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談談書的事

喜歡書的人，起初是見到喜歡的書，總要想辦法買下來。有些書買了很快就看完，有些書買了看了幾頁擱下來，從此不想再看下去。這樣，日子一久，存書多起來了，閑中翻翻這本，翻翻那本，慢慢覺得自己好像很有點學問，偶然口頭上說什麼「書到用時方恨少」，說什麼「百無一用是書生」，心中可真有點飄飄然。

後來，日子再久了，人事滄桑，住所變遷，難免要丟掉一些書，或者把書存放在旁的地方，從此拿不回來了，於是，心裡這就突然飄散幾縷閑愁，開始寫「我的藏書」一類的文章，酸溜溜數說自己生平丟過幾次書，從此不買書等等的話，覺得好像自己才配談買書、看書、藏書這些聽起來就夠雅的事情。其實，用到「藏書」這兩個字，的確已經很有點氣派。到了每本書都鈐上藏書圖章的時候，境界果然更高了。這時候，讀不讀這些藏書，恐怕也不太相干了。

私下想想，買書藏書，完全為了自己開心：花錢買自己喜歡的東西那種開心；燈下摩挲久覓方得的書那種開心。至於「腹有詩書氣自華」，無非是「書生的酸氣」；家裡滿天滿地的書，讓客人看了錯以為主人家有學問，那才是實話。賺大錢既不必讀破萬卷書，寫好文章，也犯不著猛抄別人書中的話，那麼，收藏圖書，跟收藏火柴盒其實一樣，說穿了沒什麼太大的道理。真想讀書，圖書館裡書很多，動用起來，想是不致教人感嘆「方恨少」了吧。偶見自稱「書痴」、「書呆」的人，以為死後兩袖清風，只剩半壁藏書傳給子孫，這種人除非生來獃痴，不然可真是今之古人，真是可敬。

十幾年前，我在一位老詩人家裡見到一方閑章，雕的是「偶得而存」四個字，鈐在他喜歡的字畫古籍碑帖上頭。過了不久，詩人去世了；再過了不久，我在香港半山舊書鋪里看到他的一兩幅字畫已經散出來了，當時想想，覺得他那個「偶」字用得再妥帖不過了。後來再想想，又覺得這種感覺其實大有問題。當年，魯迅給徐訏寫過「金家香弄千輪鳴，揚雄秋室無俗聲」的橫條；後來，國內編印魯迅墨跡，這幅字也收在集子里，只是本來的上款，竟給刪掉了。在這種情形下，則所謂「偶」字和「得」字，實在都成了罪過了。

買到一部新書，似乎說不上是「偶得」；在舊書鋪里揀出喜歡的書買了回去，這才允稱「偶得」。前者是花錢誰都買得到的，是理所當然的事；後者平添一份喜出望外的樂趣，彷彿也是閱世之一得。當然，有人專收初版書，專找作者簽名題款的書，那是藏書事業，不再是給自己尋開心的閑事了。案頭有一部美國人阿諾爾（William Hams Arnold） 1922年寫的《藏書談奇》（Venturesin Book Collecting），記他一生搜訪珍版古書的際遇，說來只好稱之為「奇」了。

我還有一本英國作家 J?Rogers Rees1886年寫的小書，題為《書蠹樂趣》（ThePleasures of A Book-worm），雜錄買舊書的事，間或穿插文人掌故一類的閑筆，很富人情味。這本書，讀來是比《藏書談奇》更有意思。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社，當年同時還出了其他幾本談書的書，開本裝潢一律，全是綠皮燙金字的毛邊書；其中有名的，有Wm?Davenport Adams的《書林僻徑》（By Ways inBook-land）和《書林漫步》（Rambles in Book-land），都是很討人喜歡的妙品。

《藏書談奇》的作者，本身是書商，經營新書業，可是性之所好，業餘大事搜訪珍版古書，見到稀世的珍版文學書，總要想辦法買下來。後來，他覺得，藏書要有分量、有貢獻，一定要專藏二三作家的著作和手稿才行。1901年，他把自己的藏書分兩批拍賣出去。這樣一解脫，他於是開始專攻田尼森和羅伯特?路易?史狄芬生了，尤以田尼森方面的收穫最豐，對搞田尼森作品版本校讎的學人，果然大有幫助。記得書中談到他買到一本田尼森詩作「The True and the False.Four Idylls of the King」試印本的事，說這個本子是1859年印出來的，始終沒有外傳，大概是供作者和印書人來回磋商推敲的校樣，其中也出現詩人刪改詩句的筆跡。

《藏書談奇》作者在英國一家舊書商的書目中見到有這個試印本，定價很賤，英國人沒注意到，他趕忙拍電報買了下來，不久書就寄到了。當時，英國一位研究田尼森的專家湯姆靳?懷斯正在著手編寫田尼森書目年表，《藏書談奇》作者給他寫信，並且自願把那個試印本再郵寄英國給這位專家參考。專家感其大度，兩個人從此成了忘年之交，專家後來還給這部《藏書談奇》寫序文。看這段掌故，不免想起胡適搜得《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之後，居然遲遲才影印讓同好參考，可見胡適到底是文人、是考據家，《藏書談奇》的作者則不是。套顏之推家訓一句話，這恐怕「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其實，《顏氏家訓》那句話整句是說：「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補治典籍，當然也是一門學問；英國業餘藏書家，不辭埋頭學習書籍裝訂裝幀的手藝，為的是要補治手頭的舊書殘卷，省一筆錢。此地目前還有幾位有名的老藝匠，補訂一本古籍，索價二十幾鎊錢，做出來的確古意盎然。

我有一本小書，叫《藏書消遣》（Book-Collecting as A Hobby），是繆爾（P.H.Muir）寫的，用書信體分章去寫，淺說下手藏書、鑒別初版、確定善本、評議價值，乃至刻書簡史等事情，其中自然也談到補治殘書的學問。不論18世紀的原裝包紙書套，小牛皮書殼，19世紀初葉的紙板書皮，以及1825年開始風行的布面裝訂書，補治的辦法都各有格局，不能胡來，否則貽笑方家。1970年，大英博物館出版布林德力茲（H.J.Plenderleich）的《皮面書籍保藏法》，也是很有價值的文獻。

舊書的補治收藏既然都要研究，收藏作家名人的筆跡文稿，尤其不可不慎重其事。今年仲夏，我偶然買到多蘿西婭?參渥德（Dorothea Charnwood）的初版簽名書，書名是《手稿墨跡的收藏和經營》（An Autograph Collection and the Making of It）。多蘿西婭系出名門，生平結識不少政要和騷人墨客。她從小喜歡收集名人筆跡，大詩人布朗寧對她說過：「將來有一天我會送你一樣大寶貝，送你我太太的一封簡訊。」可是，她十四歲那年，詩人死了；這本書里登出來的那封伊麗莎白?布朗寧的長信，還是她丈夫花四鎊錢買回來送給她的。她這本書，大抵分兩部分寫，先就收藏筆跡的方法和知識談起，然後再數說她寶箱里的珍品：上自伊麗莎白一世的簽名，下至名作家哥爾斯密領稿費的收據。看她經營這些墨寶，真是用心良苦。

寫《藏書談奇》和《手稿墨跡的收藏和經營》一類的事，最要緊的，想來是作者學問要博雜，還要懂得穿插一些文學史書上不多見的瑣碎掌故，讓人深一層去認識有關的人物，讀來才有趣味。從這一點看，阿諾爾略勝一籌，有點鄭西諦的味道。多蘿西婭則文筆啰唆，交待「人物」太過平板，結果既沒有學術論著那種嚴慎的筆路，也沒有札記隨筆應有的那股清絕雋永的風格。她藏有一封藍姆給洛艾德（Charles Lloyd）的信，信上有藍姆替洛艾德推敲詩句的話。可是，多蘿西婭對這兩個人的關係，似乎不太清楚，讀者於是對藍姆那封信的興趣就大減了。

後來，我翻看《書蠹樂趣》，作者提到他的書齋里，藍姆的書，是跟洛艾德的書擺在一起的，說他們兩人，跟詩人柯勒律治同時給1797年在布里斯托爾出的詩刊寫稿。這就稍具眉目了。接著，他還說了個故事：有一天，洛艾德在赫克斯頓一條小徑上，見到藍姆和瑪麗緩步而行，兩個人都在傷心飲泣；洛艾德趕上去一問，才知道藍姆正送瑪麗到精神病院去。作者在這種地方輕輕一點，人情味隨著浮了起來。文章可愛，這就是了。

談書的書，範圍說廣不廣，說窄不窄，不容易划出個界說來。從正經角度看，講版本學，講雕版印書史的書，是最基本的談書的書。毛春翔的《古書版本常談》，是個淺顯的例子。英國今年紀念五百年前雕版印書的開克斯頓（William Caxton），好幾位學者都出了專書，研究他的生平和印書發展史；如果不受財力限制的話，這些書都值得一備。

我手頭有兩本相當有趣的書，一本是在美國住了幾十年的德國人Hellmut Lehmann Haupt的《書的生命》（The Life of theBook），1957年出版；一本是法國歷史家LucienFebvre和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書的來臨》（The Coming of the Book），英國譯本今年出版。《書的生命》是一本少年讀物，用淺易的文字，解釋印書流源，從作家的原稿，談到出版業的制度和書肆的銷售情況，最後談舊書業的盛衰，以及私人藏書的甘苦。《書的來臨》，則縱論1450年到1800年印書事業對人類的影響，是一部很前進的書籍史話。書中講造紙，講雕版，講裝訂，講出版成本，講作家權利，講地理環境影響印書業，講斯拉夫國家及其他地區的印書事業，講禁書，講書籍左右語言文字的流向，作者始終抓住一個方向去寫，從人類思想行為的角度，去剖析書籍影響人類文明史的問題。這樣的書籍史話，到底比較沒有學究氣味。

幾百年來，中國書林中，一直有所謂「善本」、「俗本」、「劣本」的爭論問題，這裡頭，不免會牽涉到不少各朝代的社會問題，階級意識問題，甚至士大夫的心態問題。可是，我們始終還沒有一部從這個方向去批判版本學的論著。劉勰的《文心雕龍》，有元代一刻，明代弘治一刻，嘉靖三刻，萬曆一刻，其中「隱秀」一篇卻不見，明代錢允治得宋本，這才補足。如果我們好奇，就「隱秀」的脫漏，研究推論各朝代政治制度，與知識分子思想行為的關係的話，想來一定相當新鮮。

此間新舊書鋪，很少見到談書的書。有些書鋪為了乘機推銷，拿出一兩本書籍序文選錄、彌爾頓詩作校讀一類的書，令人想起毛晉的《汲古閣書跋》，或者張舜徽的《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實在不知道這類書到底可不可以歸入「談書的書」。我不用「書話」而用「談書的書」，原因是，「書話」好像只是輕淡些的談書的文字；研究開克斯頓出版物字體的著作，甚至孫殿起錄的《販書偶記》，雖然肯定是《談書的書》，卻不便通稱之為「書話」。

此間有一種叫《古書月評》的雜誌（Antiquarian Book Monthly Review），其中文章，大概要算是相當好的書話文章了。這個雜誌的撰稿人，學者、教授、書商、藏書家都有。諾門?韋伯斯特等經常寫的藏書雜錄，篇篇都是紮實的東西。最近幾期，《月評》上連載一位電腦專家撰寫的關於平版印刷術和彩色石印術的文章，不僅文章好，插圖也好。此外，每期的書評，書籍拍賣短訊，保爾?邁涅的書話（Book Chat），古書鋪書目集錦等，全都適合書淫的口味；即便是看看那些書會書鋪的廣告，也會有望梅之樂，說來實在很不爭氣。

「藏書印記社」舉辦第三屆藏書印記展覽會的時候，《古書月評》九月號登了一篇Brian North Lee的長文，題為「五十年來的藏書印記設計」（FiftyYears of Bookplate Design），介紹1925年到1975年幾位傑出的藏書印記設計家，所附的印記圖案，有的古樸，有的秀髮，有的雄渾，跟中國的金石藝術一樣有靈氣。

藏書印記，是貼在書上的藏書者的印記，這是西人的一種玩意兒，通常只是白底黑印，很少加彩色，也許是要顯得莊重的緣故。我在前文說過，書本上鈐上藏書圖章，藏書境界就見得高了，讀不讀這些書，也不太相干了。這篇談藏書印記文章的作者則說，藏書印記是一種「所有權」的標誌，老以為貼上這印記，書就不會讓人一借不還了。他還說，貼上印記，也可以表示藏書人對自己的藏書的敬愛之意。書上貼有印記，後世的人，就可以從而認出前代藏書人的姓名，也算是一種史料。印記設計得越精緻，越見得藏書人對自己的書的那份款款深情。這也是作者說的。這也可見，印記上的圖案，多多少少應該流露出藏書人的身份或者胸懷心思才行。

麥拉朗夫婦（McLarens）1932年聘人設計的藏書印記，最符合印記意義了。圖中拱門兩邊，是兩架子藏書，書架上各擺夫婦兩人的半身石像；拱門上又有小提琴和樂譜，一併表現麥拉朗夫人一生酷愛音樂，酷愛文學。麥拉朗本人當時是皇家園藝學會的會長，因此，拱門外隱隱約約是一處花園，樹影婆娑，還有水池一座。這樣的藏書印記，這樣的玩物，充分流露出書香子弟的閑情雅興，也自成一種貴族的萬千氣派。

另一方面說，這些東西，當然也有一定的藝術價值，稍微研究一下，恐怕也可以算是學問上的一格。當年魯迅編印《十竹齋箋譜》，用意許是如此。時代不同了；現代人寫信，不要說用花箋寫，就是用朱紅八行信箋落筆，可能也要遭到過於「濃妝」之譏。中國毛筆字之所以有人稱之為藝術，正是說明中國書法已經沒落；「藝術」云云，客套而已。回頭看看那本《手稿墨跡的收藏和經營》，裡頭影印的名人作家筆跡，的確都可觀。再看看今天英國人寫的字，寫得得體的，實在也不多見。喜歡逛舊書店，喜歡一點舊玩意兒，好像就是很落伍的怪癖了；看看這裡所談的談書的書，竟也大半是老書老調。這也沒什麼好談了：學問底子不好，只好先從牢靠些的舊東西下手，但求「偶得而存」的時候，不再飄飄然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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