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43年5月宋美齡訪問舊金山

文 | 諶旭彬

1928年7月，軍閥孫殿英用炸藥盜掘了清東陵的慈禧、乾隆墓，引發舉國嘩然。

事後，孫殿英並未受到任何懲處。坊間傳言，乃是因為孫攜帶盜墓得來的珠寶，分送南京政要，宋美齡亦收了孫贈送的一顆「慈禧夜明珠」作為鞋飾，故蔣介石對孫網開一面。

這種說法，乃是無稽之談。

源頭乃文強晚年所撰文史資料

1940年代，文強曾在軍統局先後擔任過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華北辦事處處長、本部第三處處長、中美特訓班第三班副主任等要職。

1949年後，文強留在大陸，為「文史資料」撰有《孫殿英投敵經過》一文，詳述了自己與孫殿英的交往。其中寫道：

「1943年3月2日，我與孫殿英一道啟程到陵川。……窟窿岩一宿，原想好好的消除疲勞，不料孫睡到三更半夜睡不著，把我從夢中叫醒，要聊天。……孫談得興高采烈，又將東陵盜墓的事，全不隱諱地向我談出。他說：『……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極了，棺材裡的屍體已化了，只留下頭髮和辮子；陪葬的寶物不少，最寶貴的是頸項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顆，聽說是代表十八羅漢，都是無價之寶。其中最大的兩顆朱紅的，我在天津與雨農見面時送給他作見面禮。還有一柄九龍寶劍，有9條金龍嵌在劍面上，劍柄上嵌了寶石。我托雨農代我贈給委員長或何部長，究竟雨農怎樣處理的，由於怕崩陵案重發，不敢聲張。慈禧太后的墓崩開後，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寶物就多得記不清楚。從頭到腳，一身穿掛都是寶石，量一量有5升之多。慈禧的枕頭是一隻翡翠西瓜，托雨農代我贈給宋子文院長了。她口裡含的一顆夜明珠，分開是兩塊，合攏是一個圓球，分開透明無光，合攏呢，透出一道綠色的寒光，夜間在百步之內可照見頭髮。聽說這個寶貝可使屍體不化，難怪慈禧的棺材劈開後，老佛爺好像在睡覺一樣，只是見了風，臉上才發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將這件寶貝夜明珠托雨農代我贈給了蔣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寶物之後，引起了孔祥熙部長夫婦的眼紅，接到雨農的電告後，我選了兩串朝鞋上的寶石送去，才算了事。那把九龍寶劍，究竟贈給了委員長還是何部長，到於今還不明白，有便請代我打聽，但也不必當面去問雨農，不然，會顯得我太小氣了，千萬千萬，拜託拜託。』」

文強此文，是「宋美齡收了孫殿英贈送的一顆慈禧夜明珠，故蔣介石對孫網開一面」之說的唯一史料源頭。

圖：原軍統幹部文強晚年照片

一個微妙的時間問題

假設孫殿英確實在1943年3月「半夜睡不著」主動跟文強說了自己向蔣介石、戴笠、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夫婦行賄之事，文強1949年後寫「文史資料」時的轉述也完全忠實於孫殿英的原話，那麼，一個微妙的時間問題就出現了。

按文強所轉述的孫殿英的說法，其針對南京高層政要的行賄，全部通過戴笠這個中間人來操作，「在天津與雨農見面」是孫、戴二人初次相識，故孫又贈了戴笠一把「九龍寶劍」作為「見面禮」。

孫殿英盜挖清東陵，時間是1928年7月；同年8月，事迹敗露，其部下譚溫江被捕，國民政府成立特別軍事審判法庭；至1930年中原大戰，孫殿英投靠閻錫山、馮玉祥一派參與反蔣，譚溫江等人被釋放，案件不了了之。

至於孫殿英與戴笠初次相識，卻是在1933年。具體的相識經過，戴笠曾告知過文強：

「1944年春，戴笠到河南臨汝風穴寺主持中美特種技術合作第三班(戴笠兼主任，我任副主任)開學儀式時，在一次閑談中，他談到他與孫殿英的結識：是執行老頭子(指蔣介石)的密令——搞垮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戴說，他曾經同劉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與孫見過面，……孫了解到戴是蔣介石身邊的親信特務頭子，……連說……今日見面難得，送兩顆紅寶石作紀念吧。孫還曾鬼頭鬼腦地向戴說：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當時答應收下，回南京後交給蔣介石了。他倆這次見面是痛快的，戴說孫老殿確有江湖上的豪氣。」

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舉事，自稱「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在南京看來，這是欲借抗日之名行割據之實。孫殿英是馮玉祥的重點拉攏對象，也是南京方面的重點策反對象。據孫部中校參謀王任之回憶，「何應欽三次派藍衣社頭子劉健群來沙城遊說孫殿英。」查台灣「國史館」所藏戴笠檔案，內中有多封戴笠與蔣介石往來電函言及如何拉攏孫殿英。均可證戴笠與孫殿英的結識，確系始於1933年。

也就是說：孫殿英從東陵盜寶案中逃脫法律制裁，是在1930年。他和戴笠初次相見並贈寶給戴，是在1933年。「怕崩陵案重發」幾個字，也說明贈寶之時，孫已從東陵盜寶案中脫身。簡言之，按文強所轉述的孫殿英自己的說法，他從盜墓案件脫身在前，向宋美齡贈寶在後。

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就很清晰了：

1、1930年，孫殿英究竟是怎樣從盜墓案脫身的？2、1933年，孫殿英究竟有無向宋美齡贈夜明珠？

圖：1933年4月16日，戴笠致電蔣介石建議拉攏孫殿英以制約馮玉祥

蔣馮閻桂勾心鬥角，孫殿英獲利

孫殿英盜發慈禧、乾隆之墓被媒體報道之後，舉國嘩然，要求嚴懲的輿論極盛。因案件主犯乃是現役軍人，非普通法院所能審理，故遜清宗室、文化名流以及北平總商會等機構，均曾請求組織特別法庭，且要求參加陪審。

最終，因孫殿英的身份頗為特殊，牽涉到諸多政治派別的利益，決定組織封閉的「高等軍法會審處」審理此案。

一方面，孫殿英部名義上乃是蔣介石的部屬。

孫部原屬張宗昌的直魯聯軍。1928年夏，孫選擇向北伐軍「投誠」，接受了蔣介石第一集團軍的番號，但孫對蔣的觀感並不好。蔣在該年7月倡議整理全國軍隊，欲將現有的200個師減至50個，遭到了來自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人的極大阻力。按計劃，孫殿英部也將裁員過半，由軍改旅。孫對整編極為抵制，但蔣派在北平的代表何成浚立場強硬，對孫明言：若不整編裁兵，則中央將停發糧草、餉彈。這也是孫鋌而走險去盜發皇陵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當時主政北平的乃是閻錫山（北平衛戍總司令）、馮玉祥等人，盜墓案發後，閻、馮均有藉此案攻擊蔣介石的用心。

這種勾心鬥角，充分體現在特別軍事法庭對審判官的選擇上。

組織特別軍事法庭，乃是閻錫山的主張。代閻錫山坐鎮北平的朱綬光（衛戍司令部參謀長），最初擬定的審判官人選，如楊傑（第一集團軍總參謀長）、冷遹（第一集團軍第四軍團總指揮部總參議）等，全是蔣介石第一集團軍中之人。若審判結果對孫殿英有利，閻、馮等自會大造輿論攻擊蔣「徇私」；若審判結果對孫殿英不利，閻、馮等亦樂見孫因此銜恨蔣，與之分道揚鑣。南京方面洞悉此中奧妙，故在接到朱綬光關於審判官的人選報告後，迅速指示必須「由各集團軍派員充審判官」。最終方案，乃是蔣、馮、閻、桂的第一至第四集團軍，各出一名審判官；至於審判長，則由閻錫山派系的商震擔任。

另據丁治磐（曾與孫殿英同屬直魯聯軍）披露，1928年6月份蔣介石派何成浚與徐源泉（直魯聯軍高級將領）接觸，徐已決心接受第一集團軍的番號，投入蔣的陣營；但為求自保，同時還曾與孫殿英等人一道「暫時先接受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第十一軍團的番號」。1928年7月何成浚抵達北平後，丁、孫所部，才又轉而接受第一集團軍第六軍團的番號，被置於徐源泉麾下。而盜墓案的審判，則令孫殿英再次倒向了閻、馮。

丁治磐回憶：

「孫殿英雖是老粗，但心思很活，常與外界聯絡，十七年七月初他盜慈禧太后陵墓後，珍奇珠寶送給馮玉祥、閻錫山頗多，但有無送給徐源泉，因我在軍中帶兵，並不清楚。……據說馮玉祥還對孫盜寶表示同情，他說：『我們把他們（清皇室）活的趕走了，你把他們死的拿走了。』由於孫盜寶的事，使得他與徐源泉心存芥蒂，孫認為徐源泉未儘力保護他，所以雖然徐源泉待人寬厚大度，孫仍存離心。……我部在北方過冬後，就於民國十八年春調回南方，……由於孫殿英仍存離心，我們對孫殿英部嚴加註意。……當時我們和孫部分東西兩路走，令孫從東路走到山東禹城附近渡河，意思是說你若願意跟我們到南方來就渡河，不來就算了。結果孫就停在山東平原不渡河，雙方即在此分道揚鑣。」

孫殿英認為「徐源泉未儘力保護他」。事實上，徐源泉身為孫的上司，當日曾對外界多次替孫辯解，聲稱孫的寶物乃是「剿匪所獲戰利品」。不過，徐也曾令孫向北平衛戍部交出「金銀器物珠玉玩具等二十七包」，這或許是孫不滿徐的主因。

孫最終從盜墓案中全身而退，實是當日各派系政治力量勾心鬥角的結果。

徐永昌曾言，中原大戰爆發前，「最反對中央的是孫殿英、高桂滋」。1929年6月，「高等軍法會審處」預審終結，卷宗及判決書被送往南京政府軍政部。此時，「中原大戰」即將爆發，南京不欲刺激孫殿英，故遲遲未對判決書出具意見；及至1930年，孫殿英在中原大戰中倒向反蔣的閻、馮、桂陣營。被關押在北平陸軍監獄的孫部盜墓軍官譚溫江等，也得閻、馮等人默許而被釋放。一場轟動全國的盜墓案，就此不了了之。

圖：丁治磐將軍耳聞孫殿英向閻錫山、馮玉祥送了很多珍寶

無法證實宋美齡收過孫的夜明珠

至於1933年孫殿英有無通過戴笠向宋美齡贈送夜明珠一事，筆者傾向於無。

原因有三。

其一，孫有吹噓自己與戴笠、蔣介石存在親密關係的強烈動機。

文強乃是軍統派至太行山游擊區「監視」孫殿英之人，孫也了解文強的身份與來意。1943年2月底，孫派代表參加日偽召開的「璐王墳會議」，消息走漏後，孫有必要用言詞安撫心存疑慮的文強。吹噓自己與戴笠、蔣介石夫婦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其二，孤證不立。

迄今為止關於宋美齡收了慈禧夜明珠的唯一可稱之為「史料」的依據，只有文強對孫殿英之言的這段轉述。其餘坊間材料，或與此說抵觸，或不過是這段文字的衍生物。

其三，從孫殿英的仕途起伏中，看不出蔣宋夫婦乃至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對他有所「照顧」。

1934年孫殿英全軍覆沒，實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結果。

1933年，馮玉祥欲拉攏孫殿英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與南京對抗，孫則首鼠兩端，一面敷衍馮，一面與南京秘密接觸，藉機自抬身價要求中央讓自己「率所部移屯陝北、綏西邊荒」去屯墾——孫本是沒有固定地盤的游軍，此舉是要挾中央企圖獲得根據地。蔣介石再三權衡利弊之後，曾任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但蔣此舉並非出於真心，1933年9月1日，在給何應欽的密電中，蔣曾明確表示「孫部庇藏X黨分子太多，愈行愈遠，亦收拾更難，實有從詳考慮之必要」；10月13日，又密電何應欽、朱紹良，明言「孫部無益國家，遺害地方，當然不能再有顧惜」；稍後因福建事變，蔣處理孫的步子放緩。1934年1月30日，福建事變已平，蔣介石再電何應欽，要求其與閻錫山商議，「對孫殿英應決心根本解決」，如閻錫山不積極，則中央軍將前往晉綏「自行擔任」這一任務。3月11日，晉綏軍下達攻擊孫殿英之總攻令。31日，傅作義向南京報告：孫殿英部三萬餘人已全部被繳械。

1936年孫殿英再度出山擔任「察北保安司令」，與蔣介石、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等人亦無關係，乃是宋哲元所委任（只是一個空銜）。蔣介石對孫殿英此次出山甚覺驚訝，曾於日記中寫道：「（聞閻錫山釋放孫殿英）此其為擾亂宋哲元後方之張本乎？」（孫長期被監視居住於晉祠）（11）

七七事變後，孫通過劉峙、戴笠的門路，要求抗戰，與蔣介石有過一面之緣。蔣擔憂孫重拾舊業在華北搞會道門，為日偽服務，故給了他一個「冀察游擊司令」的名義。（12）另據打入孫殿英部隊的中共地下黨員靖任秋披露，「當時，蔣介石雖然已經發表孫殿英為冀察游擊司令，但對孫極不放心，特指定孫與戴笠建立經常聯繫，由戴笠派出軍統特務嚴家誥帶著電台常駐孫的司令部進行監視。我曾把這一情況，請示過恩來同志：如何對待他們？恩來同志指示：一定要跟他們來往，能打進去最好。……孫要錢、要東西，都通過戴，蔣介石深知孫殿英不好對付，只有用特務組織來控制他。」（13）

至於坊間傳聞甚廣的「乾隆九龍寶劍落入戴笠之手，戴笠墜機後在飛機殘骸中被發現」，也只是捕風捉影之詞。

其「風」「影」的源頭是軍統幹部沈醉為「文史資料」所撰寫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戴笠》。沈醉說，據他聽聞，當年戴笠從北平動身，「在抄查出漢奸的財物當中選出了一些精品帶在身邊」，飛機失事現場，發現「有一柄古劍，雖經烈火燒過，劍柄劍鞘都燒壞了，但劍光仍閃閃逼人，為不曾多見的寶物」。按沈醉的說法：1、「劍柄劍鞘都燒壞了」，本無法判斷這柄劍是不是所謂的「九龍寶劍」，甚至也無法判斷是不是「古劍」；2、這柄劍更有可能只是戴笠的隨身佩劍而已，沈醉自己就有過為戴笠準備配劍的經歷。（14）

沈醉這耳聞而來的寥寥數語，後來被演繹成了「馬漢三為九龍寶劍暗害戴笠」，自然更是荒誕不經。

圖：孫殿英

注釋

文強，《孫殿英投敵經過》，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22卷 第64輯》。同上。王任之，《孫殿英與抗日同盟軍》，收錄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6 抗日戰爭（上）》。李寶明，《「國家化」名義下的「私屬化」 蔣介石對國民革命軍的控制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P52-99。《東陵案軍法會審，將由各集團軍派員充審判官》，《申報》1928年9月10日。劉鳳翰、張力/訪問，《丁治磐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 ，2013，P33-36。《東陵文物一部交出》，《申報》1928年9月15日。《徐永昌回憶錄》，團結出版社，2014，P191。中原大戰期間，孫殿英仍有所反覆。蔣介石日記1929年12月10日記載：下午，得徐克成電，稱：「孫殿英在自由縣，截我洛陽部隊之歸路。」1930年8月21日又記載：孫殿英派員謁投誠，蔣評價「匪性反覆，姑試允之，以觀其後」。 盧艷香：《孫殿英屯墾青海事件之重考——以「蔣介石檔案」為中心》，《民國檔案》2013年第3期。（11）《困勉記》，1936年1月27日。（12）王文亮，《抗戰時期我黨對孫殿英的統戰工作》，王天中，《孫殿英與其冀察游擊司令部教導大隊》等。（13）靖任秋，《在華北敵後戰上》，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3輯 1981》。（14）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6卷 第2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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