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閱讀·科幻文學的歷史機遇
有沒有一種類型文學，可以將遊戲(而非僅僅是娛樂)和價值結合在一起，不僅僅提供愉悅，同時也可以提供思考、建構新的想像空間。目前來看，似乎只有科幻文學在努力向這個方向靠攏並取得了重要的成績。
我以劉慈欣的《三體》、韓松的《地鐵》為例來稍作討論。這兩部作品出版發表於2008年、2010年。其中劉慈欣的《三體》因為在2015年獲得雨果獎而獲得了國際聲譽。
這兩部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各有風格，《三體》是長篇系列小說，描述的是地球世界和「三體世界」之間漫長的鬥爭歷程，帶有「史詩」的色彩；《地鐵》是一部中短篇小說集，其中的《地鐵》以北京地鐵為其載體，描述現代都市人的異化和精神困境。
如果把這兩部作品視作一個整體來看，我們會發現一些共同的向度：第一，這些作品所關切的問題，與其說是未來的問題，不如說是當下的問題。比如劉慈欣涉及到資源和環境的問題、跨國資本和壟斷問題等；韓松的地鐵涉及到大都市的惡性膨脹和生存壓力問題。第二，從當下的問題出發，這些作品展示了一種可能的遠景——而這個遠景，恰好是今天嚴肅文學所缺少的。第三，在別樣的時空里，科幻作品試圖提供新的解決方案，因為這種方案的提出，使得科幻作品走出了「具體時空」的限制，可以「天馬行空」地想像未知。第四，最關鍵的是，這些「想像」並非是徹底地遊戲式地無歷史的想像，而是建立在對此世界經驗的深刻洞察和提取之上。也就是說，想像力因為有了經驗世界的支撐而變得可信，更因為與經驗世界的對照而顯示出了一種強烈的反思感。
在讓·貝西埃看來，科幻小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可以回應「世界的問題性」的未來文學。在我看來，今天嚴肅文學寫作的困境在於一種想像力的喪失，即，想像一種新人和新的人類生活方式。如果從整體哲學的層面來看，這也是當下整個人文學科面臨的問題。無論是在西方的哲學體系，如尼采，還是在東方的哲學體系，如瑜伽哲學裡，都有一種對「新人」的想像和追求。也就是說，哲學和文學的根柢其實就是要不斷地突破既有的認識閾限，想像新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科幻文學甚至提供了方法論式的東西。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的科幻寫作都有一種人文主義的焦慮，也就是說，科幻文學一方面在想像新世界，但另外一方面又對新世界保持著足夠的懷疑。
我以最近讀過的幾篇作品為例稍微說明，首先是美國科幻作家劉宇昆的短篇小說《重生》，這部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出現了一個第三人稱指示代詞——zie——用來指稱被外星人進行改造過的「新人類」，這些「新人類」被定期清除記憶，然後定期重生，和外星人生活在一起。小說最後的結尾是，一個重生的「新人類」用各種方式恢復了自己的記憶，並開始對外星人發動一次絕地反擊。
陳思安的《滾滾凌河》處理的是機器人和人類相愛相殺的故事，在未來的世界，人類和他們發明的機器人之間出現了複雜的互動關係，其最高級的形式，大概就是人類和機器人之間的「情感互動」。機器人為什麼會愛上人類呢?反過來，人類又為什麼會愛上機器人呢?機器人和人類的關係出現了兩種可能，一種是互相仇殺，消滅對方，另外一種則是相愛，前提是選擇信任。
新主體和新的生活關係的出現雖然並沒有帶來想像中的「親密關係」，但這種懷疑並不意味著新主體和新的關係就是失敗的，實際上，只有不停地重構，不停地想像和書寫，新的社會關係和新人才有可能重生，正如陳思安作品中引用的福柯所言：
想像一種不合乎法律或自然法則的性行為並不使人困惑，但是那些人開始相愛——那才是問題……它提供了一個歷史機遇，重新打開了愛和關係的虛擬性。
也許，科幻文學就是這樣一次歷史的機遇。
楊慶祥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