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那些事
對於所有的大國而言，澳大利亞都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存在。反之，就澳大利亞本身而言，同樣難以擺脫此種遙遠感的困擾。其最緊密的政治盟友（美國）遠在12000公里之外，最主要的經濟夥伴（中國）也遠在8000公里之外。這個獨特性早在殖民地時代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很長一段時間內，澳大利亞是大英帝國的流放地，相當於傳統中國的五嶺之南，或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其地位遠不及印度、新加坡、馬來和埃及。
英國派往澳大利亞的第一支殖民艦隊的航跡
獨特的地理位置，獨佔一塊大陸的優越條件，又賦予了澳大利亞極大的發展潛力。隨著大英帝國的沒落，從一戰到冷戰的持久衝突，航海、航空技術的發展變化，澳大利亞的戰略地位也急劇發生著變化，並日趨與我國的發展產生密切的互動。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澳大利亞國家戰略的實質和變遷，卻長期沒有引起國人足夠的關注。下面就讓我們一起超越空間的阻隔，一探這個遙遠國度的國家戰略。
大英帝國的沒落，使澳大利亞一步步的實現了由殖民地到自治領再到獨立國家的和平轉變。從一戰到二戰再到冷戰的持久衝突，則為其周邊釋放出了大片的權力真空，等待它去填補。
1901年，澳大利亞由殖民地變身自治領，雖然還沒有享受完整主權，卻已經開始自主、積極的參與全球政治，並因為過於自主而與大英帝國之間產生裂痕。
1901年，澳大利亞第一屆自治領議會開幕
造成裂痕的關鍵首要來自空間和位置。澳大利亞與英倫三島的距離實在過於遙遠，倫敦人眼中更像戰略末梢的「遠東」，對澳大利亞人而言卻是禍福與共的「近北」。一戰中，由於戰場主要在歐洲，日、俄、美、英又同處一個陣營，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澳、英之間的戰略及利益分歧。
一戰爆發前夕，澳大利亞的表態極其熱烈，其總理在1914年7月31日的演講稱：「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澳大利亞都是帝國的一部分。只要英國參戰，澳大利亞就參戰。」甚至連反對黨領袖也宣稱將領導澳大利亞為帝國的命運而戰，直到「最後一個人和最後一先令」。要到一戰結束後，澳大利亞才亮出底牌。由於休斯的堅持，澳大利亞雖以英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巴黎和會，卻處處爭取自身的利益，而無論這個利益和大英帝國整體戰略有無扣合。其追求的目標主要有二，其一是謀求對赤道以南某些德國佔領的太平洋島嶼的管轄權，從而擴張澳大利亞的勢力範圍；其二是反對日本將種族平等的內容寫進國聯憲章，從而阻止別用有心的日本移民蜂擁入地廣人稀的澳洲。為了震懾美國國內的理想主義者的介入，休斯甚至放言：「如果美國支持日本的要求，我將親赴美國西海岸，去喚起美國民眾對不加限制的東方移民政策後果的意識。」他還威脅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宣稱自己代表6萬陣亡的澳軍士兵，如果英國支持該議案被通過，澳大利亞將立即退出巴黎和會。
出席巴黎和會的澳大利亞代表團
最終，休斯獲得了勝利，得到了部分德佔島嶼，也阻止了日本的移民計劃，卻間接激化了日本與英美的矛盾。而這種矛盾中無疑潛藏著澳大利亞的新機會。
一戰結束後，日本、德國、義大利相繼走向挑戰大英帝國霸權的道路。迫使領地遍全球的英國平衡不同地區的力量分配。對大英帝國而言，本土安全無疑是最重要的，所以，如何面對一個再度崛起的德國，是一切問題的核心。接著才是維持海外領地的安全。從資源上講，最重要的是馬來的橡膠、中東的石油和印度的多種農商資源。從交通安全上講，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紅海、好望角的通航至關重要。換言之，未來的帝國戰略將是絕對的先歐後亞。對日本，能忍讓閃避則忍讓閃避，不能忍讓閃避則推卸責任，如無法推卸責任，便立足馬六甲海峽進行東西軸線的對抗，必要時可以放棄海峽及以東地區，甚至可以放棄海峽以西的緬甸，而僅確保印度大陸的安全。無論如何，絕不與日本在香港-菲律賓-印尼群島-澳洲的南北軸線上展開對抗。
在這個戰略格局下，澳大利亞顯然連一個戰略支點都算不上，因為它實在是太過遙遠，過度偏離了主戰場。姑且不論日本的後勤保障和人力資源能將戰線推展多遠，假如日本向南一路推進到澳大利亞內陸，大英帝國的首腦們真的就可以以手加額、高枕無憂了。
二戰中太平洋上的戰區劃分
二戰爆發前，英國想方設法的擠壓澳大利亞的資源，使之貢獻於新加坡的要塞化進程。後者也盡量滿足了帝國的需求，因為如能在新加坡一線阻止日軍的前進，自然確保了澳大利亞的安全。但實戰證明，盟軍嚴重低估了日軍的戰鬥力。新加坡陷落後，英國立即展示了其戰略底牌：以印度為中心進行戰略收縮，海上力量更是一度遠遁東非。澳大利亞則直接暴露在日軍的刺刀下，更像一個轉移日軍注意力的誘餌。
雖然很多澳大利亞人對此怨恨不已。但澳大利亞的高層政要卻並非全無心理準備。1939年4月26日，澳大利亞的新總理羅伯特·孟席斯爵士（Sir Robert Menzies）在廣播講話中就已經認識到：「在太平洋上，我們正面對重要的責任與風險。儘管我們與大英帝國之間關於歐陸事務的交流是密切的，實話實說，我們仍依賴她的知識並深受其決定的影響。但在太平洋事務上卻並非如此。英國稱之為遠東的地方卻是我們的近北。」所以，澳大利亞在新加坡失守後，才不顧英國的整體戰略安排，強行將原擬從北非戰場調往緬甸的兩個澳大利亞師要回本土作戰。
澳大利亞戰時內閣會議
前排左三為羅伯特·孟席斯
與此同時，澳美關係的重要性開始迅速超越澳英關係。雖然美國和英國一樣奉行先歐後亞的戰略次序，但在馬六甲海峽以東、印尼群島以北的地區，美國奉行的是遠比英國積極的戰略行動。在美國眼中，澳大利亞是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關鍵性地緣支點，更是北上反擊日本帝國的重要基地與得力盟友。
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的對日戰略已非常明確，就是打造一個A（美國）B（不列顛）C（中國）D（荷蘭）包圍圈。但事實卻是，荷蘭的力量太弱，而澳大利亞與英國又遠非表面上看上去那樣鐵板一塊。於是，D率先因日本的凌厲攻勢出局，B則隨之分裂為B和A，形成了新的ABCA對日包圍網。
ABCA包圍圈在荷蘭被踢出局後變成了ABCA包圍圈
於是，美澳在二戰中進行了緊密的合作。澳大利亞的外交和海軍，也因之更加具有獨立性。
但是，若說澳大利亞不過就此藉機轉換了門庭，由英國的跟班變成了美國的副官，就不免低估了澳大利亞的戰略企圖。澳大利亞已經看到了英國沒落的趨勢，也預感到了二戰後的形勢巨變。澳大利亞雖然藉助美國在二戰中謀獨立，當戰爭即將結束時，澳大利亞恰恰又要藉助英國這個沒落中的故主來平衡美國的影響。
1944年7月，孟席斯的繼任者，約翰·庫爾汀（John Curtin）知照丘吉爾，表達了澳大利亞對英國海上力量重返太平洋的殷切希望和熱烈擁戴。二戰結束11年後的1956年，澳大利亞海軍參謀部還不忘致信英國海軍總參謀長蒙巴頓勛爵：「我們無意於成為美國人，但國內普遍堅信從美國獲得武器裝備是明智的，這是因為在未來的戰爭中，我們必然只能通過美國的援助才能在太平洋上生存下來，這並不使我們對帝國的忠誠稍減。」換言之，澳大利亞這個時期的國家戰略，其實是竭力在英美之間左右逢源，通過讓英美互相制衡，從而為澳大利亞換取更大的戰略活動空間。
六十年代裝備澳軍的美製珀斯級驅逐艦
這是澳大利亞第一批現代化導彈驅逐艦
但是，僅僅十年之後，大英帝國就徹底蛻化成了北約的一顆螺絲釘。七十年代蘇聯海軍出現於印度洋上，掀起了南半球的新狂飆。而美國則先是忙於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圍堵蘇東集團，繼而又陷入越戰的泥淖。在這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中，澳大利亞終於徹底成為了一個獨立國家，並開始在美國的推動下，填補英國在遠東和印度洋上留下的戰略空間。對澳大利亞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極佳的利好機會。澳大利亞的軍政精英也躍躍欲試。
但是，瞄著這一利好的絕非澳大利亞一家。同樣是從英帝國中脫胎的印度，也已摩拳擦掌。而且，印度不僅要把印度洋變成印度的洋，還要不斷插手馬六甲海峽以東的事務。
印度海軍「塔卡什」號護衛艦與美軍「羅斯福」號航母
在太平洋海域進行聯合演練
蘇聯解體後，美國開始面臨極其複雜難解的國際格局。隨著主要對手的模糊化，美國最害怕的其實是錯殺「好人」，或與太強的「壞人」正面衝突，讓那些更狡猾的旁觀者們卞莊刺虎。美國的解決方法是讓每一個有可能取得美國霸權的國家都面臨更複雜的戰略態勢。
所以，美國強化美日澳三邊合作，又鼓勵印度從向東望轉為向東進。同時，默許印尼、日本拿中國威脅論忽悠澳大利亞、推中澳撞車。同時，又默許中澳的經濟合作逐年攀升，甚至美國也要添柴加火，形成了橫跨太平洋的中美澳國際經濟鐵三角。
這就使得澳大利亞的戰略環境變的日趨複雜，抉擇也日趨艱難，行動自如遲緩。最近，隨著特朗普在國際經濟領域展現對華強硬立場，澳大利亞自如也要跟進表態。但究竟中澳、中美澳、中美日澳、中日澳、中印澳、印日澳……等等關係如何交叉影響，遠未到撥雲見日之時。但也正是這個時候，才是大國外交縱橫捭闔，折衝樽俎、決勝千里的時刻，也是真正的英雄豪傑建功立業、留名青史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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