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錢穆先生在抗戰前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師，同時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兼課，七七事變後隨三校西遷，成為西南聯大教師。錢穆先生在北大和西南聯大歷史系講授的是「中國通史」，他蟄居昆明東郊宜良山中「岩泉寺」，撰寫《國史大綱》，出版後引起爭相閱讀，多為學界稱道。

其實，錢穆與西南聯大的關係並沒有持續整個全面抗戰八年，在抗戰勝利之後，錢穆沒有隨校複員回歸北平，而是結束了他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履歷，走了一條淡出和疏離學術重鎮的道路。

這裡就《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相關記載，結合錢穆《師友雜憶》，看看聯大時期的錢穆。

錢穆先生

請假

鄭天挺日記中，提及錢穆的地方有38年8次，39年4次，40年2次，43年1次，45年一次，共16處。除了38年作為同事間教學與讀書交往的記載外，有四次涉及比較實際性事件的，就是請假與續聘之事。

1939年9月6日、11日，兩處提到當年錢穆南歸蘇州度暑假後，開學時欲請假一年，留在南方。6日，鄭天挺記到：「昨晚得賓四書，欲請假一年。」「急作書，勸其即來。」而且，「今日孟真亦有信往」應該也是勸錢先生來校。11日，「詣雷伯倫，告以賓四下年請假事。」估計是請雷海宗安排或代上通史課。

1940年12月，提到湯用彤建議以祝賀胡適五十壽辰為名，「北大文科研究所基金設專任導師，凡不願任課之學者，如寅恪、賓四、覺明諸公，皆延主指導。」

從這件事情上看，錢穆的請假，給聯大歷史系的教學是帶來一時緊急的。而當時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和文科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也是誠意邀請和挽留他的。

及至一年後的1940年秋季開學，事實上，錢穆也沒有回西南聯大。而在1940年的12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在考慮導師時，還在請陳寅恪、錢穆、向達等不願在聯大任課的幾位老師為「主指導」。

日記記事簡略，那麼，錢穆為什麼1939年9月至1940年9月要向聯大請假呢？又為何不願再在聯大任課呢？

錢穆《師友雜憶》記載的情況是：

1、1939年暑假，《國史大綱》完稿，到香港商務印書館王雲五處交稿，此時商務由上海遷到香港，但印刷仍在上海。聯繫出版付印事宜，因為重慶政府的審查制度，耽擱半年之久，才印出。

2、1937年冬，隨北大南遷經長沙及蒙自、昆明等地，家人則仍住北平。兩年後，也即1939年暑假，妻兒才離開北平南下，回到蘇州，租住耦園，並接無錫老家的婆婆來蘇州同住。錢穆此時才得以與家人團聚於蘇州。

3、1939年暑假，錢穆回蘇州前，顧頡剛來訪，談到顧商得哈佛燕京學社款項，新設立流亡成都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所長，邀錢穆同往共事。錢穆說：正好原北大歷史系來聯大的同學，已經全部畢業。便答應了顧頡剛之請，當時說好，秋天以後即去成都。

所以說，即使不出於書稿與家事，錢穆於1939年秋後也是計划去成都而不是回昆明的。由於書稿與家事，他在蘇州停留了一年，此時，算是向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請假，有薪水，在家編《齊魯學報》，往上海接洽出版。自己一年間完成《史記地名考》，以作為對新成立的國學研究所的學術貢獻。

可見，不願聯大講課，而安靜讀寫，應該是他的內心追求。對於這兩年的安靜讀寫，他有一段話如下，稱是自己「人生最難獲得之兩年」：

「余先一年完成《國史大綱》，此一年又完成此書（指《史記地名考》），兩年內得成兩書，皆得擇地之助。可以終年閉門，絕不與外界人士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勝，增我情趣，又可樂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蘇州有園林之勝，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樂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餘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也。」（《師友雜憶》）

蘇州耦園

學者的追求

1937年至1945年，進入全民抗戰時期，錢穆在聯大，對於抗戰與為學持什麼態度呢？這裡舉一兩個例子來看看。

一個例子是：

《師友雜憶》記載，1938年在長沙臨時大學南嶽文學院時，有兩個學生中斷學業赴延安，大家集會歡送。學生邀請馮友蘭與錢穆到歡送會演講。「芝生先發言，對兩學生倍加讚許。余繼之，力勸在校諸生須安心讀書。……謂青年為國家棟樑，乃指此後言，非指當前言。」錢穆認為青年為國家棟樑，是未來式，而不是當前讀書時。當前應以自己努力讀書、能求上進，以專業成才，日後為國家建設有所貢獻才是。歡送會散去，馮至錢宿舍，二教授仍為之爭辯。

馮友蘭此後，仍然以新寫成的《新理學》初稿，向錢穆徵求意見。錢穆也確實認真讀稿，給予意見：1、在中國，理學家論理氣與心性並行，你的書只論理氣，不及心性，應該增加論心性。2、中國沒有宗教，但關於「鬼神」之論很多，朱熹論鬼神頗有新創，應該增加一章「論鬼神」。3、第一章應改為緒論。後來，馮友蘭告訴錢穆說：接受意見，增加了論鬼神，改第一章為緒論，而心性論則沒有增加。再後來，馮友蘭在一次中國哲學演講中，說到：鬼者歸也，屬於過去；神者申也，屬於未來。錢先生治史，鬼學也；我治哲學，神學也。錢穆回憶錄感嘆說：「芝生雖從余言增鬼神一章，而對余余憾猶在，故當面揶揄如此。」

錢穆先生

另一個例子是：

西南聯大文學院1938年3月由長沙南嶽遷至雲南蒙自（距離昆明260公里），不久之後的1938年暑假，就遷到昆明聯大本部。錢先生嫌昆明交接頻繁，不能得暇落筆撰寫正在進行中的《國史大綱》。經友人推薦，覓得宜良山水佳境岩泉下寺中，正好有一處縣長的別墅空置著，就將之租下來，開始了獨自一人蟄居宜良山中的生活。

一周七天，他三天在聯大上課，四天蟄伏埋首著述。他記錄到：每周四上午出發，先從山寺中到宜良火車站，在咖啡店小坐，中午十二點上火車，經數十個山洞，下午五點到昆明，課在晚上七點，下火車後直接坐人力車往教室，途中買蛋糕，在人力車上充饑。課程聽者踴躍，至九點，學生相伴到城裡進餐。餐後返回聯大宿舍，已經深夜。周五周六再上課，仍然是晚上上課，白天則補讀在山中看不到的一周的報紙，或與同學昆明附近游山。周日返回宜良。接下來四天，就在山中閉門寫書，有「四天半不出一語者」往往是常態。當時租定這個宜良別墅時，湯用彤、賀麟一起去看，住了一夜，說：此處真僻靜，遊人所不到，明天我們兩個去後，你一人獨居，能耐此寂寞否？賓四說：「正好一心寫書，寂寞不耐亦得耐，願盡一年，寫成此書，無他慮。」果然實現。

從這裡，看到賓四先生性格堅毅卓絕如此，追求學術，能坐、愛坐、主動要坐冷板凳的選擇。

不意形成對比的是，《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1938年3月30日：

「自移居校中，終日棲棲遑遑，未讀一書，未辦一事。翻檢涉獵，不足稱讀書也。工匠市儈之周旋，起居飲食之籌計，不足稱辦事也。常此以往，真成志氣消沉之人矣。」（45頁）

雖是鄭先生自謙自勵之語，也確實反映了聯大百事待舉，鄭先生為之艱難忙碌的情形。及至1945-1946年，抗戰是勝利了，而從這一年多日記中看到，作為聯大總務長且教育部平津區教育複員輔導委員會委員的鄭天挺先生，更是忙碌，幾乎每日都是從「入校治事」開始，人事變動、校址確定等等大小一切事務，都需要鄭先生為之萬分忙碌。鄭先生的克己奉公，舍己奉獻，於此可見。

1938年，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合影，前排左起鄭天挺、姚從吾、錢穆。

續聘

1940年暑假，錢賓四先生結束蘇州休假後，就先後在成都齊魯大學、華西大學、雲南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校授課或兼職。期間，錢穆在聯大是否任教、任導師或研究員，不是十分清楚。這在《鄭天挺日記》有一條記載：1943年6月25日：「對於賓四，謂能回，自甚好，而不能不先準備通史人才。」

到1945年抗戰勝利，1946年北大復校，對於原來老北大的教授，即使沒有在昆明的，也考慮發聘書，使其恢復北大教職。而錢穆沒有接到北大的聘書。鄭天挺日記相關記載有：

1945年8月27日：談復校計劃，決分系開具，並提出幾點意見：一、不稱職教授不必仍請還北平；二、教授薪額不必按年資；三、教授聘請應有委員會審查。

1945年8月31日，應該是已經確定不聘錢穆，為此，有一些教授，包括總務長鄭天挺應該都是表示遺憾而想挽回的。日記中留有一封書信，是姚從吾（時為北大歷史系主任）寫給鄭天挺的。開頭即書：

「關於賓四兄事，錫予先生曾有以下意見：賓四與北大關係甚深。他的意見我們並不完全贊同，但賓四先生究為好學深思的學者，我們自應請他回來。弟的意見：孟真兄是我們系的領袖，應當把一切話都向他說明白，期更圓滿。……」（1090頁）

從這兩則日記看，錢穆的未被聘用，應該是不符合第三點——委員會審查出了問題，而傅斯年正是需要說服而未能說服的人。當然，最終還是未達到鄭天挺、湯用彤、姚從吾等人所期待的「圓滿」，錢穆沒有回北大。

對於未被續聘，錢賓四先生自己的記載，是這樣的：

「抗戰勝利，昆明盛呼北大復校，……國事蜩螗，方興未艾。余昔年在北平，日常杜門，除講堂外，師生甚少接觸。除西安事變一次以外，凡屬時局國事之種種集會與講演，余皆謝不往。每念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但自抗戰軍興，余對是舉國是亦屢有評論，刊載於報章雜誌。學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視余。幸余離昆明赴成都，得少人事糾紛。倘再返北平。遇國共雙方有爭議，學校師生有風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則必盡日陷於人事中。於時局國事固絲毫無補，而於一己志業則虧損實大。因此自戒，此下暫時絕不赴京滬平津四處各學校，而擇一僻遠地，猶得閉門埋首，溫其素習，以靜待國事之漸定。」（《師友雜憶》）

這是一個自覺與主動疏離中心的選擇。1946年秋，錢賓四先生受聘私立昆明五華書院。一年後，回到故鄉，在私立無錫江南大學任教，直至1949年離開內地去香港。

文末，感謝鄭先生家屬應允，感謝南開大學與中華書局聯合整理，使《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得以出版面世，這真是嘉惠學林、啟迪學術的大好事。

最後的國學大師——錢穆

「為錢家保留讀書種子」

「東南財富地，江浙文人藪」，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寧願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無錫盪口鎮果育學校，是辛亥革命前無錫開風氣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學校。學校師資力量極佳，既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宿儒，又有從海外學成歸來具有新思想的學人。當時教體操的老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於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系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藉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學堂。學校首任舍監為人和藹友善，對學生循循善導，深受大家的喜歡。後來換了新的舍監陳士辛，教學生修身課，與學生相處不好。錢穆所在的四年級在年終大考前，全年級集體提議，請求校方對明年的課程作些改動，要求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課等。學生公推錢穆等五人為代表與校長商談，又以集體退學相要挾，結果均為校方拒絕。錢穆作為學生代表，性格倔強，於是拒考，填退學書，自動退學。

在這次學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錢穆外，還有兩位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另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名鼎鼎的劉半農；還有兩位分別是校長的三弟以及比錢穆低兩個年級的瞿秋白。

錢穆因鬧學潮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於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這位年幼倔強、聰敏伶俐的學生很欣賞的，他推薦錢穆到南京鐘英中學就讀。

顧頡剛慧眼薦才

世事多變，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輟學了。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並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紮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後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

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五四」前後，諸子研究蔚然成風。錢穆早年步入學術之門，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迹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稱其「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後未見此等著作」。顧頡剛則稱讚其「作得非常精鍊，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當時年長錢穆一歲的顧頡剛，已是中國學術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雖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系年》稿後，對他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讚賞，並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系講師。

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非常有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紮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後，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辭職南歸了。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

錢穆終於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立相薦，這與文學院長鬍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北大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大學，是錢穆心中長久嚮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北大讀書為憾，此次能到北大執教，自然樂於接受。

「北胡南錢」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有兩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啟超，一位就是胡適。錢穆在蘇州時，就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於胡氏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繫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贊錢說，彼此爭論不斷。有一次，贊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胡適「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後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裡，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台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說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徵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分道揚鑣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全面侵華。八九月間，日軍進佔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陳寅恪等人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

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他的《國史大綱》新義迭出，創見尤多，被定為全國大學用書而一紙風行。所以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

抗戰勝利後，北大的復校工作開始緊張進行。南京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當時胡適遠在美國未歸，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複員和北遷事宜。當時舊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請返回北平，而錢穆卻沒有得到邀請。

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之一。他曾留學歐洲，被譽為史料學派的舵手，主張殷墟發掘，倡導「史學便是史料學」而名著當時。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早年作為考據名家，被傅斯年視為史料考證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來問學，保持著不錯的關係。但是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後，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系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面批判。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復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錢穆的見解與史料考據派的觀點並非絕對對立，兩種現象是可以互為補充的。然而，二人終於未能成為真正的「同志」。至此，錢穆告別了北大，與傅斯年分道揚鑣了。

由於錢穆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他。他往返於昆明、無錫之間，在幾個大學講學著述；1949年，他託言春假旅行，不攜書稿，隻身南下廣州；秋季，又隨廣州華僑大學一同移遷香港。入港後，憑著自己幾十年從事教育的經驗，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創辦了新亞書院。錢穆講學六十餘年，其中最艱苦，最忙碌，也最顯其精神的一段，就是在港辦學時期。但錢穆辦學不僅成績卓著，為港台培養了大批學術人才，而且學問也不斷精進，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

十六年後，在新亞書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時，錢穆卻決定引退了。1965年6月，他正式卸去了書院院長職務。1967年起定居台灣。

1990年8月30日，他在台北寓所無疾而終，平靜安詳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一刻。一代大師隱入歷史，享年96歲。（作者：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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