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三個維度的實驗知識論研究

基於三個維度的實驗知識論研究

曹劍波

作者簡介：曹劍波，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廈門 361005

人大複印：《科學技術哲學》2018 年 02 期

原發期刊：《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7 年第 20176 期 第 112-121 頁

關鍵詞：實驗知識論/ 知識歸賦/ 案例/ 問卷調查/ 直覺/ 普通大眾/

摘要：實驗知識論是近10餘年來伴隨實驗哲學運動產生的一種新興的知識論。與傳統的分析知識論憑藉哲學家的直覺和思辨分析的方法來研究知識論問題不同，實驗知識論主要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檢測普通大眾對知識論問題的直覺，從而為解答知識論問題提供實證數據。實驗知識論極大地挑戰了傳統知識論的許多結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新主張：知識歸賦的實驗研究發現知識歸賦具有語境敏感性；確證理論的實驗研究為確證的內在主義提供了支持；懷疑主義的實驗研究挑戰了懷疑主義的重要性。

2001年溫伯格(Jonathan M.Weinberg)、尼科爾斯(Shaun Nichols)和施蒂希(Stephen P.Stich)發表的《規範性與認知直覺》一文，是知識論發展的里程碑，標誌著實驗知識論(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或X-epistemology)的誕生。該文一石激起千層浪，正如在《實驗哲學》封底評論中，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哲學系傑出教授、意識研究中心主任查默斯(David Chalmers)評價所說：「實驗哲學是近年來哲學上的最令人興奮和最有爭議的發展之一。」知識論學家們對新生的實驗知識論的合法性展開了激烈的論爭。他們對待實驗知識論的態度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是以索薩(Ernest Sosa)和路德維格(Kirk Ludwig)為代表的強烈反對者，對實驗方法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評，他們的批評集中在：質疑問卷過程中自我報告的可信性；質疑測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質疑抽樣、隨機分配問卷的恰當性；質疑研究報告的嚴謹性等。第二種是以席培爾(Joseph Shieber)和霍夫曼(Frank Hofmann)等為代表的溫和反對者，總體上同情實驗的方法，但主張研究知識論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傳統的分析方法。第三種是以諾布(Joshua Knobe)和尼科爾斯等為代表的溫和支持者，倡導把實驗方法看作「往哲學家的工具箱里添加另一種工具」，主張把實驗方法當作知識論研究的新方法。第四種是以納罕姆斯(Eddy Nahmias)和莫里斯(Stephen Morris)等為代表的強烈支持者，主張拋棄傳統知識論的研究方法，全面採用實驗方法從事知識論研究。

今天，實驗知識論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了知識論的一個新的分支。與以往的分析知識論不同，實驗知識論借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和認知科學的方法來為研究知識論問題提供實證數據，以此探求解答知識論難題的新途徑。「數據無理論則空，理論無數據則盲」，實驗知識論為分析知識論提供了方法上的補充，兩者相得益彰。實驗知識論的出現，是知識論研究方法的重大變革。雖然國外實驗知識論的研究時間很短，但發展迅猛，併產生了許多有趣而又重要的發現，國內研究也已成燎原之勢。實驗知識論極大地挑戰了傳統知識論的許多結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新發現。下面僅從知識歸賦的實驗研究、確證理論的實驗研究、懷疑主義的實驗研究來展現實驗知識論的成果。

一、知識歸賦的實驗研究

知識歸賦(knowledge attribution)指對一個命題是否為知識的判定。研究知識歸賦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一方面，無論是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還是蘇格拉底的「我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古今中外，對甄別「知」與「不知」的重視，都屬於知識歸賦。而且，「知識歸賦是否具有語境敏感性」這個問題，是當代知識論爭論最激烈、最長久的問題之一。另一方面，對他人是否有知作出判斷是十分重要的平常事。這是因為：只有當我們確信某人有某種知識，我們才會向他請教或跟他學習；只有當我們相信某人對某案件知情，我們才會把他當作證人；只有當我們能正確判斷犯錯者是否知道他所犯的錯，我們才能給他公正的譴責，對明知故犯者，要罪加一等。

在「A說：『S知道P』」中，「A」是作出斷言的人，稱為歸賦者(attributor)；「S」是被歸賦為有知識的人，稱為是主體；被歸賦的語句「P」是某個命題，稱為被歸賦者(attributee)。

實驗知識論中最活躍和最有爭論的問題是「知識歸賦是否具有語境敏感性」。此話題涉及不變主義與語境主義之爭，尤其是歸賦者語境主義與主體敏感的不變主義之爭。在此問題上的問卷調查研究，經歷了從質疑到實證的過程。

《當事情不太重要時，你知道更多嗎?》(11)《實踐利益、相關選擇項和知識歸賦：一個實驗的研究》(12)《周六知識沒有關閉：日常語言的研究》(13)和《風險對證據不重要的證據》(14)等，通過調查普通大眾對改寫的銀行案例或類似案例的回應，說明實驗沒有發現知識歸賦存在風險效應或凸顯效應。這些實驗似乎證明知識歸賦不受風險效應或凸顯效應的影響，似乎擊敗了歸賦者語境主義和主體敏感的不變主義，確證了經典不變主義。然而，這種想法太輕率了。肖弗(Jonathan Schaffer)和諾布指出，在已有研究銀行案例的知識歸賦實驗中，相對於歸賦者錯誤的凸顯性對知識歸賦沒有影響，原因在於已有的實驗研究沒有成功地控制對話語境，從而未能使銀行改變營業時間這種可能性成為相關對比項。已有的實驗只提到改變時間的可能性，而僅僅提到這種可能並不必然使它凸顯，尤其是當銀行突然改變營業時間這種可能看上去相當奇怪或不大可能時更是如此。因此，僅僅在場景中提到銀行改變營業時間的可能性就讓人們認為它是相關的，這是不太可能的。要使某種可能性凸顯出來並在知識歸賦中起作用必須以一種十分具體和生動的方式呈現出來。(15)皮尼洛斯(Nestor Pinillos)也指出，那些關注風險在知識歸賦中扮演的角色的研究並未確保受試者準確地把握了細節。具體地說，就是沒有確保受試者準確地把握了知道某物所需要證據的多少與出錯的代價之間的關係。(16)

有幾個實驗研究發現知識歸賦具有風險效應和凸顯效應，它們是：《知識、實驗和實踐利益》(17)《支持知識反理智主義的實驗證據》(18)《利益相關的不變主義的經驗測試》(19)《對比知識的調查》(20)《凸顯與認知自我中心主義：一種經驗的研究》(21)等。這些研究認為，以往沒有檢測出知識歸賦的風險效應的實驗存在四個方面的設計錯誤：錯誤的第三方提問方式；沒有測試正確的變數；有敘述者暗示的問題；存在抑制效應。

在《支持知識反理智主義的實驗證據》(22)中，皮尼洛斯和辛普森(Shawn Simpson)設計了多對高低風險的場景，受試者為在美國的土耳其工人。其中一對是硬幣案例，案例如下：

硬幣低風險案例：彼得是一位大學生，他參加了一場由當地銀行贊助的比賽。他的任務是數一個罐子里的硬幣。罐子里裝了134個硬幣。彼得錯誤地認為這次比賽的獎金是100美元。事實上，獎金只是2張這周末的電影票。由於彼得這周末要離開，因此彼得不會要它們。如果彼得沒有贏得這場比賽，對彼得來說也沒有什麼不好。在只數了一次後，彼得說這個罐子里有134個硬幣。一位也認為獎勵是100美元的彼得的朋友對他說：「即使罐子里硬幣事實上是134個，但由於你只數了一次，因此你不知道罐子里的硬幣是134個。你應該再數一次。」

硬幣高風險案例：彼得是一位大學生，他參加了一場由當地銀行贊助的比賽。他的任務是數一個罐子里的硬幣。罐子里裝了134個硬幣。彼得錯誤地認為這次比賽的獎金是100美元。事實上，獎金是10000美元，而且彼得真的需要這筆錢。彼得母親病了，而且負擔不起手術費，他可以用這筆錢支付救他母親的命的手術費。如果他不能贏得這場比賽，他的母親將會死掉，因此風險對彼得來說很高。在只數了一次後，彼得說這個罐子里有134個硬幣。一位也認為獎勵是100美元的彼得的朋友對他說：「即使罐子里硬幣事實上是134個，但由於你只數了一次，因此你不知道罐子里的硬幣是134個。你應該再數一次。」

做了幾道理解題後，受試者要回答一個6分制李克特量表(0～6，其中「6」表示「強烈同意」，「3」表示「中性」)：

除了給彼得建議他應該做什麼外，彼得的朋友還說，彼得不知道什麼。他說，因為彼得只數了一次硬幣，因此彼得不知道罐里有134個硬幣(即使最後證明罐子里確實是有134個硬幣)。我們對你的看法感興趣。在多大程度上，你同意這個主張：

「彼得知道這個罐里有134個硬幣。」

實驗結果發現，在硬幣案例中，知識歸賦的得分是，低風險為3.68，高風險為3.06，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實驗結果支持了知識歸賦的風險效應。皮尼洛斯和辛普森證明，受試者認為，沒有意識到自己處於高風險中的主體將比處於低風險中的主體會更多地檢查他們的信念。他們還報導說：(1)在主體間(between-subject)實驗中(即每個受試者只看一個版本的思想實驗)，受試者對風險的升降並不敏感，然而；(2)在主體內(within-subject)實驗中(即當每位受試者同時看到高低風險的場景)，受試者確實出現了風險敏感效應。這為反理智主義提供了證據。實驗發現，為了知道，與低風險相比，高風險的受試者需要更有力的證據(需要更多次地檢查他們的信念)。

亞歷山大(Joshua Alexander)等人(23)用傢具案例來做研究。

簡單的傢具案例：

普通大眾A(John A.Doe)在一個傢具店裡。他在正常照明條件下正在看一張鮮紅色的桌子。他相信這張桌子是紅色的。問：他知道這張桌子是紅色的嗎?

更詳細的傢具案例：

普通大眾B(John B.Doe)在一個傢具店裡。他在正常照明條件下正在看一張鮮紅色的桌子。他相信這張桌子是紅色的。然而，在紅色燈光下白色的桌子看起來也會是紅色的。他沒有檢查燈光是否正常，或者是否有一個紅色的聚光燈照在桌子上。問：他知道這張桌子是紅色的嗎?

受試者各收到一個案例，要求指出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普通大眾知道桌子是紅色的」。答案用6分制李克特量表(「1」表示「非常反對」，「6」表示「非常同意」)來評估。結果發現，受試者更願意在簡單案例中進行知識歸賦，在簡單案例中，平均得分為5.50；在更詳細的案例中得分為3.78，兩個案例的統計結果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實驗證明，凸顯性確實會影響知識歸賦。

知識歸賦除了風險效應和凸顯效應外，還有認知副作用效應、場景呈現效應和人口統計學變數效應。

二、確證理論的實驗研究

認知確證的內在主義與外在主義之爭源於知識論者在真溫案例(Truetemp Cases)和千里眼案例等案例上的直覺衝突。確證的因素是否全部內在於相信者的視野，是區分內在主義與外在主義確證理論的關鍵。真溫案例最初由雷爾(Keith Lehrer)提出，其表述為：

假設有一個人，我們稱他為真溫先生(Mr.Truetemp)。一名實驗外科醫生給他做了一個大腦手術。這位外科醫生髮明了一個由非常靈敏的溫度計和能產生思想的計算設備構成的小裝置。我們稱它為「溫度電腦(tempucomp)」。這個裝置被植入了真溫先生的頭部，其末端(不比針頭大)露在他的頭皮上難以被發現，它起到把關於溫度的信息傳遞到大腦計算系統中的感應器的作用。這個裝置不斷地向他的大腦發送信息，使他想到外在感應器記錄下來的溫度。假設這個溫度電腦很可靠，因此他關於溫度的看法是正確的。總之，這是一個可靠的信念形成過程。最後，設想他並不知道溫度電腦已經被植入他的大腦里了，他只是有點奇怪為什麼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溫度，而且他從未用溫度計來確定這些關於溫度的想法是否正確。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些想法，這是溫度電腦的另一個作用。現在他認為並且接受溫度是104華氏度。溫度真的是104華氏度。他知道溫度是104華氏度嗎?(24)

如果普通大眾普遍同意「真溫案例的主角沒有知識」，那麼外在主義顯然是錯誤的。思想實驗假設大眾會普遍同意，真實的情況會怎樣呢?在《規範性與認知直覺》一文中，溫伯格等人以羅格斯大學的本科生作受試者，用3個改寫版的真溫案例(即個人主義、較集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來做實驗，發現受試者的文化差異影響對真溫案例的判斷。個人主義的真溫案例為：

有一天，查爾斯突然被一塊掉下來的石頭砸中了，他的大腦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至於無論什麼時候估計他所在地的溫度時，他總是絕對正確的。查爾斯完全沒有意識到他的大腦已經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幾周後，這個變化的大腦使他認為他房間的溫度是71華氏度。事實上，他房間當時的溫度就是71華民度。查爾斯真的知道他房間的溫度是71華氏度，還是僅僅相信這一點?(25)

不可否認，查爾斯的信念由一種可靠的機制產生，然而，由於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可靠性，所以在知識論上這種可靠性是外在的。如果受試者不把知識歸於查爾斯，那麼，這就表明在確證理論上受試者更偏愛內在主義。幾乎所有知識論學者的思想實驗認為，由於確證是知識的必要條件，而像查爾斯這樣的主體並沒有確證他們的信念，因此像查爾斯這樣的真溫案例的主體沒有知識。溫伯格等人的調查研究也發現，兩組受試者都傾向於否認真溫案例的主體有知識，然而，與西方受試者相比，東亞受試者否認真溫案例的主體有知識的比例更大：68％的西方受試者否認查爾斯有知識，88％的東亞受試者否認查爾斯有知識。東亞受試者否認的比例比西方受試者要大，而且東亞人與西方人在這個案例中的反應有顯著的統計學差異。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表明，與西方人相比，東亞人更強調集體主義，更喜歡結合整體語境來認識對象。查爾斯的信念形成過程沒有被他所在社區中的其他人所共有，其認知狀況具有個體性。如果把個體性的認識過程改為較集體的認識過程，結果會怎樣呢?溫伯格等人為此設計了一個較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以此來驗證社會心理學的結論是否適合知識論。在個人主義的真溫案例中，給查爾斯新的感知能力的是掉下來的石頭；在較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中，給約翰新的感知能力的是一群由約翰所在社區的長者邀請來的善意的科學家。較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為：

有一天，約翰突然被所在社區的長者邀請來的一群善意的科學家敲昏了，他的大腦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至於無論什麼時候估計他所在地的溫度時，他總是絕對正確的。約翰完全沒有意識到他的大腦已經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幾周後，這個變化的大腦使他認為他房間的溫度是71華氏度。事實上，他房間當時的溫度就是71華氏度。約翰真的知道他的房間溫度是71華氏度，還是僅僅相信這一點?(26)

在較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中，邀請的善意的科學家是社區所認可的。這一因素的引進使問卷結果有了些變化：東亞人中有75％說，約翰僅僅相信而不是真的知道；同樣的回答西方人的比例為65％。

從個人主義的真溫案例到較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東亞人認為「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從12％增加到25％，其差別僅僅在於：與個人主義的案例相比，較集體主義的案例更具集體性。溫伯格等人因此猜想，調查結果的差異在於東亞人更強調集體主義。受較集體主義案例的鼓舞，溫伯格等人設計了一個更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在這個案例中，整個社區都有產生真信念的可靠機制。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為：

在一個孤島上，有個名叫法盧基的非常團結的大社區。有一天，一顆有輻射性的流星擊中了這個島，並對法盧基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改變了他們大腦的化學構成，以至他們無論什麼時候估計他們所在地的溫度時，他們總是絕對正確的。法盧基人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大腦已經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卡爾是法盧基社區的一個成員。在流星撞擊的幾周之後，當卡爾在海邊散步時，變化了的大腦使他認為他所在地方的溫度是71華氏度。除了這個結論外，他沒有其他理由認為當下的溫度是71華氏度。事實上，卡爾所在地的溫度當時正好是71華氏度。卡爾真的知道溫度是71華氏度，還是僅僅相信這一點?(27)

在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中，整個社區都擁有產生真信念的可靠機制。一個令人興奮的實驗結果出現了：32％的東亞人回答「真的知道」，這個比例要大於20％的西方人的回答，其結果與個人主義的真溫案例正好相反。

實驗結論可概括為：(1)在個人主義的真溫案例中，東亞人與西方人對主角是否真的知道的看法存在統計學的差異；在較集體主義案例中，差異減小了；在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中則反向了(參見下表(28))。

(2)從個人主義的真溫案例到較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再到集體主義的真溫案例，東亞人認為主角真的知道的比例依次為12％25％32％，這種變化趨勢，可以用「與西方人相比，東亞人更重集體主義」來解釋。

(3)在確證理論上，真溫案例的問卷調查結果大體證明，普通大眾更贊同內在主義。其結論與真溫案例的思想實驗相同。

三、懷疑主義案例的實驗研究

在當代西方知識論中，懷疑主義的經典論證是建立在缸中之腦案例(Brains-in-a-vat Cases)和斑馬案例(Zebra"s Cases)等之上。分析知識論學家大都贊同「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腦」、「我不知道這匹『斑馬』不是巧妙偽裝的騾子」。分析知識論學家假定普通大眾與他們一樣會持有這些觀點。然而，實驗哲學對懷疑主義案例的研究表明，普通大眾的文化背景、社會經濟地位、教育背景等等，會影響對懷疑主義案例的判斷，普通大眾的判斷具有多樣性。普通大眾對懷疑主義案例的多樣性看法，對懷疑主義問題在西方哲學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挑戰。下面先以斑馬案例為例加以說明。

由德雷茲克提出的「把騾子巧妙偽裝成斑馬」的來自偽造物假設的「斑馬案例」，是當代西方知識論中常常用來論證懷疑主義的思想實驗(29)。這個論證以斑馬案例直覺(即「我們不知道那隻動物不是巧妙偽裝成斑馬的騾子」)具有普遍性為基礎。來自斑馬案例的懷疑主義論證可以表述為：

：我們不知道那隻動物不是巧妙偽裝成斑馬的騾子。(斑馬案例直覺)

：如果我們不知道那隻動物不是巧妙偽裝成斑馬的騾子，那麼我們不知道那隻動物是斑馬。(閉合原則)

：我們不知道那隻動物是斑馬。

然而，在《規範性與認知直覺》中，溫伯格等人發現，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和不同的性別等，會影響斑馬案例的直覺。他們改寫的斑馬案例為：

有一天，邁克帶著他的兒子去動物園玩。當他們來到斑馬園時，邁克指著裡面的一隻動物對他兒子說：「那是一匹斑馬。」邁克說對了：它確實是一匹斑馬。然而，動物園所在社區的老人都知道，誘騙人們相信假東西的方式有很多。的確，這個動物園的管理員可能把騾子巧妙偽裝成斑馬，使人們在觀看它們時不能把它們區分開來。如果邁克認為是斑馬的那隻動物真的就是這樣一隻巧妙偽裝的騾子，那麼邁克仍然會認為它是一匹斑馬。邁克真的知道那隻動物是斑馬嗎，或者他只是相信這一點?(30)

實驗結果發現：與西方人只有31％認為邁克「真的知道」相比，南亞人有50％認為邁克「真的知道」，而且兩者存在顯著的跨文化差異。(31)

在另一個改寫版的斑馬案例中，溫伯格等人藉助社會心理學家用受教育的年齡來區分高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的標準，測試了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在懷疑主義直覺上的差異。案例如下：

帕特帶他的兒子去動物園玩。當他們來到斑馬園時，帕特指著裡面的一隻動物對他兒子說：「那是一匹斑馬」。帕特說對了：它確實是一匹斑馬。然而，由於帕特與斑馬之間有一段距離，帕特不能區分真斑馬與巧妙偽裝成看上去像是一匹斑馬的騾子。如果帕特認為是斑馬的那隻動物真的就是這樣一隻巧妙偽裝的騾子，那麼帕特仍然會認為它是一匹斑馬。帕特真的知道那隻動物是一匹斑馬嗎，或者他只是相信這一點?(32)

實驗結果發現，兩組受試者大都認為帕特「只是相信」，然而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受試者認為帕特真的知道的有11％，而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受試者則有33％認為帕特真的知道，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統計學差異。(33)

普特南的缸中之腦案例(34)引發了當代西方知識論對懷疑主義問題的持久論爭。缸中之腦案例假定我只不過是邪惡而又天才的科學家製作出來的缸中之腦，我們所有的實際經驗都是藉助超級自動機產生的電子脈衝。「我們能否知道我們不是缸中之腦?」或者「我們能否知道缸中之腦假設是錯誤的?」這是當代懷疑主義問題中的核心問題。對這個問題，懷疑主義者常常訴諸「我們不知道缸中之腦案例是錯誤的」這種懷疑主義直覺的普遍性，認為對知識有過反思的每個人(或者幾乎每個人)都會有這種直覺。主流知識論者在談論懷疑主義論證時，通常也肯定懷疑主義的這種直覺是普遍的。事實到底如何?在《元懷疑主義：在民族方法學中沉思》中，尼科爾斯等人用改寫版的缸中之腦案例作了調查。其案例為：

喬治和奧馬爾是室友，愛深夜進行哲學討論。一天晚上，奧馬爾爭辯說：「假設在將來，比如2300年，醫學和計算機科學能非常逼真地模擬真實世界，能培養出沒有身體的大腦，並用巧妙的方式把它聯接在一台超級計算機上，以致這個大腦完全有一個真人行走在現實世界中，並與他人交談的經驗。這個大腦相信它是現實的真人，然而，它錯了，它沒有實際的腿走路而且沒有與其他現實的人說話，它只不過陷入了一個虛擬世界中。請問：你如何能說現在真的不是2300年，而且你真的不是虛擬現實中的大腦?如果你是虛擬現實的大腦，那麼，任何東西看起來、摸起來完全與你現在看見和摸到的一樣!」

喬治沉思了一會兒說：「不過，你看，這是我的腿。」他指著他的腿說，「如果我是虛擬現實的大腦，那麼我不會有真實的腿，因為虛擬現實的大腦是沒有身體的。然而，只要看一下，我就知道我有腿。我一定是真人，而不是虛擬現實的大腦，因為只有真人才有真腿。所以，我仍會繼續相信，我不是虛擬現實的大腦。」

在當下實際真實的世界中，喬治和奧馬爾確實是真人，所以他們都不是虛擬現實的大腦，這表明喬治的信念是真的。然而，喬治知道他不是虛擬現實的大腦，還是他只是相信他不是虛擬現實的大腦?(35)

尼科爾斯等人發現，在15名已經上過3門以上哲學課的美國大學生受試者中，只有19％回答說，喬治真的知道他有腿而不是一個虛擬現實的大腦。與此不同，在48名只上過少於2門哲學課的受試者中，卻有55％的人回答說，喬治真的知道他有腿而不是一個虛擬現實的大腦。哲學教育程度不同的受試者之間的回答存在顯著的統計學差異，哲學教育較少的受試者更可能說喬治知道。(36)

普通大眾對懷疑主義案例的回答受文化背景、社會經濟地位和教育背景等影響，具有多樣性，不僅對懷疑主義直覺的可靠性提出了質疑，而且對懷疑主義問題在西方哲學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質疑。主流知識論學者通常認為，懷疑主義直覺具有普遍性。懷疑主義直覺的普遍性是懷疑主義成為「最可怕的敵人」，是「不可克服的」「無法反駁的」(37)的原因，是懷疑主義論證歷經數千年而具有持久的重要性的根基。實驗數據不僅挑戰主流知識論者的看法，而且由於多樣的「懷疑主義直覺」會支持邏輯上矛盾的命題，因此，懷疑主義直覺「不值得信任」(38)，應該被忽略。此外，如果懷疑主義的論證訴諸懷疑主義直覺，那麼，由於訴諸這些懷疑主義論證的直覺受文化背景、社會經濟地位和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響，因此都是地方性的，而非主流知識論學者所假設的是普遍的。由於懷疑主義要依賴具有地方性的直覺，其說服力也是地方性的，這對懷疑主義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39)或者「『自然的』或『直觀的』」(40)這類主張提出了重大挑戰。

以上僅從知識歸賦的實驗研究、確證理論的實驗研究、懷疑主義案例的實驗研究這三個維度介紹了實驗知識論最主要的成果。實驗知識論與傳統的分析知識論對待知識論問題採取不同的方案，前者憑藉直覺與思辨分析，後者依靠問卷調查。因此，實驗知識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新結論，我們可以樂觀地預測：在未來的若干年中，實驗知識論必將取得更大的成就；從長遠看，實驗方法在哲學中的運用也將越來越普遍和越來越尋常。

當然，這樣的斷言並不意味著每個哲學研究者都要親自去做這樣那樣的實驗，也不意味著探究所有的哲學問題都必須訴諸實驗，更不意味著要用實驗方法來取代思辨分析的方法。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在日後的哲學研究中，倘若涉及的問題與日常的直覺或經驗相關，研究者就不應該再無視由實驗哲學或有關科學所提供的經驗證據。

注釋：

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Joshua Knobe & Shan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7～46.

「X-知識論」即「未知知識論」，表示作為一種新的知識論其前景是未知的。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Ernest Sosa,Intuitions and Meaning Divergence,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23(4),2010,pp.419～426.

Kirk Ludwig,Intuitions and Relativity,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23(4),2010,pp.427～445.

Joseph Shieber,On the Nature of Thought Experiments and a Core Motivation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23(4),2010,pp.547～564.

Frank Hofmann,Intuitions,Concepts,and Imagination,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23(4),2010,pp.529～546.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0.

Eddy Nahmias,Stephen G.Morris,Thomas Nadelhoffer & Jason Turner,Is Incompatibilism Intuitive? in: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81～104.

Jesse J.Prinz,Empirical Philosophy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in: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05.

(11)Adam Feltz & Chris Zarpentine,Do You Know More When it Matters Les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23(5),2010,pp.683～706.

(12)Joshua May,Walter Sinnott-Armstrong,Jay G.Hull & Aaron Zimmerman,Practical Interests,Relevant Alternatives,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An Empirical Study,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Vol.1(2),2010,pp.265～273.

(13)Wesley Buckwalter,Knowledge Isn"t Closed on Saturday:A Study in Ordinary Language,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Vol,1,2010,pp.395～406.

(14)Mark Phelan,Evidence That Stakes Don"t Matter for Evidence,Philosophical Psychology,Vol.27(4),2014,pp.488～512.

(15)Jonathan Schaffer & Joshua Knobe,Contrastive Knowledge Surveyed,,Vol.46(4),2012,p.694.

(16)Nestor Pinillos,Knowledge,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Interests,in:Jessica Brown & Mikkel Gerken eds.,Knowledge Ascrip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92～219.

(17)Nestor Pinillos,Knowledge,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Interests,in:Jessica Brown & Mikkel Gerken(eds.),New Essays on Knowledge Ascrip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92～219.

(18)Nestor Pinillos & Shawn Simpson,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Support of Anti-Intellectualism About Knowledge,in:James R.Beebe 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Bloomsbury Academic,2014,pp.18～19.

(19)Chandra Sekhar Sripada & Jason Stanley,Empirical Tests of 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Episteme,Vol.9(1),2012,pp.3～26.

(20)Jonathan Schaffer & Joshua Knobe,Contrastive Knowledge Surveyed,,Vol.46(4),2012,pp.675～708.

(21)Joshua Alexander,Chad Gonnerman & John Waterman,Salience and Epistemie Egocentrism:An Empirical Study,in:James R.Beebe 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Bloomsbury Academic,2014,pp.97～118.

(22)Nestor Pinillos & Shawn Simpson,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Support of Anti-Intellectualism About Knowledge,in:James R.Beebe 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Bloomsbury Academic,2014,pp.18～19.

(23)Joshua Alexander,Chad Gonnerman & John Waterman,Salience and Epistemic Egocentrism:An Empirical Study,in:James R.Beebe 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Bloomsbury Academic,2014,pp.97～118.

(24)Keith Lehrer,Theory of Knowledge,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90,pp.163～164.

(25)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6.

(26)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7.

(27)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7～28.

(28)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7～29,pp.40～41.

(29)曹劍波：《知識與語境：當代西方知識論對懷疑主義難題的解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5、157～186頁。

(30)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e Intuitions,in: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2.

(31)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e Intuitions,in: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31～32.

(32)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3.

(33)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in: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3.

(34)Hilary Putnam,Brains in a Vat,in Keith DeRose & Ted A.Warfield eds.,Skepticism:A Contemporary Rea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7～42.

(35)Shaun Nichols,Stephen Stich & Jonathan M.Weinberg,MetaSkepticism:Meditations in Ethno-Methodology,in:Stephen Luper ed.,The Skeptics,Aldershot,England:Ashgate Publishing,2003,pp.241～242.

(36)Shaun Nichols,Stephen Stich & Jonathan M.Weinberg,MetaSkepticism:Meditations in Ethno-Methodology,in:Stephen Luper ed.,The Skeptics,Aldershot,England:Ashgate Publishing,2003,p.242.

(37)[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3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106頁。

(38)Shaun Nichols,Stephen Stich & Jonathan M.Weinberg,MetaSkepticism:Meditations in Ethno-Methodology,in:Stephen Luper ed.,The Skeptics,Aldershot,England:Ashgate Publishing,2003,p.228.

(39)Colin McGinn,Problems in Philosophy:The Limits of Inquiry,Oxford:Blackwell,1993,p.108.

(40)Michael Williams,Skepticism,in:John Greco & Ernst Sosa eds.,The Blackwell Guide to Epistemolog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9,p.38.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