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罵他漢奸冤不？七七事變期間的張自忠

關於張自忠在1937年7月28日之後的留平問題，多年來有兩種不同看法。有人認為張是「臨危受命，代人受過」，留平之舉是「忍辱含垢，與敵周旋」，也有人認為「張自忠留守北平絕不是臨危受命，代人受過」，而是逼宋哲元「交權下野」。兩種觀點爭論了數十年，事實真相愈發撲朔迷離。就兩方觀點的缺陷而論，「臨危受命」一說僅著眼於七七事變至平津淪陷這一時期的事件，就事論事，而對張自忠的歷史問題（如張自忠率團訪日、與日方簽訂《香月細目》等事件）未能有清楚的認識，「逼宮」一說則多基於何基灃等人所著《七七事變紀實》及戈定遠所著《二十九軍和冀察政權》等當事人回憶文章，而對7月29日張自忠上台後的舉措鮮有提及。本文從張自忠的歷史問題出發，圍繞七七事變前後宋、張等人的表現及張自忠留平之後的舉措，對這一事件深入研究分析，力求還原歷史真相。

一、歷史上的張自忠

張自忠生於1891年，曾就讀於天津、山東法政學堂，先後投奔於東北軍閥車震、天津鎮守使趙玉珂名下。1917年，車震又將張自忠推薦至馮玉祥處，張從基層次第升級至第十五旅旅長。1926年，在馮玉祥的國民軍北伐之時，張自忠於陣前投晉。後張俊聲以性命擔保為張自忠說情，才重回馮部，免受軍法處置。1930年中原大戰後馮玉祥戰敗，西北軍殘部被張學良整編入東北軍，後改編為第二十九軍，張自忠於此時加入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因張部的人數較多（有幾千人），是西北軍殘部中最完整的部隊之一，這樣「張自忠就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張自忠以此獲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之位。也正因自恃實力雄厚，他常懷有「自命不凡」之心。據張俊聲回憶，「張自忠頗為自負，常覺二十九軍之有今日，主要憑藉他的力量，總想翹出同儕之上」，出於這種心理，張自忠「對蕭（蕭振瀛）常給以難堪，對宋（宋哲元）亦傲然強就」，為應對這一潛在的矛盾，宋哲元對張「故示優容，安其反側」。1933年3月，日軍入侵熱河，進逼長城各口，面對日寇侵略，宋哲元奉命參加長城抗戰，而張自忠出於保存軍隊的私心起初不願出兵作戰，在「宋哲元沉痛誓師，期以必死」後，「唯有張自忠裝病不起」，後經蕭振瀛曉以大義方帶隊出發。二十九軍進駐冀察之後，張自忠又在軍隊編製、人事任免等方面與宋哲元、蕭振瀛、馮治安等主要將領屢有齟齬。

二、張自忠訪日問題

隨著日本侵犯華北日深，《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的簽訂和「察東事件」「河北事件」「張北事件」的發生，國民政府被迫接受折中方案：在冀、察兩省及平、津兩市建立一個半獨立的政權——冀察政務委員會。冀察政權建立後，宋哲元逐漸集地方軍政大權於一身，成為華北首屈一指的實力人物，日方不斷對其威逼利誘。宋哲元面對日方的態度可以概括為「表面親善，實際敷衍，決不屈服」，例如冀察政委會成立後不久，日方指使漢奸潘毓桂、張璧「擬出一個所謂『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幟圖樣」交給宋哲元，結果「宋看過後立即焚毀」。1936年底，日方邀請宋哲元訪日又被宋拒絕。日方對宋哲元這種不配合的態度大為不滿，見宋不為其所利用，轉而將目光放至三十八師師長、天津市長張自忠身上。日方特務機關通過漢奸掌握了張自忠日常的思想和言論，知其素與宋哲元、蕭振瀛等將領不和，再加上張自忠有一定實力，遂決定以張為二十九軍高級將領的突破口。

1937年4月，在中日關係已十分緊張的情形下，日方邀請張自忠訪日並參加日本天長節。關於張自忠訪日究系日方操作抑或宋哲元安排，據秦德純回憶，「日方於二十六年春，堅約張將軍赴日參觀，因此張將軍便成為了眾矢之的」，可以看出此次訪日實出於日方的主動邀請。另據當時《中央周報》報道，「宋哲元本人原不主張派員東渡，惟此中有人為張自忠運籌帷幄自命不凡者，極力慫恿張領導前往……」，也可從側面證實張自忠訪日並非出於宋哲元的意願，而是日方為之謀劃。此次訪日旅費「明雖由冀察會負擔，實則此行純系華北日駐屯軍部邀請，而由退還庚子賠款之一部撥充，故在冀察會本身所出無多也」。因此，對於張自忠訪日，宋哲元雖「不主張」，然在日方「堅約」下，並撥出中國對日庚子賠款之一部充作經費為張「運籌帷幄」，宋哲元最終也「只是迫於情勢，不好不同意而已」。

關於訪問團的名稱，原定為「冀察平津赴日考察團」，因宋哲元等人拒絕訪日，到最後成行時，日方改為「張自忠訪日參觀團」。張自忠任訪日團團長，張允榮任副團長。在日本陸軍省制定的「華北赴日參觀團旅行計劃」中，張自忠是以「第三十八師師長、天津市長、惠通公司董事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陸軍中將」的身份率領訪日團。訪日團成員中，除二十九軍四個師中每師出一旅長及惠通公司四位重要職員外，其餘基本為天津市政府及工商界人士，此外還有「張自忠男女公子、侄男女公子及張允榮之女公子等五人，偕行遊歷」，共二十餘人。訪日團一行「於四月二十三日離津赴日考察」，五月「二十六日晨返抵青島」，除按計劃考察市政、軍事、航空及工商業外，日方還安排了超出張自忠身份的參加天長節、「覲見天皇」的活動。

張自忠在日本享受的待遇甚至超過了一個月前代表中國政府訪日的外交部長張群。日方此舉意圖通過提高張自忠的地位，在二十九軍內部乃至二十九軍與中央之間製造裂縫、矛盾，目的不僅在「使張自忠等悚於日本之富強，自動徹底親日」，更在於「拉住冀察一部實力派頭腦簡單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無形中做到破壞我收拾華北計劃」。時任日本駐華北特務機關輔佐官的寺平忠輔稱張自忠一行在日本「受到各方面熱烈的招待，滿載而歸」，「認為親日氣氛的造成，已收到相當的效果」。而張自忠這位「頭腦簡單分子」對日方的拉攏似乎頗為受用，自訪日歸來，張逐步跌入了日方陷阱和漢奸包圍之中，成為一名「親日分子」。據軍委會參謀次長熊斌分析：「張自忠自赴日本以還，似害有二種病，即1、因日人給以許多新式武器之參觀，以致畏日。2、因日人對其優待而親日。」張自忠在向日方靠近的同時，與宋哲元等二十九軍主要將領的隔閡也越來越深。5月26日張自忠從日本返回青島後，宋哲元派李炘、鄧哲熙前往迎接，但張卻於27日赴濟南謁見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隨後回天津，並未謁見近在山東樂陵的自己的長官宋哲元。

三、盧溝橋事變後宋張等人的表現

面對日方步步緊逼、各種要索，「宋哲元深感難於應付，乃萌回籍暫避之意」，遂於1937年5月離平回到樂陵。宋於離平前令馮治安代位二十九軍軍長，秦德純負責對日談判。七七事變爆發後，7月8日，馮治安、秦德純等主戰將領決心反攻，宋哲元也「由樂陵電令先消滅當面之敵」，因日方稱可無條件撤兵而收回反攻命令。至十日日軍未撤，「馮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張自忠及許多親日分子從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實」。七七事變後，日方起初與秦德純進行交涉，因秦的態度較為強硬堅決，便轉而找張自忠談判。張自忠自訪日後，已成為「日軍心目中的華北中心人物」，據今井武夫對張自忠的評價：「由他負責，與冀察軍內其他要人不同，總會對日採取合作方式的。」7月11日，日方在張允榮家中與張自忠進行談判，雙方初步定了談判內容，簡稱第一項誓文，條件如下：1、道歉並懲辦此次事變責任者；2、盧溝橋以及龍王廟，不駐中國軍隊；3、取締共產黨、藍衣社激烈分子排日抗日等運動。雖然外界傳言已經簽字，但秦德純「不承認有上敘事實，謂並未簽訂任何條件」。此後，張自忠拋開秦德純，開始插手對日談判。

盧溝橋事變後，華北局勢驟變，而自張自忠訪日歸來後數月間，宋哲元未曾與張接觸談話，不了解其思想變化及對日態度，加上宋張之間本身存在的隔閡，使得宋哲元對張自忠更加不放心，宋遂於7月11日從樂陵返回天津察看情形。早在七七事變爆發前，蔣介石就「從情報中得悉日本與漢奸及張自忠等有陰謀對宋下毒手的消息」，數次電宋直接到保定指揮。7月10日，蔣介石又令李世軍「去樂陵當面告知宋不能回北平的理由，主要是怕廿九軍內部發生問題，使宋有失去自由危險」，然此時宋哲元已動身赴津。宋抵達天津後，即「為親日分子齊燮元、張自忠、張允榮、陳覺生四大金剛所包圍」，宋哲元給熊斌的電話中稱「彼現在津，不能有明白表示」，暗示自身的危險處境。7月15日，宋哲元在天津寓所召開二十九軍將領會議，會上就表露出二十九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據軍政部參事嚴寬給何應欽的報告顯示，「張（自忠）等力主和，日對張等由陳（覺生）、馬（彥翀）居中拉攏，故張等對日外交處處讓步，藉鞏固底盤」，而「馮（治安）等力主戰，對日決不讓步」，此外陳覺生等漢奸甚至「主張地方與日媾和」。宋哲元看到自己已不能控制天津的險惡局面，甚至「密電蔣委員長請示是否可以放棄天津」。針對七七事變後華北的惡劣局勢，蔣介石在7月17日的廬山講話中特別提出四點聲明：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

蔣介石同時勉勵宋哲元，「只要吾兄等能堅持到底，則成敗利鈍，中願獨負責也」。同時，何應欽致電宋哲元「望兄等一面不放棄和平，一面應暗作軍事準備」。在此情況下，宋哲元一面於7月16日發布戰字一號命令，命馮治安為總指揮官，對北平及附近地區做出戰略部署，一面於18日會見新上任的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希圖促成和平局面。然而香月向宋提出七項苛刻要求，並要求宋於19日前回復。18日當天宋哲元向熊斌電話表示「戰爭恐不能免」，「決不作喪權辱國之事」，秦德純在向軍事委員會的報告中也表示宋哲元與香月清司的會談內容僅為「恢復盧事件發生前之和平狀態，未涉其他」。宋哲元深感和平無望，遂於19日搭北寧路專車離津返平，車過楊村與漢溝之間鐵路橋時「發現炸彈，其時宋哲元赴平專車已過，炸彈未爆發，無損傷」。後據宛平縣縣長王冷齋調查，炸彈系日方安置。

在宋哲元離津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代表董道寧即於19日下午對日發布公文，表示「任何現地協定，須經中央政府承認」。然而，張自忠、張允榮卻於19日深夜到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拜訪參謀長橋本群，並在日方擬定的《停戰協定第三項誓文》上籤了字，史稱《香月細目》，其內容包含七點：

徹底彈壓共產黨的策動。

對雙方合作不適宜的職員，由冀察方面主動予以罷免。

在冀察範圍內，由其他各方面設置的機關中有排日色彩的職員，予以取締。

撤去在冀察的藍衣社、CC團等排日團體。

取締排日言論及排日的宣傳機關，以及學生、群眾的排日運動。

取締冀察所屬各部隊、各學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運動。

撤去在北平城內的第三七師，由冀察主動實行之。

由於雙方約定對此協定保密，因此宋哲元、秦德純均不知曉。對於這一協定，宋哲元事後也「始終未作承認」。這份文件，戰後才在日方檔案中被發現。

四、7月28日風雲突變

7月20日下午，日軍炮轟宛平及長辛店，25、26兩日接連發生了日軍向我廊坊駐軍挑釁、偷襲北平廣安門事件。香月清司於26日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限於二十七（日）午十二時以前，將八寶山、盧溝橋等處之我軍撤至長辛店以南，並限於二十八日我軍撤至永定河以西」，被宋「嚴詞拒絕」。至此「時局已瀕最後關頭，此間一切談判均已停止」，雙方戰爭一觸即發。宋哲元即於27日令尚在北京的劉汝明速回察哈爾準備作戰，按照計劃「八月一號行動」，同時「諭令二十九軍抵抗日軍」，並向中央表示「已決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氣」。同日，蔣介石電宋哲元，請其「靜鎮謹守，穩打三日」，並「嚴令各部，加深壕溝，固守毋退」。為表明抗戰決心，宋哲元還於27日晚向全國通電，表明全軍「為自衛守土計」，「儘力防衛聽候中央解決」。

然而，就在宋哲元於26日拒絕日方最後通牒，27日下令全軍抵抗，固守北平穩打三日甚至「決心與城共存亡」的情況下，卻於28日晚十一時半率秦德純、馮治安、陳繼淹等部眾離平赴保。察此一前後矛盾之蹊蹺行為，根據後來各方行動進行分析，實為7月28日日軍、漢奸及張自忠等人聯合行動之結果。

7月28日晨，日軍向北平南苑、北苑、西苑、黃寺、團河等駐軍發動總進攻，中日雙方在平郊展開激烈戰鬥。日軍「以聯合兵力約三千、炮約四十門，向我南苑攻擊」，致使二十九軍傷亡慘重，副軍長佟麟閣及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蔣介石在接到平郊激烈戰況後，即電令宋哲元「速離北平，到保定指揮」。28日下午三時許，宋哲元在進德社與秦德純、馮治安、張維藩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何固守北平三日，張自忠突然到會（宋哲元離開天津時曾囑咐張自忠坐鎮天津，非有命令不得離開），對宋表示「如果委員長暫時離開北平，大局仍有轉圜的希望」，宋哲元此時已明白張的意圖與自身處境，遂決定離平，交出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冀察綏靖公署和北平市的領導權。同日，隸屬石友三一部的「駐平綏線沙河保安隊附敵」，平綏鐵路線被日軍控制，從而切斷了二十九軍軍部與一四三師的聯繫；張允榮同時抵達平綏鐵路局進行控制並接任鐵路局局長；阮玄武也率三十八師獨立三十九旅由南口回到北苑，聽從張自忠的調遣。這些跡象都印證了嚴寬給何應欽報告中的「聞儉（28日）晚戰爭，張（自忠）、石（友三）等部有參加日軍行動之說」，加上此時二十九軍軍部所在地「居仁堂已被張部進佔」，表明28日的行動實際上是一次有計劃的奪權。最終宋哲元、秦德純等人離平，北平、天津相繼淪陷，而「自忠、燮元、允榮、毓桂、張壁、仲孚、覺生將主要政，漢奸全獲勝利」。

五、張自忠上台後的措施

1、接見松井，大開城門

7月29日張自忠上台後，於晨七時「接見日本駐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商談『善後辦法』」，在得到松井「該國軍隊，決不進城」的許諾後，即下令將城內阜成、西直、東直、德勝、安定等各城門的沙袋撤除，「旋即城門完全開放，任人通行」，當晚還將自7月8日以來實施的北平戒嚴解除，「全市各處障礙物亦下令全部撤盡」。為安定民心，張特於下午五時接見新聞記者，對外宣稱「日方聲明不入城、不投彈，平市治安可保無虞」。

2、重組政權

在得到日方不進城的保證後，張自忠即著手接任職務，進行人事調整，重組政權。張自忠給香月清司打電話，稱已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29日上午九時，張自忠以冀察政委會名義任命潘毓桂為北平市警察局長，張允榮為平綏鐵路局局長。張本人於下午二時就任北平代市長，三時就任冀察政務委員會代委員長，並通電軍事委員會駐保定辦事處，報告「平津軍政由彼負責」。7月31日，張自忠任命天津市府首席參事邊守靖為代理天津市長，李景陽為天津警察局長。此時天津警察四千人已「奉令解除武裝，駐軍退至靜海一帶」，李景陽接任職務後，即派出黑衣警察於各處值崗，甚至幫助日軍將劉家鸞留下的零星保安隊繳械。8月2日，張自忠以「冀察政委會各委員離職不在北平者太多，以致開會討論事項不易進行」，將秦德純、戈定遠、劉哲、門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蕭振瀛、石友三八人一律開缺，並於3日改聘張允榮、張壁、楊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驥、鄒泉蓀、陳中孚八人為委員。隨著一系列的人員變更，大量漢奸和親日分子控制了冀察政委會及平津市府各要害部門。

3、停止作戰，解除武裝

29日，張自忠甫一上任，就接到其手下的三十八師在副師長李文田和天津警備司令劉家鸞率領下向天津日軍發起反擊戰的消息。天津抗戰令張自忠十分尷尬，他立即向天津發電，稱「和平有望」，「令停戰，並謂再受壓迫即撤退」；為杜絕隱患，避免日方猜忌，張自忠還將手下所控部隊「改為保安隊，每日晨昏由日人詢（訓）話」；31日，張自忠手下的阮玄武旅「在北苑及西苑繳械」；為獲取日方信任，張自忠甚至不惜「向宋哲元辭去三十八師長」，自願「脫離軍籍」，釋去兵權。

4、管控言論，查禁排日報紙書籍

潘毓桂被張自忠任命為北平警察局局長後，即著手實施管控言論，對排日出版物進行查禁。如「檢查報紙取締言論」、「郵電檢查」、「檢扣外埠報紙」、「查獲反動書籍」、「取締集會結社」等，此外，潘毓桂還下令各學校「禁讀黨義」，在警察局內「裁汰黨化人員」，搜查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等二十九軍要人的住宅，對入城日軍予以招待，向日軍供給運輸車。

從張自忠留平後的各項措施可以看出，其留平是為了繼續執行《香月細目》的各項協定，以促成「和平」局面。然而張自忠在逼走宋哲元並自動解除武裝後，對日方便失去利用價值，對於時局，「張等已無主持能力，諸事皆由漢奸操縱」，日方遂拋開張自忠，直接支使漢奸。7月30日，在日軍扶植下北平地方維持會成立，江朝宗任委員長，此舉意味著日方欲繞開冀察政權而另立偽政權。雖然張自忠「謀取委員長一席，運動甚力」，但日方認為「如二十九軍與冀察政務委員會要人仍在新委會中，據有負責之地位，則北平時局難期明朗」。至此，張自忠已失去利用價值和存在根基。據當時《申報》報道，「日方重要人員談話，對張自忠已不信任，並謂張壁、張允榮等乃利祿之流，無何期待」，因此預測「平津將另有演進」。果然不出所料，8月4日上午九時半，日軍背棄對張自忠的承諾，將部隊開入北平城內。此時張自忠方覺掉入日軍陷阱，和平美夢破滅，遂於5日稱病住院，辭去代理委員長之職，並於6日登報將所有三職務一併辭去。

六、張自忠政權迅速失敗的原因

張自忠在幾天之內便失去其前半生所經營的軍權與政權，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日方在利用張自忠將宋哲元及三十七師趕出北平後，即對其失去興趣，改由日方直接指使其身邊的漢奸，張的權力被架空。

其次，天津李文田的抗戰和冀東偽保安隊的反正使日軍十分震驚。李文田是張自忠三十八師的副師長，日方認為張自忠連自己的部下都不能控制，已無利用價值。自此日軍對有兵權的漢奸已不敢重用。

二十九軍的廣大官兵也不支持張自忠的「和平」政策，紛紛棄張而去。天津抗戰後，李文田率三十八師赴馬廠向宋哲元報到；留在北平的劉汝珍團雖被騙換了保安隊的黑色制服，但最終帶兵突圍離平。

此外，張自忠原來的西北軍老上級、老同事（如韓復榘、鹿鍾麟）也帶頭對張的「和平」政策進行譴責。廣大群眾包括學生對張追趕、謾罵。還有一些不甘附逆的西北軍故舊（如賈德耀、劉郁芬、田春芳、過之翰等）多以患病、工作結束等理由紛紛辭職或不辭而別。甚至張自忠身邊的幾個曾與其拜過把兄弟的漢奸（齊燮元、張壁、潘毓桂、陳覺生等）也都轉投日本，令張自忠處境艱難。

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日方需要一個地位較高、對日恭順且沒有軍權的傀儡（江朝宗、高凌霨等），而張自忠的條件不夠（張僅是天津市長、三十八師師長）。因此，日軍方直接支使漢奸成立了北平地方維持會。張自忠在失去軍權政權後，倉惶辭職，躲入德國醫院，這場短暫的預謀政變遂以失敗告終。

七、國民政府對宋、張的處理態度

平津失陷後，蔣介石即對新聞記者發表意見，稱「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余一身負之」，並提到「至宋個人責任問題，不必重視」。8月6日，蔣介石任命宋哲元擔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下轄第77軍、59軍、68軍、53軍、92軍、108師等多支部隊，擔任平漢線一帶防務。宋於8月21日面蔣，蔣對宋大加慰勉。相比之下，國民政府對張自忠的態度則殊為不同。張自忠從北平逃出後，國民政府於10月8日下達明令，「張自忠放棄責任，迭失守地」，故給以「撤職查辦」的處分，撤銷其天津市長和第三十八師師長之職。時張自忠在濟南，南京方面「命韓（復榘）派人押解張自忠前往南京」，待張到京檢討後，在馮玉祥、宋哲元等人力保之下，蔣介石「給了他一個軍政部中將部副的名義留在南京，不准他回到部隊」。

八、張自忠的懺悔與歸隊

張自忠倉皇辭職後隻身逃出北平趕往天津，又搭船赴煙台轉至濟南。馮治安遂派張的老上級張俊聲前去慰問，張自忠見到張俊聲後，極感痛悔，自言「想不到鬧了這麼一下，好像被鬼所迷。現在唯願一死，身邊常帶安眠藥，隨時想吃下去」。蕭振瀛也於此時乘車到濟南見張自忠，張抱著蕭振瀛大哭道：「對不起團體，對不起大哥」，對蕭解釋稱「日本認為軍隊不聽從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問清談判情況後，方趕往北平，代以控制局勢，不意演變如是」，並表示「唯求蔣委員長容余死在戰場，有以自白」。待至南京見到李宗仁時，張亦稱自己「戴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並表示「中央如恕我罪過，讓我戴罪圖功，我當以我的生命報答國家」。可見此時張自忠極後悔被日人和漢奸利用，已意識到所犯錯誤，並萌生以死報國之心。宋哲元死後，張自忠捶胸大慟，對人說：「宋先我而死，是天不許我有贖罪機會了」，「從此死心益決」。

張自忠被處以「撤職查辦」後，經宋哲元、馮玉祥、鹿鍾麟等將官保薦，蔣介石復用其為五十九軍軍長，准其戴罪立功。返回部隊當天，張自忠對原38師部眾痛哭道：「今天回軍，除共司殺敵報國外，是和大家一同尋找死的地方。」張自忠在淝水初戰告捷後，痛切地對記者說了三句話：「兄弟無話可說」，「大部分國人罵我是漢奸，兄弟認為這是終身最痛心的一個污點」，「只有事實方可洗雪這個污點，現在無話可說」。經臨沂一戰，張自忠部奮勇殲敵，重創板垣師團，國民政府遂撤銷對其處分。棗宜會戰中，張自忠以身殉國，最終完成了其「死在戰場，有以自白」的意願。

綜上，張自忠任天津市長以來，在名利追逐下，同時兼任日方的興中、惠通公司董事長，率團訪日，逐漸跌入了日本陷阱。七七事變爆發後，張自忠又墜入和平談判的幻想中，被日方利用，與日方簽訂《香月細目》，甚至發動政變重組冀察政權。及至倉皇逃出北平後，張自忠方才醒悟，萌生悔意，在宋哲元、李文田等人幫助下重回抗日隊伍，最後以身報國。後人習史，應清楚認識到在日方以陰謀手段瓦解二十九軍、奪取平津的過程中，張自忠是難辭其咎的，方不負以史為鑒。

註：此文轉載於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教授李惠蘭的博客。原題目為《七七事變期間的張自忠》。李老師退休多年，對於網路傳播不熟悉。蒙其當面授權，在公眾號中轉載。若有打賞，將全部轉給李老師本人。

一碼不掃 何以掃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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