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正統神學和異端神學對上帝存在的證明

西方文化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稱之為基督文化，在長期的西方歷史上基督教始終處於萬流歸宗的地位，影響著西方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這個基礎主要是在中世紀時期奠定的，在這裡我認為應該注意兩個方面，其一在於中世紀有思想壓制的強迫力量，但更主要在於它內部的理論建設和說服力，兩者缺一不可。

中西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當我們用自己的方式去看西方宗教時，或許認為它是滑稽可笑的，然而就是這種滑稽可笑的宗教文化卻孕育出了強勁的西方文化，我們就不能再對它報以輕心了。事實上，在相互了解的過程中，人們往往會在不自覺中以自己固有的框架為底色和參照去解讀對方，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一定的隔膜甚至誤會。

與許多文化不同的是，基督教完成的是從下到上的征服，是無數的基督徒通過殉道而完成的這個過程，它起初興起於弱小群體，雖後來被統治者奉為國教，但無論哪個統治者都不能真正左右它，直到後來。這種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使它培育出了一大批牛頓、達芬奇、約翰·洛克、托爾斯泰等等人類豐碑似的人物，可以說，比起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基督教文化貢獻給人類的財富與偉人都多，其內在的意義是不容忽視的。當我們讀到無神論者對它的批判時，也同時應該看到更多的人對它的維護與貢獻，這樣我們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

中世紀神學是基督文化奠定的基礎和開端，由此確立了基督教在西方萬流歸宗的地位，在西方宗教史上自有其獨特的重要性。其早期神學也稱教父神學，它是在同諾斯替教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通過長期不斷的激烈爭論，最終確立了基督教一些基本教義如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耶穌基督神人同性；人類犯有原罪，是無力自救的，只有通過耶穌基督才能獲得救贖等等。在這些基本教義的確定中，既有許多早期教父的護教努力，又有帝王等的參與，從而促進了其正統教義形成以及尼西亞「信經」的通過，使基督教的信仰得以統一。

當基督教開始在歐洲傳播時，由於首先面對具有強烈思辨傳統的希臘，由此早期教父們對基督教教義作了許多思辨性很強的理論性研究，以同他們所認為的各種「異端」思想進行鬥爭，所以教父神學亦有鮮明的哲學思辨色彩，其中最著名的又屬聖奧古斯丁。他提出了「上帝之城」與「人間之城」的說法，將基督教及其教會說成是「上帝之城」的象徵及在塵世之中的體現，本質上高於俗世和世俗國家，世俗國家應接受它的神聖領導，從而為中世紀羅馬教會建立神權統治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整個中世紀時期，基督教經院派的宗教神學始終佔據最主導的重要地位，11世紀安瑟倫為代表的「本體論證明」和13世紀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宗教哲學又是其中的兩個高峰，前者主要受柏拉圖主義和奧古斯丁神學影響，而後者主要受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影響。安瑟倫「本體論證明」，主要內容便是證明上帝的存在。他認為每個人心中都能設想一個「無與倫比的偉大存在者」，它存在於心中，邏輯上也就還存在一個「不可設想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存在者」，也同樣存在於心中，而且還更存在於現實中。因為如果它不存在於現實中，那就和「可設想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存在者」是同一個東西了。而且這個「不可設想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存在者」 如果不存在於現實中，那它就算不上是最偉大、最完善的存在者，最偉大、最完善的存在者是不可能不實存的。所以,「我們不能設想的、沒有存在與之相比的偉大存在乃是真實的存在，我們不能說它不存在。」這個「偉大存在」就是上帝。因此上帝既存在於人們心中，也存在於現實中。

安瑟倫的論證在基督教歷史上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以後的托馬斯·阿奎那等人繼承了安瑟倫的命題，又對此進行了更深入的論證。托馬斯在當時乃至以後都是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基督教思想史上一位最偉大的神學家，他的神學是一個包羅萬象的龐大體系，至今仍很少有人能夠跨越。他在自己的神學裡論證了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但同時又指出有些神啟的真理是不能為理性和哲學所證明的，因為它們超出於理性之外。對此我們只有信仰，由此他認為哲學是神學的婢女，哲學和一切學問應為神學服務。

關於上帝存在的證明，托馬斯在其《神學大全》中又提出了五種後天性證明方法，這些論證後來被康德歸結為「宇宙論的論證」和「目的論的證明」：

1．不動的推動者論證。世界上的東西是運動的，而運動又是需要某一另外的事物來推動的。依次推理，一定存在一個本身不動的第一推動者。這就是上帝。

2．最終因論證。世界上發生的每一結果都有其原因。這個原因又有其自己的原因。依次推理必定存在一個以自身為原因的最終因，這就是上帝。

3．自身必然性論證。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可能存在的，但必定還有些事物是必然存在的，因為可能存在的事物只有憑藉必然存在的事物才能產生。然而，在必然存在的事物當中，有些事物的必然性是由於其他更必然的事物所引起的。因此，必定存在一種自身具有自己的必然性的東西。這就是上帝。

4．絕對的完善性論證。世界上許多事物的善良、真實、高貴是相對於另外事物的善良、真實和高貴而言的，而另外事物的善良、真實和高貴又是相對於另外一個更加善良、真實和高貴的事物來說的。「所以在萬有中，應有一個善性及一切完全的原因，」這就是上帝。

5．最高目的論證。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為著一個目的而運動的。如果沒有一個最高目的的指引，萬事萬物的運動就無法到達其目的地，因此，必定有一個最高的目的，一切事物都依靠它的指引而趨向自己的目的。這就是上帝。

托馬斯又論證了上帝不僅創造物質世界，也創造了人和人的靈魂。在《神學大全》中，他還通過闡述人與上帝的關係論證了人的行為必須遵守的準則，以及宗教與道德、與人類最終幸福等等之類的關係，表現了極強的思維特徵和思辨色彩。

中世紀時還有許多與正統教會神學唱反調的宗教學說，當時基督教的神聖地位在歐洲已完全確立，宗教領域中的理性思考和與正統神學唱反調的宗教學說，便成為了神學上的「異端」。在整個中世紀時期，這種「異端」神學層出不窮，他們在理論上形態上有時表現為泛神論的宗教哲學，有時則表現為反對唯理主義思辨神學的神秘主義。泛神論宗教哲學否定超自然的上帝，最後導致無神論哲學；神秘主義主張人與神的直接融合，從而在政治上否認了教會的必要性，在理論上否定神學思辨的必要性，為16世紀的宗教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上的準備。這期間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伊里傑納、阿莫利和迪南的大衛等人，另外還有與泛神論思潮結伴而生的神秘主義異端，曾一再掀起群眾性的異教運動。在整個中世紀時期，這種異教運動幾乎遍及歐洲各國，主要有以博納班圖拉為代表的拉丁系神秘主義和以埃克哈爾特為代表的日耳曼系神秘主義。這些神秘主義思想力圖同上帝建立超理智關係，通過神秘的沉思和冥想，使靈魂脫離肉體，升入天堂，自我復歸於上帝，並沉浸於上帝之中。這些理論強調人神合一的神秘直覺，在理論上否定了教會作為人神中介的必要性，對以後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影響。

總體上說，中世紀神學有它枯燥和對理性壓抑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對信仰的推崇又開闢了一個信仰時代，對於塑造以後的西方文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與傳統中國的情形相比較，歐洲文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宗教性，由於基督教力量形成的教會牢牢在西方社會紮下了根基，並能夠干預世俗社會，從而形成了一個能夠平衡西方各種勢力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正是由於教權與世俗權力相分離並能相抗衡，才保證了西方專制制度不像中國一樣不受任何制約，個人高高凌駕於法律之上。對於上帝的堅信使西方可以蔑視任何人間專制暴君的淫威，從而也促使了以後歐洲封建專制制度的首先解體，和資本主義民主法制制度的誕生。中世紀的神學在某些方面也許是幼稚的，但一些在我們看來並沒有任何意義的爭論其實卻包含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例如上帝的證明，在無神論看來也許是再滑稽不過的一件事，但事實上，這正說明了西方人的認真。因為即使是教會的權威，也不能讓人們去強迫地信仰一個純粹是子虛烏有的東西，所以他們要論證，以確定自己信仰的真實無欺。同時在這裡，通過上帝的論證使得他們的思維亦比起世俗的人來達到了一個更抽象、更高的認識層次，即提出了人理性局限性的問題，人能夠認識眼所見的，但卻不可能直觀那些抽象的、本質的事物，理性局限性的認識可以使人在世界面前保持謙卑，從而避免人類的盲目自大，提高人們的思維層次與思維水平。

由此可見，中世紀的宗教哲學無論有多少局限性，但它是西方認識世界一個不可跨越的重要環節，人類的認識總是由不知到知的一個發展過程，中世紀無數的神學家與哲學家在這裡進行的許多思考都為人們打開自己的思路作出了鋪墊與貢獻，其意義是不能抹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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