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死海古卷到藉經具：兩種東西方文本的物質差異

原標題：從死海古卷到藉經具：兩種東西方文本的物質差異

2018年4月6日上午，由中國人民大學古代文本文化國際研究中心舉辦的「寫本及其物質性」的會議第一場由文學院徐楠教授主持進行。本場發言的兩位學者分別是來自斯特拉斯堡大學的米歇爾·朗格勒瓦（Michael Langlois）教授與復旦大學的余欣教授。

米歇爾·朗格勒瓦教授在《死海古卷中的<聖經>寫本及其物質性》（Biblical Manu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the Biblical Text Among Dead Sea Scrolls）一文中重點討論了死海附近考古遺址中發現的希伯來《聖經》寫本。並將其與伊拉斯謨公認本希臘文《新約聖經》(textusreceptus)進行對比,清晰地顯明了《聖經》的編修。並在確定這些寫本的年代，多大程度上代表製作《聖經》的群體，提供哪些關於《聖經》文本物質性的信息，這些古卷的現代版本和希伯來《聖經》背後的文獻學方法等問題上進行闡述。作者首先論述死海古捲髮現之前我們所知的古代《聖經》的抄本譜系。最早且最完整的是約公元前一世紀於埃及藏經庫里發現中世紀希伯來《聖經》的抄本（圖1）。這片區域曾是猶太人社區生活的社區。這是探討完整的希伯來《聖經》這是最早的抄本，後世很多譯本也皆基於此本。而現存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抄本也並不完整（圖2），因為《摩西五經》約在公元前900年之時已被燒毀了。

圖1 希伯來《聖經》抄本 圖2 阿拉伯《聖經》抄本

此外，中世紀4到6世紀期間拜占廷時期，在死海附近的鹽基地發現了零散的材料，依靠現代科技可以用虛擬的方式把它展開，用X光做成電子版（圖3），卻只能看見幾行文字而已。而死海《聖經》則將《聖經》抄本研究的時間軸推至一千年前。現在可以用希伯來文閱讀聖經文本是一場革命性的發現。

隨後，作者從抄工對文本的修改推導出聖經的不同譜系。在埃及的西奈一個修道院發現的希臘文《聖經》的「西奈抄本」可追溯至公元四五世紀。對比此版本與希伯來《聖經》區別的時候，我們不禁疑問，是這個譯者有不同的希伯來文本，還是做了不一樣的改動呢？抄工認為有自由改動這個文本的權利嗎？

而《聖經》諸抄本的形式也各異。很多捲軸都是寫在羊皮紙或紙草上，而這些在當時都是昂貴的材料。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一些捲軸字特別小，因為要省地。但是有一些卻有非常大的空白與字母，字母間的空隙也很大。這亦與抄工的態度有關係：抄工認為這個材料值錢與否，或其資金來源如何。

這些發現證實了我們一個想法，聖經有不同的譜系，希伯來《聖經》並不如我們所知道的中世紀的抄本，如阿拉伯抄本，列寧格勒抄本一樣，即為這個抄本的定本。它們為同一個文本類型譜系，但是也有其他的譜系，有不同的譯文。

最後作者重新回到死海《聖經》文本的物質性和重建。由於文本本身的流動性，希伯來字母的演化並不一定是一個線性的過程。不管是因為宗教原因，還是因為政治原因，或者是有敵對的抄工團體，他們必須要使自己和對方區分開來，字體某一天可能會突然的改變。而作者則利用計算機建立語料庫的方法來分析字體。而我們原本以為的抄工的「錯誤」可能是一種編纂，一種編修性的干預。故我們觀看文本本身，必須區分出來哪些是修正，哪些是編纂，哪些是編修，他們不僅是抄工而已，他們也是編修者。我們怎麼立界限區分哪個是經文，哪個不是，如果一個書我們認為它是一個經卷的版本，而不是另外不同的書，那麼我們的標準在哪裡。研究這些羊皮卷的學者一般關注宗教性，而不是文本性，關於《聖經》歷史上需要我們用新的方法論尋找一些新的研究方式，這也是我們在整個演進歷史上需要進行的一種研究的眼光。

復旦大學的余欣教授發表了《物質性—儀式性—藝術表現:中古佛教「藉經具」的博物學解讀》一文。文中將經帙、經巾、經案、經函等具有收裝和藉承佛經功能的器物統稱為「藉經具」,作者從博物學徑路出發,運用敦煌文獻、出土實物與圖像資料進行綜合考察,進而超越物質性與文本性分析,著重從儀式實踐和藝術表現的角度進行細緻的解讀,試圖揭示佛教藏經的構成及其知識體系與書寫、收藏、使用、供養實踐的關係,以此為理解中古中國知識-信仰-社會構造和世界圖像的一個新的進路。作者運用博物學的視角，構築了物質媒材、歷史原境、歷史記憶和歷史經驗的「統一場」。

經軼是以竹蔑為線，用彩色的線為經線，用工藝編製而成，有些裡面用絹作為襯裡編織而成。不同經文的經秩以不同的顏色、材質與絲綢做成，並有不同標識的方法。除了敦煌材料之外，作者還援引了是五代十國，吳越國的範圍之內以及日本的材料（圖4-圖7）。從對於經帙形制的探討，作者試圖釐清以下問題：1. 經帙對於大藏經的構成、寫經制度、收藏實踐、目錄體制的影響；2.不同等級的經帙與佛經的對應關係及其所反映的教義、宗派、判教、經錄思想；3.佛塔中安置的不同佛經的選擇性及其安置位置說體現的時代的信仰好尚；4.施入經帙的儀式性和官方色彩所呈現的政治合法性建構和政教關係。

圖4 經帙局部織紋

圖5 經帙外的籤條

圖6、7 不同經帙外觀

其次，作者探討了經巾的儀式性問題。目前所見經巾實物並不多（圖8）。所見在佛教閱讀中或者專門轉唱的儀式裡面，要把經巾撲在經案上，再把經帙或者經卷放在經巾上面進行供養或者轉讀。有些寺院舉辦大的儀式需每個寺院要出金巾一條，供養居裡面也特別講到金巾織造、顏色、長度等。作者總結出經巾在使用中的五點儀式性：1.在法會上轉念經文時鋪設於經案之上，具有莊嚴、供養的性質和功能；2.施入供養有特定儀式。施經巾疏、施經巾發願文等範本的存在；3.在某些特定法會（例如小祥）上施入經巾；4.在唱導、轉念儀式中或有專門的經巾承擔不同的功能；5轉經、懺念等儀式性表演中與經卷、經帙、經案、經函的整體配合。

圖8 MAS.856 經巾

此外，作者還談到經涵及各類藉經具在圖畫中的視覺表現，尤其是在遼代墓葬壁畫中（圖-圖）。最後作者從方法論角度加以總結，本文將器物視為文本記錄、物質媒材、歷史原境、歷史記憶和歷史經驗的「統一場」,考察知識建構與物質形態、儀式行為、使用實踐之間的關係,建立器用結構與知識體系、社會生活的關聯,進而發掘知識-信仰傳統生成與構造的深層內涵。從知識——信仰體系的建構過程,重新思考博物學作為一種理解世界的思維方式,在社會、思想和文明史上的意義,尤為注重出土文獻、傳統史志、域外典籍和考古文物的互相發明,并力圖溝通文字材料、圖像資料、器物藝能和相關學科工具,進行會通式的研究,建立起博物-宗教-禮俗-藝術相融合的研究範式。

發言結束後，現場學者與聽眾對兩位發言人的報告均熱情地回應並提問。如字跡的模糊性與獨特性如何實現資料庫的準確判斷，米歇爾教授認為這需要眾多的材料構成巨大的資料庫，才能夠識別同一字體不同書寫的差異。柯馬丁教授好奇敦煌是否存在展示性文本，余欣教授解答比較帶有展示性質的文本大部分是宋代以後，而敦煌基本沒有。又如為何藉經具在遼代墓葬壁畫中多出現。余欣教授認為有兩點：首先是遼代本身的崇佛風尚，另外是遼代壁畫對唐代壁畫母題的繼承。

轉載自：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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