

中國近代道路就是一個「世界化」。過去胡適最早是講「西方化」，可能講得比較不能接受，但是我想「世界化」應該是中國一百多年的一個方向和潮流。不能因為我們今天經濟的增長，而且也只是我們自己說說了，我們老百姓走出北京，大概一百公里都不要，就一百華里，那才是我們真實的中國。

4.為什麼公民意識這個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控制是控制不了的

吳飛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以前普遍都認為，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實際上是一個紡錘體結構，中間階層相對比較大，最上面一端和最下面一端都比較小。它處於一個高速旋轉的時候，這個結構是比較穩定的。但是，我們中國現在仍然是一個金字塔結構，最少的人控制了社會大量的機會和財富，中產階級現在反而變成一個比較縮小的部分，中間膨脹大了一點時間，現在又變得越來越少了。

這個東西其實我又講不太明白。怎麼說呢？我個人仍然是傾向傳統理論模型。我總覺得需要有一個比較大的中間層，來緩衝上下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定是有矛盾的，而有一個大的中間階層可以吸納和釋放很多的能量，也是一個很好的過渡。我不知道現在的政策設計為什麼要變成這個樣子？當然，我們彷彿看見的是上面越來越少地集中權力和財富，下面越來越大了，中產階級在縮小。

但是，實際上，可能真實情況未必如此。我要講的意思是這樣。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討論這種類型的問題，在以前那種真正很強權控制的時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今天不還是有這個可能性嗎？我們有各種不同的學習小組、讀書會、公民行動，儘管可能會受到很多限制。（雖然最近）「讀書會」被抓了，但是不管怎麼樣，東方不亮西方亮，還是有（其他）在。這個東西已經形成一個公民意識，你真正想要控制是控制不了的。這次你把微博關了，微信又出來了。你下次把微信關了，它可能會有另外一個圈子出現。

所以，當公民覺醒過後，你完全採取以前集權的控制方式是不太可能，我從這個角度相對比較樂觀，但也許是過於樂觀了。

（有點像孫中山之前說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是一個大勢，沒法阻擋。）

對。

5.那麼，經濟增長呢？

舊的在死，新的在生，經濟規律讓新製造業保持未來成長

張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宏觀經濟領域，2016、2017 年我還是比較關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裡面重要的任務講「三去一降一補」，這個其實跟 2018 年宏觀經濟形式的變化有很密切的聯繫。這個可能是大家都比較關心的，因為不光是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能還會往下推，不是說一年、兩年的事。

（那麼，）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究竟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的政策大概是怎樣應對的？

宏觀經濟問題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類型的問題。第一是穩定類的問題。你的資源有沒有被充分利用？有沒有被充分利用其實有兩個維度去看，要麼就是沒有被充分利用，要麼就是被過度利用。沒有被充分利用是需求不足的問題，有一些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實物資本沒有被充分使用。過度利用就是需求過度旺盛，這就會引起通貨膨脹。怎麼去判斷呢？大家一般用的是物價，物價如果相對穩定，就業比較充分，那麼基本就認為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宏觀經濟形勢。應對這類宏觀經濟穩定問題，主要的措施就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或者需求管理政策。

還有一類是結構類問題。前面說保持經濟增長是要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結構類問題是說，通過改善結構，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如果有更高的資源利用效率，它會提高你的潛在增長速度。

其實經濟學家看宏觀經濟問題，就跟醫生看病差不多。首先做一個診斷，你面臨的是個什麼樣的問題？我們要從這兩個維度來看：

先講第一個維度，穩定類問題。2017 年經濟穩定類問題怎麼樣？大家說，2017 年比起 2014 ~ 2016 年，有大幅改善。2014 ~ 2016 年，中國面臨需求不足的問題，具體的表現就是我們的 PPI（生產價格指數）連續為負， GDP 平減因子接近於 0 ，非常低。如果 PPI 長時間為負，意味著生產出來產品的價格在不斷下降，企業利潤會受到很大影響。不光是企業利潤，政府稅收、投資者信心、就業市場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因為企業不願投資了，自然也不會有就業。 2014~2016 年的時候，有很明顯的這方面特徵。但是到了 2017 年之後， PPI 迅速轉折，由負變正，工業品價格持續回升。這樣的話，企業利潤、政府稅收、勞動力市場、投資者信心，2017 年都比 2014 ~ 2016 年有了大幅改善，很大緩解。

來自：張斌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呢？我想有幾方面的原因。第一，市場自身周期性運行規律。2014~2016 年的時候，房地產在市場運行周期的底部，即便在沒有任何調控措施的情況下，可能到了 2016 年下半年、 2017 年，本身市場有一個向上的力量。同時，又疊加了別的力量，政府的供給側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個就是「去產能」，把一些落後產能淘汰之後，甚至未必是落後的，反正總歸部分產能淘汰以後，供給端下來之後，價格自然就上去了，整個行業就得到了很大改善。物價只要是正的，對於企業投資、運營就有一個很大改善。2014~2016 年的時候，貨幣政策好像也在慢慢放鬆。這種政策的作用，加上市場自身周期性回彈的力量，兩個放在一塊，就促成了 2017 年價格的回升、好轉。

還有一個是結構類問題。結構類問題更值得談，為什麼？因為結構類問題是真正的難題。為什麼說是真正的難題？因為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從 2012 年之後持續下降，在這個總的增長數據持續下降背後，其實中國的經濟結構有非常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如果以最宏觀意義上的總結就是，中國經濟已經過去了工業化高峰期，正在從製造向服務業轉型。整個經濟活動，慢慢地開始從製造業部門退出，進入到服務業部門。

與這個變化同時發生的——其實是一個現象不同的側面——是我們的消費佔比在提高，而投資佔比達到一個高點後不再上升，甚至已經下降。我們的產業方面——從製造到服務的轉移——與此同時發生的，一方面是大量低端、特別是勞動密集的企業被淘汰了，而一些新的製造業，產業升級情況，其實進展是不錯的。大概有三個維度去看：1）從我們的研發投入的佔比，中國的 GDP 中研發投入的佔比已經超過了 OECD 國家的平均水平；2）從專利數量和質量，這些都有明顯的改善；3）然後是產業集中度，還有產品生產複雜程度，這些也都可以看出來產業升級的情況。但從我們日常生活里，你可以看到的最明顯的是國產製造業品牌市場份額的提高，這個代表性的就是手機和汽車。手機和汽車都不是一個單獨的手機廠商或者汽車廠商能完成的事，這裡面有大量的配套。它是一個系統，這個市場份額的提升都是反映了背後整個產業的升級能力。

你可以看到，舊的在死，新的在生，產業升級整個進展情況是不錯的。但為什麼這塊不錯，整個經濟增長還是在持續下行呢？為什麼還有很多企業覺得有很大的壓力呢？因為工業化高峰期過去之後，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在類似的發展階段都會有這樣的經歷。因為工業部門總的來說是一個生產效率提高比較快的部門，然而我們今天，工業化高峰期過去之後，加上生產效率快速提升的相對來說少，儘管有些部分漲得不錯，但是體量上來講，它沒那麼大。從製造到服務的轉型過程當中，你可以看到，最有增長潛力的是服務。但是服務有一定的限定範圍，只有那些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才會有更快地增長，勞動密集型服務業並不會有很大的增長，這就是其他國家的經驗——歐美、日韓在這個發展階段也是這樣的。中國其實也是這樣，過去五六年，服務業總體來說都比製造業漲得更快，但服務業內部也在分化，人力資源密集型的服務漲得很快，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漲得並不快。

6.後工業社會增長多少是正常的？

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是個自然現象

韋森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自 1978 年中國改革開以來，中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 30 多年了。實際上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基本上完成了這一輪科技革命發展階段上的工業化過程，故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是個自然現象。中國經濟的增速下行自 2012 年就潛移默化地在發生自己的去工業化過程，其直接表現是工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開始下降。這兩三年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的「三去一補」，實際上也暗含著中國經濟的去工業化過程。在任何國家和地區的歷史上，在工業化時期，經濟都會高速增長；到去工業階段，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速不放緩的。所以，一個經濟體就像一個人體一樣，都有一個快速成長的周期。你可能 15 到 20 歲之間長得很快，一年長個幾公分。但是，任何一個人都不能總是這樣快的增長。一個經濟體完成了自己的工業化過程，到了一個「成熟經濟」，經濟增速就會下來，這沒有什麼奇怪的，也沒有例外。

中國經濟到今天已經達到 13 萬億美元的體量，已經是世界第二了，現在增速有些下行，並不意味增長的總量在減少。近幾年國家統計局每年報的 GDP 增速是 6.5% 到 6.9% ，乘上現有的 GDP 總量，還是一年比一年大。這其中蘊含著中國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下降，但投資總量還在增加的因素。投資年年長，投資的效率卻越來越低，故我甚至覺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已經沒有這麼高了，目前還有點像運動員一樣靠吞服更多的興奮劑來保持自己世界第一的記錄一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這幾年我一直呼籲，不要太注重 GDP 增速了，一定要不能出金融風險和大的經濟衰退。實際上，我甚至呼籲政府應該放棄每年的 GDP 的增長目標，讓經濟自然增長，然後每年只報上年的實際經濟增速。最高決策層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中共十九大報告中一個字都不提 GDP 增速，並提出一個重大判斷：「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國策的轉變。 2017 年 12 月 18 日- 20 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把這一重大判斷進一步明確為「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並且，自 2017 年以來，這兩年政府的宏觀政策一直是把放金融風險放在整個經濟調控的一個核心地位，我個人感覺這是十分理性和正確的，確實是符合中國經濟現在的實際情況。

這幾年我也一直講，儘管我判斷中國經濟增速在下行，但我對對中國經濟並不悲觀。因為我們的 GDP 已經到了 13 萬億以上了，人均 GDP 也超過 9000 美元，這時候經濟增速能達到 5% 、 6% 都是高的。按照荷蘭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在《世界經濟千年史》的歷史估算，大英帝國崛起的時候，1820 年到 1870 年這 50 年間，平均增速才 2.05% 。法國更低，這 50 年間的經濟增速只有 1.07% 。德國統一之後，1871 年到 1913 年這 40 多年時間裡，它的經濟算是高速增長的，但也只有 2.85% ，後來就一次世界大戰了。不算 20 世紀 80 年代，即使從 90 年代算起，我們的高速增長也 30 多年了。現在到了 82 萬多億元人民幣， 13 萬多億美元的經濟體量，這時候經濟增速下降一點沒什麼問題，幾十下降到 5% 上下，從人類歷史來看也是高速增長。只要中國的就業沒大問題，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均沒大問題。這是我整個的判斷。故要用平常的心態來看待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

第二條，中國經濟這麼大，且到了這一輪科技革命發展階段上工業化的中後期，光靠巨量投資來維持高增長顯然是不可能了，且會越來越危險。目前中國的投資規模每年都在 60 萬億到 70 萬億元之間。但我們 13.8 億中國人一年創造的 GDP 增量僅僅是有 5 萬多億元，有專家計算，目前中國的邊際資本產出率（ICOR）差不多到 6 元了，即現在要新增投資 6 塊錢才能產 1 塊錢 GDP。這種狀況顯然不能長期維持下去。所以，要防金融風險，一定要控投資。但是，只要一控制投資， GDP 增速就下來了。控制不了投資，就控制不了貸款，控制不了貸款，就只會加槓桿，而不是去槓桿。且在全社會的邊際資本產出率都很低的情況下，大多數加的槓桿必定是壞槓桿，反映在銀行貸款上就是壞賬，反映在債券上就是垃圾債。另一方面，控制不了投資，控制不了貸款規模，在銀行還沒有大面積倒閉破產的情況下，就會貸款創造存款，最後增加廣義貨幣總量。所以在中國的這種宏觀格局中，我們要防風險，去槓桿，那首先就要控投資，控貸款。但投資下來了，貸款下來了，廣義貨幣增速也下來了， GDP 增速也會下來了。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且很難改變。

另一問題是，近幾年在各地保 GDP 增速不斷擴大基礎設施投資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負債這些年不斷攀升和積累。越是窮的省份和地區，政府負債率一般越高。政府負債率越高的省份，越沒有財力擴大投資。地方政府沒有錢了，負債越來越大，投資自然下降。前兩年，財政部出了個主意，靠財政部、發改委和工商聯一起搞 PPP 來搞基建。但後來發現，一些靠 PPP 融資的項目，本身將來就可能不盈利。私有企業不願投，結果還是國有企業參與政府的 PPP 項目多。但國有企業借的貸款已經很多，高負債、高槓桿，也沒錢投資，結果成了國有企業與政府聯合起來向銀行貸款搞 PPP ，結果後來發現風險更大。

正是因為這一情況比較普遍， 2017 年 11 月 10 日財政部出台了《關於規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綜合信息平台項目庫管理的通知》（「92號文」），要求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對已經入庫項目進行集中清理，不宜繼續採用 PPP 模式實施、不符合規範運作要求、可能構成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的已入庫 PPP 項目將予以清退。接著， 2017 年 11 月 29 日，國資委又發了一個1 92 文，嚴控央企參加 PPP 項目。這樣一來，地方政府負債纍纍沒錢投，最近的 PPP 項目又被叫停，地方許多剛開始的基建項目就停了下來，故 2018 年以後，中國的投資增速也會肯定下來。

在這種宏觀經濟格局中，投資、消費和凈出口都有問題，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還得靠科技創新。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三個動力之一。人們通常所說的三駕馬車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而是經濟增長的統計結果。推動經濟增長三個動力，一個是固定資本投資，一個是人力資本投資，還有一個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固定資本投資我們已經很大了，要下降。人力資本投資，我們到 2015 年，人口紅利就有拐點了，勞動力供給也在下降。這兩個投資都在下降。未來中國經濟要增長，只有一條路，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怎麼提高？要靠產業升級，靠科技創新，還有進行企業改造，就只有這一條路才能保持未來經濟增長。

所以，最近我講得比較多的是這個東西，但是這個東西又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你想創新也很難。創什麼？現在大家人工智慧，談工業 4.0 ，但是人工智慧實際上並沒有改變現實的製造產品。你生產了一個手機，一台電腦，一輛汽車，現在用人工智慧了，不過是改變了一些定製的生產程序，最終產品還是現在的東西。不過是更多樣化了，一些方面更先進了。能夠帶來人類生活方式變革的下一次工業革命是什麼時候？我們現在不清楚。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目前在新能源、生物醫藥、納米工程、人工智慧方面對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還非常有限，還構不成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故還不能推動人類社會的一波強勁的增長。

根據上述情況，這些年我一直講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是一個改變不了的趨勢，未來幾年可能還會繼續下行。就像人長到 30 歲以後，就不會長了。這裡面牽扯到，如果不改變現在的增長方式，肯定是越來越加槓桿，越來越投資，壞賬越來越多。貸款和債務還不起了，那就是金融危機。

7.如何理解有些趨勢你一旦打開，就沒有人能讓它停下來

創新可能存在於你想不到的地方

何帆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

我在 2017 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們認為新鮮的東西其實並不新鮮，我們認為新奇的東西其實都很平庸。我們覺得新的東西，像什麼共享經濟，然後你仔細去看，其實很平庸，遠比我們想像得要平庸，但是我們覺得很平凡的東西，甚至我們覺得很平庸的東西，它反而是代表著創新。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思考風口、潮流可能想錯了，比風口和潮流更基本的一個趨勢應該是洋流。這個洋流你好像感覺不到，但實際上它的力量要強大得多。去年我看到一個消息，就是在非洲市場上，中國有一個造手機的企業，現在已經佔到第一了。這個企業其實名不見經傳，叫「傳音」，國內也不賣。然後你一查，會發現很有意思。因為傳音的團隊最早的時候是從「波導」出來的，「波導」是原來在中國最早做手機的時候搞出來的，那時候鋪天蓋地打廣告——「手機中的戰鬥機」，後來也沒搞出來。所以這個企業其實並不算是非常出類拔萃，不是說在技術上非常強，然後能夠一年差不多要在非洲賣出去一億部手機。你就想，現在有很多中國製造，中國建造，還有整個城市發展過程，這個洋流是擋不住的。

我們從歷史上來看，美國西北大學有一個經濟學教授叫羅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他寫過一本書——《美國經濟增長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那裡頭就講，大概從 1870 年到 1970 年，美國經濟出現了一個大躍進。全球範圍內，我們現在享受的這種現代生活，歷史並不久遠，其實也就是過去 100 年的時間裡（發生的）。然後他又說，美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是 1920 到 1970 年。你要是看的話，1920 年到 1970 年——1929 年出現了股災， 1930 年代是美國的大蕭條，然後到 1930 年代末、 1940 年代初，就被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50 年代美國是一個管制經濟，有很多政府管制。它一直經歷了這麼多的變化，美國經濟居然還是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

所以，它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這些趨勢是你一旦打開，沒有辦法合上。比如像汽車行業，1930 年代美國經濟一直很低迷，但是福特 T 型車一直在不斷更新。因為車最開始的時候，連車棚都沒有，然後慢慢地加上車篷、擋風玻璃、雨刷、車燈、儀錶盤，各種各樣的都出來了。

（後續報道，陸續更新）

本篇報道涉及到的採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