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獨具別開生面——胡大雷教授的中古文學文獻編纂研究

最新 04-11

慧眼獨具

別開生面

胡大雷教授的中古文學文獻

編纂研究

胡大雷教授介紹

胡大雷（1950—），浙江寧海人。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兼任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廣西中國文學學會副會長、廣西儒學會會長。在《文學遺產》《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權威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出版《〈文選〉詩研究》《〈文選〉編纂研究》《〈詩品〉編纂研究》《〈玉台新詠〉編纂研究》《粵西士人研究》等學術著作十餘部，主持並完成「桂學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慧眼獨具，別開生面：

胡大雷教授的中古文學文獻

編纂研究

李宜蓬

摘要：胡大雷教授是中古文學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近年來先後出版《〈文選〉編纂研究》《〈詩品〉編纂研究》和《〈玉台新詠〉編纂研究》，形成中國文獻編纂研究系列，代表了他在中古文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其文獻編纂研究，既具有學理的普適性，又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體現了綱舉目張、鴻纖並舉的特點，在問題與線索，文學鑒賞、文學理論與文獻研究，宏觀與微觀方面等方面做出了可貴的探索，摸索出成型的經驗，嘉惠後學，值得表彰。

關鍵詞：《〈文選〉編纂研究》；《〈詩品〉編纂研究》；《〈玉台新詠〉編纂研究》

胡大雷教授治學嚴謹，學風紮實，在中古文學研究領域勤奮耕耘三十多年，「是矢志專攻中古文學並卓有成就的少數幾人之一」，先後出版《中古文人集團》《〈文選〉詩研究》《中古詩人抒情方式的演進》《宮體詩研究》《玄言詩研究》《〈文心雕龍〉的批評學》《金戈鐵馬詩里乾坤：漢魏晉南北朝軍事戰爭詩研究》《中古賦學研究》等學術著作，研究範圍幾乎遍及中古文學各個領域。近年來，胡大雷教授在原有文學研究的基礎上，尋根溯源，深入細緻地考察中古文學文獻的來源、特色及價值，發現很多前人習焉不察或語焉不詳的新問題，並以「編纂」為重點進行剖析解讀，連續出版《〈文選〉編纂研究》《〈詩品〉編纂研究》《〈玉台新詠〉編纂研究》三部著作，形成別具特色的中古文學文獻編纂研究系列，開創中古文學研究的新境界，代表了胡大雷教授在中古文學研究領域的最新成就。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成果，既具有學理的普適性，又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值得予以表彰和推薦。

一、問題與線索

胡大雷教授早期論文，以《文選》《玉台新詠》《詩品》《文心雕龍》諸書為材料淵藪，關注其中收錄的文學作品和文學評論，其研究成果多為具體而微的專題性研究論文，創見良多，曾蒙陳貽焮先生稱賞。進入21世紀以來，胡大雷教授學殖日富，功力日深，學術眼光越發獨到，其問題意識越發鮮明，在開展玄言詩研究的時候，就拈出兩大重點，三大難點，將玄言詩的概念、特點及演變等問題闡釋清楚。蔣寅也認為其中古賦學研究系列論文是以「問題為主的專題研究方式，而非面面俱到的概論方式，突出問題的原創性和自己的發現」。經過多年有意識的訓練，胡大雷教授培養出敏銳的學術洞察力，曹道衡先生稱其「目光犀利，善於提出問題，切中肯綮」。善於發現問題，善於解決問題，善於以問題為線索貫穿全文，是胡大雷治學的突出特點。

胡大雷教授對《文選》有多年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就為研究生開設「《文選》研究」專題課，對《文選》收錄的23類詩體進行具體分析，其教學成果匯聚為《〈文選〉詩研究》一書。蔣寅先生率先揭櫫其為詩歌的類型學的研究，而非研究《文選》本身。此後，他再上這門課，並沒有照本宣科，而是重新開始思考，「在開課的過程中，我要一個一個掌握所要講述的問題，於是要一個一個重新研究所要講述的問題，越來越感到《文選》可敘說的地方還很多。」因此很自然地尋根溯源，分析蕭統及其文學集團與《文選》編纂的關係，闡發《文選》的編纂思想，揭示《文選》錄文方式及其文體分類，再介紹各類文體尤其是詩體的類型特點，從而形成《文選》編纂研究的基本思路，由此完成《〈文選〉編纂研究》，成為其中古文學文獻編纂研究的開山之作。

如果說胡大雷教授的《文選》編纂研究是教學相長的結果，是在教學的基礎上不斷發現新問題，從而實現了從類型研究向本體研究的深化和拓展，那麼《詩品》和《玉台新詠》研究則是源於胡大雷教授對學術前沿動態的敏銳捕捉，是在其他學者提出新問題的基礎上再展開更深入的思考。1993年，日本學者清水凱夫發表《詩品是否以「滋味說」為中心——對近年來中國〈詩品〉研究的商榷》一文，質疑「中國學者稱《詩品》以『滋味說』為核心的依據學理何在？」「希望今後以中國富有朝氣的學者為中心，有機總合上述研究方法，通過精當的考證展開《詩品》研究，以探明『滋味』的真實內容。」胡大雷接過清水凱夫的話題，予以深入思考，將《詩品》界定為「著眼於藝術效果的詩歌批評」，對清水凱夫的質疑進行了有力的回應。由此更啟發了他進一步的思考，「慢慢悟到，《詩品》『滋味說』的中間環節是詩歌鑒賞，而其對詩歌的鑒賞，又往往是以詩歌對人心所起的效果來點睛的，詩歌的藝術效果就是『滋味』，鍾嶸是以詩歌鑒賞入手論及『滋味說』的。當這個問題想清楚了，我覺得我把握住了《詩品》編纂的核心問題。那麼，《詩品》編纂還有哪些問題，《詩品》又是怎樣編纂出來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個一個扯出來，於是就一篇一篇地寫。」《玉台新詠》研究，則源自閱讀詹鍈先生的《玉台新詠三論》和章培恆先生《玉台新詠為張麗華所「撰錄」考》所受的啟發，「結合章先生所說是女性撰作《玉台新詠》，又結合導師詹鍈先生所說徐陵與徐妃的關係，於是重新考證《玉台新詠》的作者，得出徐妃為《玉台新詠》編纂者、徐陵為協助者的推測。」由此可見，三部中古文學文獻編纂研究，都是胡大雷教授在多年的閱讀和思考之後，發現新的學術問題，形成了自己獨到理解，進而開展專題性研究的結果。

當然，作為學術著作，並非是論文的堆垛，而要有獨特的研究視角，還要有一氣貫通的線索。胡大雷教授的著作每每有獨到之處，就在於其視角獨到，曹道衡先生對胡大雷教授《中古詩人抒情方式的演進》所體現的研究視角就很讚賞：「我覺得研究文學史，不論是通史抑為斷代史，最值得考慮的也許就是作者的視角問題。……胡大雷先生這部大著的一個突出優點正在這裡。」在開展中古文學文獻研究的時候，胡大雷教立足於文獻的特點，從「編纂」視角進行分析，並以之統帥全文。《文選》的編纂學研究，已經納入「新選學」的研究體系之中，胡大雷的《文選詩研究》就屬於廣義的「文選編纂學」的範疇，由此順藤摸瓜，開展更深入的《文選》編纂研究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在進行《詩品》研究的時候，胡大雷思考「自己寫的《詩品》的文章，總要有一個抓手能把它們拎起來（『拎』這個詞是陳伯海先生講給我聽的），於是就以『編纂研究』為我這本書的題目。」《〈詩品〉編纂研究》一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詩品》的性質及編纂諸問題，包括編纂思想、編纂體例等；下編雖然講的是《詩品》的詩人品評，但也附屬於《詩品》的編纂」。到了《玉台新詠》研究，胡大雷教授自稱「挾《〈文選〉編纂研究》出版的餘風，決定以『《玉台新詠》編纂研究』來統帥我的這些研究論文」，分別從《玉台新詠》編纂的文學生態、《玉台新詠》的編纂思想、《玉台新詠》諸刻本、《玉台新詠》編纂體例考辨、歷代對《玉台新詠》編纂的評論、《玉台新詠》作品風格與特點論、《玉台新詠》系列作品研究等方面開展研究，其所建構的編纂研究體系更加成熟。

綜上，可以看出胡大雷教授的中古文學文獻編纂研究，是在其對文獻有精深研究和獨到發現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對中古文學文獻的成書、特點、價值的深入解讀，在編纂背景（包括編者和編纂生態）、編纂思想（包括理念和理論）、編纂體例（排列次序）、編纂方法（批評方法）等方面內容加以細緻辨析。儘管三書章節或有不同，但是存在著內在邏輯體系，體現了胡大雷教授在深入研讀文獻、分析具體問題的基礎上所具備的整體思維和內在邏輯線索。

二、文學鑒賞、文學理論與文獻研究

胡大雷教授早年治學，側重文學風格、文學類型尤其是詩歌的藝術研究，從其碩士論文《鮑照詩歌藝術風格論》和博士論文《中古詩人抒情方式的演進》的題目即可見一斑。在其《宮體詩研究》一書中更是明確提出「本書的研究是一種作品鑒賞式批評……這是建立在鑒賞上的作品分析和作品批評」，但是，陳慶元先生在該書序言中指出：「作者在作品的分析鑒賞基礎上作綜合歸納，是將理論的闡發融入作品的分析鑒賞中去。」《宮體詩研究》《玄言詩研究》《金戈鐵馬詩里乾坤》等書也都體現了這一特點。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胡大雷教授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視野得到了很大拓展，呈現出從單一的作家研究到文學集團研究，從文學鑒賞研究、批評研究到文體研究、文獻研究的發展趨勢，中古文學文獻編纂研究就是其學術研究方法轉型和提升的重要標誌。胡大雷教授特別提出：「做古代文學研究要三管齊下，一是重文學鑒賞，二是重文學理論，三是重文獻研究。本來重文學鑒賞的，一旦下決心重文獻研究，眼前豁然開朗；倒過來想，本來重文獻研究的，下決心嘗試以文學鑒賞來看問題，也會受益無窮吧。」程千帆先生很早就提出文學研究應該將「文藝學與文獻學的完美結合」，對新時期以來的古代文學研究產生深遠影響，胡大雷教授在此基礎上，提出文學鑒賞、文學理論與文獻研究並重，較之前輩更為豐滿，實在是金針度人的金玉良言。

胡大雷教授說：「我寫《玉台新詠》研究的論文，有一些談文獻，有一些談文學理論，還有一些就是文學鑒賞的東西，三者合一，構成了我的《玉台新詠》研究。」不僅《〈玉台新詠〉編纂研究》是三者合一，《〈文選〉編纂研究》和《〈詩品〉編纂研究》也體現了這一特點。《〈文選〉編纂研究》中的第五章「《文選》賦、詩編纂的以類相分」中，包括對《文選》詩的兩種類型「遊覽類」和「行旅類」的具體分析，是典型的文學鑒賞。《〈玉台新詠〉編纂研究》中第六章「《玉台新詠》作品風格與特點論」、第七章「《玉台新詠》系列作品研究」，也是典型的文學鑒賞。《〈玉台新詠〉編纂研究》第五章「歷代對《玉台新詠》編纂的評論」是文學理論研究，而《〈詩品〉編纂研究》下編的「《詩品》的詩人品評」更是典型的文學理論，其中包括對鍾嶸《詩品》和前人的一些重要理論觀點以及胡大雷教授的獨到發現的具體闡發，比如「阮籍《詠懷》顏延之『怯言其志』辨」「嵇康『峻切』與『托諭清遠』論」「應璩『指事殷勤』論」「郭璞《遊仙詩》的『非列仙之趣』」「孫綽諸公『平典似《道德淪》』與謝益壽『斐然』論」「謝靈運體的『逸盪』『繁複』論」「『江郎才盡』與『善於摩擬』新解」等章節是對《詩品》自身理論的闡發；「李陵、班婕妤『文如其人』」「陶淵明詩不入『隱逸類』辨」是對前人的理論的闡發；「『詠史：從班固到左思』」「張華諸人『逆反式抒情』論」「胡人僧人宮體詩與惠休的詩史貢獻」等等，則是胡大雷教授對詩歌史的認識。

至於文獻研究，那更是胡大雷教授中古文學文獻編纂研究的主體。在文獻研究中，有版本研究，如「《玉台新詠》諸刻本」；有目錄學的溯源研究，如「《詩品》的目錄學淵源與文章學意味」；有編者研究，如對蕭統及其文學集團文學思想的分析和《玉台新詠》編纂者的考辨與推論；有編纂背景研究，如梁代初期的學院派、立言派、著述派文學批評以及《詩品》是大眾派、口實派、輿論派文學批評以及宮體詩風與《玉台新詠》的編纂；有編纂思想研究，如《文選》的編纂思考一章不僅闡發了《文選》的編纂思想，更揭示其與「文章志」一類書的淵源關係以及《文選》與《文章流別集》及《玉台新詠》編纂思想的異同。《詩品》的編纂思想則闡發其著眼於藝術效果的詩歌批評。《玉台新詠》編纂思想則從書名切入，指出其重在滿足宮廷女性娛悅需要。有編纂體例研究，《〈文選〉編纂研究》細緻分析了《文選》錄文方式以及文體分類和編排次序，《〈詩品〉編纂研究》則揭示其撰例的「正」與「變」。《〈玉台新詠〉編纂研究》則考察其所錄作品的「序」及刪節收錄情況，把握其編纂體例。

胡大雷教授開展中古文學文獻研究，以文學鑒賞和文學理論為根底，以把握文獻的特色為重點，視野打開之後，新的學術眼光帶來新的學術領域，新的學術領域展現鮮的學術問題，這就比原來的純粹的文學研究更深入，更廣闊，也更富於創見。這與胡大雷教授多年從事文學研究所具有的細密的分析能力密不可分。胡大雷教授的文獻研究，帶有自身鮮明的特色，那就是始終將文學和文獻緊密結合，將理論和材料緊密結合。真正做到了文學本位，實現了文學鑒賞、文學理論和文獻研究的三者合一。

三、微觀與宏觀

胡大雷教授一再強調，其研究是「從微觀到宏觀」，微觀研究是關注具體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宏觀研究，則是具有宏觀視野，解決重大問題。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就胡大雷教授的學術實踐來說，其特別善於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先開展具體的微觀研究，從一個個小問題入手，提出自己獨到的看法，並通過縝密深入的分析，最終概括出具有文學史意義的結論。以微觀研究累積為宏觀的範圍，以微觀研究透視宏觀問題，以微觀研究建構宏觀的邏輯，這是胡大雷教授治學的又一突出特點。

胡大雷教授每每在著作的後記中，不厭其煩地詳細列出了前期發表論文情況，這既是為了彰顯其學術研究的脈絡，也是為了體現其學術研究的特點。胡大雷教授服膺陳貽焮先生的教導：「要多解決各位作家最關鍵的問題，佔據制高點，以後再圍繞此關鍵之詞擴展開來研究。」以此開展學術研究，就是以一個個問題作為切入點，撰寫專題論文；「同類問題研究得多了，有了進行系統、完整論述的可能，於是缺什麼補什麼，最終成為專著。」中古文學文獻編纂三書就屬於上述第二種情況。正因為有微觀研究做支撐，就使得胡大雷教授的著作，較之匆忙寫就的「概論」，更為紮實；也因為最後進行了系統、完整論述，使其著作具備了宏觀的視野和整體的結構。正是因為胡大雷教授的著作是由單篇文章組合而成，所以分開看，每一章每一節都很紮實；合起來看，全書都具備較為合理的研究框架和邏輯體系，體現了「從微觀到宏觀」的研究特點。

在微觀研究中，胡大雷教授特彆強調「求細」和「求實」，無論是作品分析，還是文學理論探討，都在「求細」和「求實」上下功夫。在作品分析上「求細」，「即仔細琢磨各時期作品的特殊之處，分析其差異」；「求實」，「即切切實實對作品實施條分縷析，不偏重於直覺、頓悟和對感性的體驗的描述。」在文學理論上「求細」，「即仔細琢磨《文心雕龍》的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分析其蘊含的批評論意味」；「求實」，「即對每一觀點的提出，都有必要的例證與分析」經過多年作品鑒賞和文學批評上「求細」和「求實」的訓練，胡大雷教授在文獻研究領域，也體現了鮮明的「求細」和「求實」的特點。《〈文選〉編纂研究》中，胡大雷教授發現了《文選》的三中錄文方式，一是錄自別集，二是錄自其他總集，三是錄自史書。尤其是第三點，是胡大雷教授的獨到發現。胡大雷教授指出：「所謂『姬公之籍，孔父之書』是不可『剪截』的；倒過來講，假如要錄入經部文字，那錄入的方式就是『剪截』」而錄入史部文字，「其錄入方式也應該是『剪截』」，以下胡大雷教授就通過具體的文字比勘，說明《文選》編者對「史論」「史述贊」以及史書中所引文章及其作品介紹是如何「剪截」的，這實在是發前人所未發的見解，也是「求細」「求實」研究的範例。《〈詩品〉編纂研究》開篇從一個很細小的問題入手，那就是《詩品》的原名是《詩品》還是《詩評》，並認為這涉及到對《詩品》性質的認定。胡大雷教授追溯《詩品》的學術淵源，具體分析其與「文章志」之類的目錄書的同異以及與目錄學的關係，又分析鍾嶸與王儉之間的師承關係，指出鍾嶸及《詩品》深受目錄學著作的影響，最後得出結論「稱之為《詩評》，則為總集類，是對諸多五言詩的評述，以作閱讀欣賞；稱之為《詩品》，則為簿錄類，是對諸人五言詩區分品級的載述，以作目錄索引。」這種抽絲剝繭的方式和層層對比的辨析也使其貌似別出心裁的見解具有了堅實的基礎。《〈玉台新詠〉編纂研究》在列舉《玉台新詠》諸刻本的時候，並非如文獻學專業的學者那樣，側重介紹諸刻本的來龍去脈，而是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諸刻本的文字異同上，這不是校勘學上的比對，而是藉此分析不同刻本的文學觀念和編纂思想，這也體現了胡大雷教授的研究特點。

胡大雷教授之所以能在眾所周知甚至貌似熟爛的題目里深挖細翻，不斷推陳出新，提出別開生面的見解，就在於他善於對「每個問題都窮追不捨，如剝筍般層層剖析，步步深入，以極為細緻的分析導出結論」，這體現其在微觀研究上的功力。在一系列微觀研究的基礎上，胡大雷教授又善於發現其微觀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形成宏觀研究的視野，體現宏觀研究的思考，最終形成關於中古文學研究的系列成果。其中古文學文獻編纂研究就是其微觀與宏觀研究的完美結合。

胡大雷教授一貫重視學術研究方法的歸納與提煉，早在1990年，他就提出「編撰文學史應注重基礎、視角與單位。所謂基礎，是指文學史所要研究的最基本的事實，即作品。所謂視角，是即指文學史索要論述的中心問題……所謂單位，其自身是一個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系統，其內在構成諸方面都自成段落。」這不僅是文學史的編撰思想，對於開展學術研究，也具有普遍意義。其中古文學文獻編纂研究，就是文獻基礎紮實、研究視角獨特、單位系統完善的學術著作，不僅是胡大雷教授在中古文學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也是其治學方法日益成熟的體現。如果說胡大雷教授在很多學術問題上新見迭出，是對學術的貢獻，那麼其在治學思路和方法上的探索和完善，更具有啟發後學指導門徑的作用。近幾年來，胡大雷教授大作頻出，學術生命力更加旺盛；其治學漸趨「老成」，學術貢獻也日益為學界所矚目，我們有理由期待，胡大雷教授在中古文學研究領域不斷開拓，取得更大成績。

（原載《寧夏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為便於閱讀，刊落注釋）

背景回顧

2016年4月25日，胡大雷教授蒞臨陝西理工大學，為我校師生作了題為《六朝詩歌用典論——兼論『詩言志』與集體無意識》的學術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