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眼裡的「東方」

歐洲人眼中的東方，是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在希羅多德那裡，東方還是一片混沌。他根據《阿里瑪斯培》敘事長詩，對於遠東的描述充滿了神秘色彩，有守衛阿爾泰山金庫的雕頭獅身獸，有希伯波里安人奇異的金蘋果。至於秦尼、賽里斯等稱謂，也是從不同路徑獲得的關於中國的知識。

在葡萄牙人於15世紀初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著前進以前，歐洲人所熟悉的東方世界只有北非和中東。他們關於印度的知識是模糊的，關於中亞、東亞的知識則更不清晰。歐洲人的東方意識，從近東一直到遠東，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總之，中國的「西方」與歐洲的「東方」其實都表達了人類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心理——文化本位意識和文化相對意識並存的心態。文化本位意識和文化相對意識既矛盾又統一，這是由於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和共通性之間的矛盾統一關係而造成的，它們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一個基礎，但也經常構成障礙。

歐洲人於19世紀基本確立包括五個層級的世界分級體系

結合近代早期以來歐洲人世界觀念的發展歷程，以及直至今天還能被感覺到並且已經不止影響於歐洲人思維的世界區域分類觀，可以總結出歐洲人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不斷擴充並於19世紀基本確立的一個世界分級體系。

這個體系可以清晰地分為五個層級。第一層是大航海時代萌生的舊大陸與新世界之別，以大洋之隔為劃分依據，舊大陸包括非洲和歐亞大陸，新世界包括航海活動中陸續發現的所有新土地，如美洲、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太平洋諸島。

第二層是對歐亞非這塊超級大陸內部的劃分，標準為「文明」與「野蠻」，這種觀念由來已久，並在近代早期隨著歐洲人同外界的接觸增多而不斷鞏固。撒哈拉沙漠以北以東的地帶被歷史學家稱為「核心文明區」，撒哈拉沙漠以南則是一個從文化上和生物學上都與「核心文明區」區別明顯且接觸有限的世界，而這種特徵被定義為非洲文化的基本特徵。同時，歐亞大陸的北部即北西伯利亞和中央西伯利亞並不包含在「核心文明區」，該地居民被認為僅通過皮毛貿易和技術交換而與南部地帶保持一定聯繫，實質上仍處在野蠻狀態。

第三層是「核心文明區」內部的「東」與「西」之分。前兩層劃分在形成之後的漫長時期里基本固定不變，但第三層劃分涉及的各種概念始終在不停變化，所指的地理範圍也相應變化，這就是亞洲與歐洲之所指、東方與西方之所指、東與西之所指。「歐洲」和「亞洲」是地理實體的劃分。「亞洲」最早是指現在土耳其西北的這塊地方，然後被希臘地理學家向東和向南延伸至整個地中海東岸地區（黎凡特），而後隨著歐洲人對其東邊地區的認知陸續擴大而一路東擴至太平洋西岸。「東方」與「西方」則是歷史學家使用的表達文化差異的術語，這對名詞所指的地方並不總是同「亞洲」和「歐洲」相吻合。

不過「東方」一詞也如「亞洲」一詞那樣內涵不斷擴張。「東方」的原始含義是指西南亞一帶，7至8世紀阿拉伯人征服西南亞之後，「東方」的含義變成與基督教世界相對立的外國文化區，繼而就成為伊斯蘭教的同義詞，故其所指也涵括了位居南方的北非。大航海時代以來，隨著歐洲殖民網擴張至印度洋和南中國海，「東方」的概念繼續向東推進。當19世紀印度逐漸成為東方學家研究的基本課題時，「中國」也開始被涵括在「東方學」領域。需要指出的是，在歐洲人的第三層空間劃分——東西之分形成與發展的相當長時間裡，中國雖已存在，但尚未真正顯影，只是作為一種模糊的傳說包含在「非西方」的土地中。

既然「亞洲」和「東方」是被歐洲人逐漸擴大的，而它們實際上包含了許多種差異巨大的文明，那麼與歐洲人的認識過程相符，接下來就是針對「亞洲」或「東方」的第四層劃分，這次的標準是宗教性的，即奉聖書的人（猶太人、基督教徒、穆斯林）與其他宗教信仰者，前者對應的是西南亞地區，也是歷史上歐洲人最先認識到的「東方」，後者所指的是更靠東的亞洲地區，而在歷史上就是「印度」這個詞之所指。在古代歐洲地理學中，「印度」意指最東方，這個概念被文藝復興時期所繼承並隨著對更多東方地理空間的漸次發現而不斷擴展，直到它包括了地球的大部。無疑，中國在這時也是被包括在「印度」之中的。從18世紀開始，「印度」的範圍漸趨縮小，先是被限於指南亞和東南亞，繼而又依循英國人的殖民範圍而專指南亞。20世紀，這個詞的含義進一步縮小，直到僅指當前這一個同名國家。

18世紀，隨著「印度」的範圍不斷縮小，分布在當今印度以北和以東的地區便呈現出獨立形態，但它們並未立即被按國界線界分，而是首先以文化區域的形態出現，由此便在18世紀後期出現了針對東方之「印度」與「非印度」的第五層劃分。這就是以宗教紐帶相聯結的印度次大陸同儒家文明圈之分，前者是指信奉印度教、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地區，因此包括了西藏和蒙古，後者則是以中國內地為核心，並包括朝鮮、日本和中南半島部分地區。

歐洲人從地理上認識中國的同時，就一直努力從文化和宗教上界定中國

需要注意的是，在「核心文明區」範圍之內，與歐洲空間距離越遠的地區，就被認為同歐洲在精神與文化上愈加疏遠。基督教王國與伊斯蘭教王國之間的劃分其實是核心文明區之內最淺近的一層劃分，基督教徒與伊斯蘭教徒因廣泛的社會共性和哲學共性而歷史性地聯繫在一起，而雙方長期堅決否認這種共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尚未找到共同的文明對立者。奉聖書的人與印度教及印度佛教的信仰者之間在科學、數學、部分神秘主義行為和宗教概念等文化層面的各方面上也有不少近似之處，導致歐洲人把這兩個群體分開的是雙方在基本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方面的差異。事實上，現代西方學者越來越多地提到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間的同源性，以及它與印度文明間的相似性。與此同時，「中國文明」相對於其外部所有文明的異質性也越來越突出，所以儒家文明圈與核心文明區其餘部分之間這條界線最晚顯現，並隨著它日益清晰而終於成為歐亞大陸上最深刻的歷史裂痕，「東方」的本質特性終於由儒家文明圈來代表。從19世紀以迄於今的西方公眾想像中，如果說有哪種現存文明在時間上、空間上和內涵上距離西方或歐洲最遙遠，那無疑就是「中國文明」。

總之，歐洲人地理知識的增長總是與文化觀念或意識形態上的「人我之別」日趨精緻複雜相伴隨。而且我們要記住，在歐洲人自文藝復興以來逐漸豐富完善的世界分級體系中，作為地理單元的「中國」到18至19世紀才漸趨明確，並且這又與中國的文化特徵或宗教特徵被歐洲人最後確認的過程同步。那麼將中國的地理輪廓和文化輪廓獨立出來，僅僅是由於亞洲或東方的其他部分被逐漸歸位後自然剩餘的結果嗎？當然不是！歐洲人從地理上認識中國的同時，就一直努力從文化和宗教上界定中國，至少從中世紀晚期親臨中國的馬可·波羅就開始這樣了。而歐洲人的這種「愛好」正是歐洲人古已有之的等級制世界地理觀之自然延伸。在歐洲人「認清」中國的位置與文化性質的過程中，最堪玩味的，莫過於中國文明並非一開始就被歐洲人理解為歐洲文明的本質性他者，而其中部分原因卻又在於歐洲人那長期被宗教意識覆蓋的世界地理觀的影響。

（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