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宗教與政權衝突，四個滅佛皇帝均遭到報應

在中國古代，政權與宗教組織之間的衝突，主要包括三武一宗滅佛、查禁白蓮教等民間宗教、清朝時期禁止基督教。這些事件說明，在中國，世俗權力高於神權，這也使中國宗教和政治的發展走上了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

佛教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傳入中國內地以來，曾幾度輝煌。最興盛的時候是在南北朝時期和中唐、晚唐時期。那時的僧尼、寺院遠遠多於現在，僧尼還享有很多特權。然而盛極必反，宗教也一樣，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反佛運動，其中有四次規模較大，史稱「三武一宗滅佛」。「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後周世宗柴榮。

北魏太武帝滅佛

北魏為了統一北方，鞏固在中原的地位，實行全民皆兵的政策。由於僧侶可以免除租稅、徭役，魏太武帝拓跋燾在太延四年（438年）下詔，凡是50歲以下僧侶一律還俗服兵役。太武帝還聽信宰相崔浩勸諫，改信寇謙之的五斗米道（道教派別），排斥佛教，並逐漸發展成為滅佛行動。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律禁止私養僧侶，並限期交出私匿的僧侶，若有隱瞞，誅滅全門。次年，胡人蓋吳在杏城（陝西黃陵）起義。七年，太武帝親自率兵鎮壓，在長安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僧侶與蓋吳通謀，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趁機勸帝滅佛，太武帝進一步推行嚴厲的滅佛政策：誅殺長安僧侶，焚毀天下一切經像。北魏境內寺院塔廟無一倖免。廢佛後六年，太武帝被宦官宗愛所殺，新皇帝文成帝下詔復興佛教。

北周武帝滅佛

北周時期，佛教很盛行，道教也迅速發展。其時「緇衣（指僧尼）之眾，參半於平俗；黃服（指道士）之徒，數過於正戶。」這麼多的不向政府納稅服役而占 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對於國小民寡的北周來說，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損失。寺院、道觀地主不但在經濟上與官府、世俗地主發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與恪守儒家學說的士大夫發生矛盾，佛、道之間也為了各自利益和地位而發生衝突。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術，勵精圖治。周武帝兩次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討論儒佛道三教的優劣。意在壓低佛教地位，定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但均遭反對未能付諸實現。

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辯論，準備罷斥佛教，由於道教的迷信方術和教義的虛妄，經高僧道安、智炫等人揭發，已經徹底暴露，因此，周武帝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僧尼）道士，並令還民。」詔令發布之後，立即實施。「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藍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建德六年（577年）滅北齊後，周武帝決定在原齊國境內滅佛，寺院等「還准毀之」，整個中國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絕了。

不久周武帝病死。不到三年，楊堅（隋朝開國皇帝）殺死周靜帝自立為皇帝，北周亡國。

唐武宗滅佛

唐武宗信奉道教，會昌二年（842年），唐武宗詔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為徹底滅佛作好準備。同年四月，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全面毀佛運動。僧尼不論有牒或無牒，皆令還俗；除少數在長安的寺院外，全國所有寺廟全部摧毀，寺廟所有的田地被沒收為國有；所有廢寺的銅像、鐘磬悉交鹽鐵使銷熔鑄錢，鐵交本州鑄為農具。八月，下詔宣布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同時還「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以使「不雜中華之風」。 滅佛不久，唐武宗即因服丹藥而死。

後周世宗滅佛

中國佛教史上第四次法難是在唐武宗滅佛之後一百多年發生的，即五代十國時期後周世宗柴榮在顯德二年（955年）的滅佛。周世宗這位五代十國時期較有作為的君主所推行的滅佛之舉，出發點仍是貫徹以儒教為主的統治，加強國家的賦稅兵役來源，以求改變社會上寺僧過多過濫的狀況。

從現有的資料上記載，周世宗此次滅佛，並沒有大量屠殺僧尼、焚毀佛經，而是帶有一種整頓佛教的性質，還保留著很多寺院與僧尼。但由於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已經走向勉強維持階段，經過這一個打擊之後，就更顯得蕭條衰落了。在這一背景之下，儒佛道三教之爭，已不像過去那麼尖銳與明顯。

相傳周世宗下詔毀壞佛像時，鎮州（今河北正定）有一尊銅製觀世音菩薩極為靈驗，因此無人敢去毀損。周世宗乃親自前往該寺，用斧頭砍毀菩薩胸部。顯德六年，周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發癰疽而身亡。

在中國古代，三武一宗滅佛，雖然使得佛教幾經摧殘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思想已深植社會民心，普受大眾肯定與歡迎，因此，在遭受重重打擊之後，卻始終屹立不搖，並很快復興。歷史就是這麼巧合，滅佛後皇帝很快就走向了末路，或者被政變虐殺（如北魏太武帝），或者很快病故（如北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滅佛後朝代就很快走向衰亡（如北周、唐朝、後周），雖然最直接導致這個結果的是其他歷史事件，不過這確實讓當時的人更加相信佛教宣揚的因果報應。

查禁民間宗教

中國民間宗教古已有之，如漢末五斗米道、太平道，北魏大乘教，宋代明教等。但民間宗教形成較大規模、呈現活躍態勢是從宋元白蓮教開始的。在中國歷史上，白蓮教作為一種宗教概念，其包括的內容很廣，甚至被認為是一千多年來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各種「異端」、「左道」、「邪教」的總括。據說，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於「邪教」，深知民間宗教對統治秩序為害之烈，所以立政之初，便以嚴刑峻法治之。《大明律》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焚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清律基本繼承明律，以民間宗教的打擊惟恐不力。《大清律例》中載有專門懲處「邪教」和會黨的條文。

清朝禁止基督教

同為外來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國的命運無法與佛教相比。明清兩代，基督教與中國政府間的關係衝突大於和諧。基督教之在中國遭禁，首由康熙帝提出，此後被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等四代皇帝所繼承並強化，成為鴉片戰爭前清王朝的一項基本國策。

引發這一國策的重要事件是著名的「禮儀之爭」。「禮儀之爭」始於明末清初，圍繞著中國信徒是否堅持敬天、祭祖、祭孔等問題而展開。羅馬教皇要求中國教徒完全服從天主教禮儀，康熙為此而怒，認為禁之可也。敬拜祖先對中國而言是社會秩序的根本大事，在「禮儀之爭」中，羅馬教皇禁止中國信徒敬拜祖先，實際上等於強迫中國天主教徒停止做中國人。

禁教也與天主教可能參與清朝的政治鬥爭有關。由於天主教徒參與皇位繼承之爭，令雍正帝仇視教會，認為他們對維持和平與秩序構成潛在威脅，甚至把天主教徒和白蓮教徒歸為同類。乾隆帝在位時，曾懷疑天主教徒與回民串通一起，參與回民起義，稱其教為「邪說」，並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一場查拿西洋傳教士及國內天主教信徒的活動；嘉慶一朝禁止基督教活動達到頂點。類似事件時有發生，天主教被進一步稱為「邪教」，天主教徒甚至被稱為「匪」了。

天主教思想對清朝正統觀念構成衝擊也是禁教的一個重要原因。雍正帝在談禁止天主教的理由時，曾經說過：「先皇讓爾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損聖譽。朕豈能容許這些有損於先皇聲譽的教堂存在？豈能幫助爾等引入那種譴責中國教義之教義？豈能像他人一樣將此種教義等以推廣？……儒教則與爾等的教相去甚遠。須知爾等所具有的好的東西，中國人的身上也都具有。」乾隆帝厲行禁教，也是考慮到天主教「煽惑愚民」，有害於「世道人心」這一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

18世紀西歐國際秩序向東方的蔓延、侵蝕、膨脹和擴張已指向亞洲最後一個獨立大國——中國，清朝皇帝開始感受到空前嚴重的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危機，意識到天主教所代表的西方勢力逐漸成為清朝的威脅力量。

最早把遙遠的歐洲國家視為中國最危險的潛在對手的是康熙帝。康熙帝曾鄭重告誡重臣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這種預言性的警告實則基於對西方殖民強國的深刻認識和對國內政治形勢的不安。雍正帝厲行禁教，他曾坦率地向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白晉（Joachim Bouvet）、戴進賢（Ignatius Koegler）等供奉內廷的西洋傳教士說：「你們要讓所有的中國人都皈依基督教，這是你們教會要求的，朕對此深為了解。但這將使我們的前途如何呢？真的如此，朕等將為你們國王的臣民。作為基督教徒，你們只會承認你們自己。當成千上萬隻洋船紛至沓來，就可能出亂子。」

這種對西方人深深的戒備心理，是夷夏之辨理念的深度發展。雍正帝將天主教認作外來政治力量，教民是教皇政治力量的一部分，而整個天主教會又與西方國家聯繫在一起的；該教在中國存在，只能使臣民與皇帝，與國家離心離德，所以禁止天主教。這種看法也代表了當時朝野士大夫的認識，對後世亦有深遠影響。如果出錯請刪除該模組，重新點擊就會恢復原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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